【劳动经济学】退休行为的粘性：美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效果
简介
文章应用大规模劳动力市场数据，研究美国劳动者的养老金申请和退休时间选择是如何对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做出反应的。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FRA）从65岁调整为66岁后，申请养老金年龄的峰值随着FRA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实际退出劳动力市场年龄的峰值在65岁显示出持续的“粘性”。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美国劳动者对延退政策调整的反应和雇主的影响有关，劳动者退休与否很大程度是劳动力需求方（雇主）决定的。
01 研究背景
1935年《社会保障法》规定，65岁为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年龄，称为全额退休年龄（Full Retirement Age, FRA）。1956年、1961年的《社会保障法修正案》规定62岁为领取养老金的最早年龄（Early Eligibility Age, EEA），领取年龄越早，每月养老金越少。
考虑到平均预期寿命提高、以及养老金财政压力，1983年的修正案逐步提高全额退休年龄（FRA）：1937年或此前出生的人（文章称之为“改革前”出生组）的全额退休年龄为65岁；1938年至1942年的每个出生组（文章称之为“改革中”），每年退休年龄延后2个月；1943-1954年出生组（文章称之为“改革后”）的FRA为66岁；此后从1955年-1960年出生组，每年增加2个月，直到达到67岁。
02 数据
使用来自美国社会保障总署（SSA）的持续工作史样本（Continuous Work History Sample, CWHS）的数据。数据覆盖了全国10%的人口，提供了精确的出生死亡日期、个体申请养老金的月份、每月养老金支付信息、劳动者年收入等数据。此外，为研究退休行为粘性背后的原因，还补充了一些其他数据集。
文章对于退休的定义是在本期有劳动收入，但在下一期没有收入，则视为退休。
研究样本选取1935到1945年之间出生的群体，是因为这同时覆盖了FRA改革开始之前，改革进程中，和改革后三个阶段。且要求样本在60岁之前至少有10年的收入，以满足领取养老金的要求。主要样本汇总后发现，改革前的出生组（1935-1937年出生），改革中的出生组（1938-1942）、改革后的出生组（1943-1945），三组在性别、种族、有收入的年数和平均年收入方面的特征类似。
03 实证研究
01
1）养老金申请行为
之前很多文献已经指出，65岁申请养老金在经济上是最合算的，现实中也看到多数人会选择在最低领取年龄62岁，或者在FRA年龄65岁申请领养老金。退休年龄延迟后，则66岁申请养老金是最合算的。本文的数据与此一致，养老金申请行为对FRA推迟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如图1-A所示，第一个申请高峰在62岁可以提前退休的时候出现，而第二个高峰则出现了改革后（1943-1945）群体申请养老金的峰值明显从65到66岁推迟的现象。图1-B将1938-1948分阶段改革的群体细化研究，发现第二个峰值出现的时间推迟的程度与各群体FRA改革的进度一致。考虑了性别、收入水平的不同，发现上述结论依然稳健。
2）退休行为
文章接下来研究了FRA的提高对于退休选择的影响。如图2-A所示，分析发现FRA改革后，确实出现了劳动者退休时间延后的现象，表现在选择在62岁提前退休的比例下降。但是，旧的FRA退休高峰期（65岁）在改革后持续存在，改革后并没有推迟到66岁，呈现出很强的“粘性”。图2-B使用了细化到月的退休年龄，考虑了群体间收入、性别的异质性，结果都显示65退休高峰具有很强的粘性。
02
文章利用了改革中对于出生在1938-1942年的劳动者，每晚出生一年（以1月2日作为分界点），FRA就会向后推迟2个月这一变化。选择1月2日作为断点，比较具有相似特征、实际年龄近似但面临不同养老金领取年份政策冲击的个人，有利于做因果识别。对于i个体，文章主要的实证模型为：
DOB表示 i 个体的出生日期到1月2日的天数（生日-1月2日）。1{DOBi>0} 表示 i 个体出生日期是否晚于1月2日，是则该处理状态为1。所关心的变量是 β，该系数捕捉了FRA推迟2个月对劳动者申请养老金或退休时间选择的因果影响。
如表1面板A所示，推迟FRA显著延后了养老金申请的时间，2个月的推迟导致劳动者申请养老金的时间平均增加0.84个月（0.07×12）。当把样本的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到FRA附近的月份时，断点前后的差距更加明显。
接着文章研究了对退休时间的影响。如面板B所示，FRA推迟2个月，并不会在统计意义上显著改变劳动者在65岁或者66岁的劳动收入。这意味着FRA推迟不会导致劳动者退休时间的改变，这佐证了上文分析中退休行为的“粘性”。
04 潜在机制
文章发现了相较于养老金申请行为，劳动者的退休选择具有更大的“粘性”。作者试图解释为什么面对全额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推迟，养老金申请行为和退休选择之间的反应存在差异。文章认为为使FRA的提高导致退休年龄的提高，劳动者首先要被告知并理解FRA的提高。然后，劳动者会基于个人和家庭因素、医疗保险计划、雇主效应等因素，权衡继续工作到新的FRA年龄的好处是否超过了工作时间更长的不利因素。
1）不是因为不了解政策
由于FRA增加的计划是来源于1983年的修正案，这比受影响的人群的退休年龄提前了几十年，此后的大量宣传工作也能够佐证劳动者对于FRA延迟的了解。FRA开始推迟的1938年和1948年的退休高峰都持续在65岁。如果存在因为信息不了解的问题，那么推进了10年后高峰将会发生改变。因此，信息不了解不能够解释退休行为的粘性。
2）个人和家庭因素不是主要因素
受到SSA数据的限制，文章在这一因素上着墨不多。主要分析是否存在追求配偶同时退休的情况。因为女性配偶平均比男性配偶更年轻，所以可能更倾向于不延迟到新FRA年龄退休，而是提前和丈夫同时退休。但在改革后的群体中，男女的退休峰值同时持续存在在65岁，这表明夫妻共同退休决定不是主要因素。
3）医疗保险计划也不能解释
尽管FRA增加了，但是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计划的年龄保持不变。如果许多老年劳动者继续工作主要是为了工作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那么即使FRA增加，也会选择在65岁退休（因为65岁之后可以享受Medicare）。为检验该机制，将雇主福利计划是否涵盖退休人员等作为变量进行回归。发现退休人员的福利计划与劳动者的退休行为或申请养老金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这表明医疗保险计划也不是解释退休“粘性”的好解释。
4）雇主方面的因素是劳动者退休行为不随延迟退休年龄而改变的原因
结合前人的研究，文章认为雇主效应（例如，企业年金、个人储蓄账户、企业中退休年龄的惯例等）是导致退休行为产生“粘性”的潜在渠道。文章将企业方面的因素作为一个综合效应，未具体考察是哪种企业层面因素在发挥作用，用劳动者在不同工作雇主间的跳槽来描述雇主影响的改变。回归方程如下：
被解释变量来自FRA改革后的出生组中的个体 i，且他在50-60岁之间从原雇主 o 跳槽到了新雇主 d（以捕捉在涉及养老金的关键年龄之前的工作雇主变动）。被解释变量Y研究某一行为（退休或者申请养老金）。StayerPred表示改革前出生组中一直留在 d 雇主的劳动者该行为的平均值，用以捕捉新雇主中劳动者的退休惯例的影响。StayerDeltad 表示一直留在 d 雇主的劳动者改革前后该行为的平均变化值，捕捉延退政策在新雇主中的平均影响。
表2面板B显示了回归的结果。列（1）、（3）、（5）、（7）中，设定ω=α0以控制原雇主的固定效应。列（2）、（4）、（6）、（8）中，设定ω = α + β × StayerPreo + γ × StayerDeltao，这样能够给出原雇主改革前后的变化作为基准。
文章发现，跳槽目的地雇主中平均养老金申请时间、退休时间，和跳槽劳动者自身申请时间、退休时间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例如列（5）、（6），劳动者跳槽到的雇主在65岁平均退休的比例越高，劳动者自己选择在65岁退休的概率就越高。这意味着一个雇主所表现出的“粘性”越高，雇主中的劳动者就更有可能表现出“粘性”。因此，雇主效应在影响退休决定方面有着潜在的重要作用。
05 总结
*文章来源：劳动经济学与社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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