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金融工具性质上介于传统的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之间的互联网金融缺乏成熟的救助手段，风险往往难以控制。

对于债务融资这一传统的信贷业务，资金提供方银行不仅要求借款方进行资产抵押，而且需要实力雄厚声誉卓越的关联公司提供担保。在监管上，除了要求各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提供准备金防范未来可能的风险，而且在市场中逐步形成各类对口的资产管理公司，帮助银行处理呆坏账。经过上述救助手段，债务融资面临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

而对于权益融资，尽管没有抵押和担保，而且上市公司经常威胁，“除非董事会做出承诺，否则发放股利不是公司的一项义务”，但由于股东集体享有所有者权益的法律保护以及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其他基本的公司治理制度，股东成为公司治理的权威，对重大事项以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最后裁决。股东可以通过更换不称职的经理人等公司治理机制确保“按时收回投资，并取得合理的回报”（哈佛教授Shleifer语）。

如果把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实现融资的金融工具描述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五彩世界，我们看到，其中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是作为组成上述五彩颜色的基色的白色和黑色。而互联网金融在金融工具性质上则介于传统的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这两种基色之间。它一方面不再具有传统债务融资十分苛刻的抵押担保和成熟的监管，另一方面并没有像权益融资一样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通过必要的治理机制来维护其投资者权益。既没有传统债务融资抵押担保的隐性保证，又缺乏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确保投资者权益的制度安排，介于二者之间的互联网金融的风险之高可以想象。很多人把“互联网金融”和“非法集资诈骗”联系在一起，甚至有“做得好是互联网金融，做得不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说法。我们看到，互联网金融与非法集资诈骗边界的模糊恰恰是由互联网金融自身金融工具属性所面临的极高风险决定的。

其次，互联网金融对债务人和P2P平台道德风险行为约束很大程度来源于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形成的声誉机制，然而目前不成熟的网络环境和微不足道的社会惩罚成本使得互联网金融最重要的一道门槛形同虚设。

互联网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债务人的道德风险；理论上，互联网技术实现的大数据使得一个存在赖债不还行为的债务人不仅难以再获得原来平台的贷款，甚至从此很难获得其他任何平台的贷款。然而，由于信息披露的不全面，大量平台没有实现数据的接入和公开，导致声誉信息不够完整，平台不仅无法通过自身拒绝借新款等途径来惩罚这些违约的债务人，更无法通过使其他平台拒绝提供贷款对其进行“集体惩罚”。上述声誉机制的缺失和集体惩罚机制的无效加剧了失信的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倾向。

其二，互联网金融风险直接来自P2P平台本身。债务人的道德风险倾向，再加上市场中存在着多家评级信息差距较大、指标不健全、机制不透明的第三方网站，平台主动终止业务、退出市场、甚至恶意欺诈的事情时有发生。按照相关媒体统计，截至2018年10月末，全国累计停业以及问题平台的数量已经多达5190，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给行业的发展蒙上了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