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裴长洪
李杨杨
中国人民银行
从业人员
李杨杨|发布一篇文章——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裴长洪
中国开放型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
裴长洪
内容提要：怎样遵循“七一讲话”精神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当前学科建设中面临的重大任务；在开放型经济领域，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科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两重性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理论依据，它在列宁时期的苏联和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建设中得到实践运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关于时代特征与主题的新判断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开拓了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践中提出的基本政治经济学问题可以归结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条件下，如何处理国内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如何处理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国内外上层建筑的关系与矛盾。习近平关于世界百年大变局、国内国际双循环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开放发展新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中的最新成果。
关键词：“七一讲话” 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称“七一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怎样遵循“七一讲话”精神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是当前学科建设中面临的重大任务；在开放型经济领域，如何构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学科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可见，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实际上马克思在解剖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程中，涵盖了许多经济领域的现象和活动，例如货币金融以及作为国家经济职能的税收和财政，因此经济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理论基础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与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一样，没有纯而又纯的理论，用习近平的话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性、原则性问题；用毛泽东的话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它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秘密，从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一是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客观规律；二是分析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三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可以分为以学术范式呈现的学理逻辑和以价值观导向呈现的立场逻辑，前者着重于分析矛盾运动的现象关联，后者则揭示矛盾运动的本质。资产阶级学者只推演学理逻辑，往往是为了掩盖真正的立场逻辑，而显示纯粹的学术色彩。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叙事方法，是这二者的有机统一，也是他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区别。马克思的立场逻辑代表当时全世界无产者的利益诉求。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因此，在分析不同时代的国内外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的基础上，不断地回答不同时代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一、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分析的基本原理
“七一讲话”要求我们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因此首先必须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也就是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在各个学科领域的基本观点，如果不认真地追本溯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跨越民族国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无论是中国古代中原封建王朝与域外的通商活动，还是15世纪欧洲人发起的殖民掠夺与通商混为一体的冒险活动，都不是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欧洲资本主义初期对世界地理的发现以及东西方航线的探知，固然为现代国际贸易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准备，但这远远是不够的。推动现代国际贸易活动走上世界经济史舞台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机器大工业生产。马克思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恩格斯也说：“海上贸易的繁荣、银行业的繁荣，都依赖于工业的繁荣。”大机器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大规模商品生产取代了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盈利性生产取代了简单商品流通，以及以物易物的生产。大机器工业还推动了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革命，这是现代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形成的第二个重要物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所有重要经济现象的基本方法论，这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分水岭。国际贸易问题研究很早就进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的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国际贸易理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思想源头。罗宾逊夫人等曾提出：“政治经济学借以获得发展的头一个问题是国际贸易。”“重商学派是随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海外贸易的增长而一同兴旺起来的”。但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包括后来衍化成为独立学科的国际经济学，都把国际贸易现象看作是自然发生的。
贸易为什么发生？这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本源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二章《论分工的起源》中说，以物易物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交换倾向。例如邻居的产品比自己的便宜，就不必自己生产，可以向邻人购买，由家庭推及国家莫不如此。也就是说分工源于天性，互相交换的规律是自然的，也是永恒的。李嘉图原本无意解释国际交换现象，他只是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七章中的一个小脚注中提出了一个极为抽象的分工交换公式，即两个生产者、生产两种相同的产品，甲的两种产品的生产效率均高于乙，只是两种产品之间效率高的程度有差别，于是产生分工和交换，这样彼此获利。他接着说，“由于使各国都生产与其位置、气候和其他自然或人为的便利条件相适应的商品，并以之与其他国家的商品相交换，因而使我们的享受得到增进”，而且“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在李嘉图的描绘中，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是一幅多么自然与和谐的过程，各民族结合的文明世界是各得其所、相互获利的伊甸园。李嘉图无意插柳之说却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既热烈又长远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多数人盛赞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原理是经济学中最深刻最卓越的研究成果。按此理论，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是导致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乃至交换的基础，而该差别来自地理位置、气候以及其他自然或人为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都与生产关系无关，与资产阶级创造世界市场的手段和历史进程无关，因此它们也是自然和永恒的。
马克思批判了这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的国际贸易活动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范围扩张相联系的，“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而且这个过程并非自然的、不仅仅是自然条件或某些人为条件的过程，更不完全是你情我愿的甜蜜过程。马克思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所谓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在马克思看来决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是资产阶级在建立世界市场过程中创造的事物。在马克思揭露现代国际贸易活动的本质和真相的年代，英国和法国均已经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建立起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而该政权也动员起本国全部的社会力量为资产阶级在全世界扩张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医疗和舆论等各方面的支持，世界市场和海外扩张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任务，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国际价值由劳动决定，还是由供求决定？这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另一基本问题。资产阶级学者关于国际交换价值的理论基本上是立足于供求关系基础上的国际价格论，它否定价值的客观存在和劳动本质。其基本逻辑是：当供求达到平衡时，出现均衡价格或自然价格，市场价格围绕它而随供求关系上下波动，当全部供求关系达到均衡时，市场全部出清。国际均衡价格论最早始于约翰·穆勒(John S.Mill)所著《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编第十八章《论国际价值》中提出的，其基本观点就是，国际价值是由“相互需求法则”或“国际需求均等法则”决定的。为了把这个理论披上精密化的科学外衣，马歇尔利用需求弹性、资本与劳动相互需求的实物交换等概念，将相互需求理论绘制成几何曲线，称之为“提供曲线”。从供给方面的解释在很长一个时期成为西方理论的主要脉络。之后，美籍经济学家里昂惕夫（Wassily W.Leontief）把前人提出的消费无差异曲线扩展为反映一国消费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从需求方面来解释即使两国的生产可能性完全相同，只要其社会消费偏好不同，两国仍然能够发生贸易，并通过供求曲线的平衡点找到均衡价格。由此形成了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解释国际价值的不同理论流派。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世纪5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米德（James E.Meade）对两个流派的分析视角进行了综合和总结，出版了《国际贸易几何学》，提出了“贸易无差异曲线”。历时百年时间，西方经济学家孜孜不倦地修补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国际价值理论，并不断重复至今，从而雄居西方国际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这种只研究现象、不研究本质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的错误，他说：“你们如果以为劳动和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就完全错了。……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马克思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始终坚持认为国际价值仍然是由世界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一直是价值和国际价值的本质。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章中阐述了“国际价值”概念，并分析了这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他认为，仅仅从各国工资的差异情况来看，可以发现各国的“中位劳动强度”是不同的，按照强弱可以排成一个阶梯，最后可以用“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来衡量和定义国际价值的内在关系。这实际上是马克思的国内交换活动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价格是商品价值的外在表现的论断在国际交换领域的延伸。两者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同样，国际交换价格围绕国际价值上下波动，汇率则是两国交易货币的比率。价格与价值上下波动、既背离又趋近的现象，是一种矛盾的统一，这正是经济规律作用的表现。
国际价值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时间。“例如棉花的价值尺度不是由英国的劳动小时，而是由世界市场上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但各国国民的劳动强度是不同的，各国的中等劳动强度可以组成一个阶梯。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国际价值量在其实现过程中，与劳动、货币表现的关系还有着以下的重要特征：
首先它与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成正比。在国内市场上，“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价值量运动的规律在国际交换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就一定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量而言，“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在这里，国际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劳动强度）成正比。一个国家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愈多，国民劳动强度和效率愈高，它所创造的国际价值量也就愈多。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直至今天，对外贸易扩张和世界市场扩大的基本动力。其次国际价值量与劳动力价格（工资）成正比关系。在技术水平高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国家，同一劳动时间形成的国际价值量较多，衡量单位商品的货币的相对价值较小，因而以货币表现的劳动力价格（工资）较高；反之则相反。再次是，国际价值量同各国单位商品相对价值量成反比。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产生不同的国际价值量，劳动生产率高的国家，其生产的国际价值量多，但单位商品所包含的相对价值量却较小，单位商品价格高于价值的空间比较大。这使发达国家的价格水平往往高于欠发达国家，也使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不断面临提升的压力。
由于国际价值规律在其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个国家一个工作日可能与另一个国家三个工作日交换的现象，按照国际价值规律，等价交换与平等交换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量相同的劳动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劳动时间相同的劳动量，即等价未必等劳。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国家间的劳动生产率基本相同，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的商品量和创造的国际价值量基本相等，这才能实现等价交换和平等交换的统一。而在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的两国贸易，即便按照国际价值规律实行的等价交换，但仍然是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富有的国家可以用少量劳动量换取贫穷国家较多的劳动量，落后国家即使得到利润，但总是吃亏。在各国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具有差异的条件下，国际贸易是不可能实现劳动的平等交换，所谓“自由贸易”也只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标签。“自由贸易”的结果，总是使一方获利更多，正如马克思所说：“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开展国际贸易，双方都获利，但一方利多，一方利少，这是总的格局，但使自己吃亏少一些，利益多一些，这是落后国家可以争取的回旋空间。
即便在今天，由国际价值规律决定的国际利益分配规律仍然在起作用。总体上看，劳动生产率愈高、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愈大，受惠程度就愈高。这就是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自由贸易中平等交换的努力方向。中国处在现实的世界市场中，只能按照国际商业规则的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遵从国际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不以垄断价格方式违背国际价值规律的商业道德。同时，一方面在国内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从而实现与发达国家的平等交换；另一方面，在国外通过经济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进步，使之也缩小国际价值量与国内价值量之间的差异，从而促进它们与发达国家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平等交换。
19世纪末期之后，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世界市场规律发生了很大变化。列宁把垄断资本主义称作帝国主义阶段，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论》）一书中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定义和五个基本特征。关于世界市场，他指出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列宁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国度不同，马克思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先进的资本主义英国，他所分析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是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列宁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他在分析了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的经济特征后，不仅看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世界性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且他还看到了更错综复杂的国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他看到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而后两种矛盾要比第一种矛盾更尖锐、更突出，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在这三种矛盾交织迸发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取得一个国家的首先胜利。这既是列宁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也是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诉求。《帝国主义论》之所以继《资本论》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其思想和灵魂就在这里，但列宁超越马克思的是，他把无产阶级的愿望和口号转化为胜利的实践行动。
二、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践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分水岭，而且也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对外关系的基本思想方法，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引用列宁的话说，辩证法认为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还指出，“两重性，任何事物都有，而且永远有，当然总是以不同的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部，既存在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属性，也存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属性，深刻认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功能的对立统一和两重性，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基本理论依据。
利用世界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当然是为了提高资本报酬，但同时也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世界市场之所以配置全球资源，首先是因为在世界市场日益扩展的情况下，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或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和消费的世界性特征日益明显，世界市场支配着全球生产以及生产资源的流向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
其次，大量商品进入国际流通领域，使货物价格出现“趋同性”、统一性，出现了国际商品行市现象，这成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杠杆，从而为世界市场配置全球资源提供了基本条件。
第三，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世界工业产品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了变化，它在促进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也塑造了发达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的垂直分工关系。由于世界市场配置全球资源，世界消费的变化也引起了世界生产结构的变化。在世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广大不发达国家通过与发达国家的投资和贸易关系，日益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它们与发达国家形成垂直型分工关系，它们向主要发达国家输出农业初级产品和矿物，从主要发达国家进口各类制成品和钢铁、石油及其制品，从而形成了全球垂直型的国际分工。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国际分工不仅在发达国家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展开，而且也在发达国家之间展开，从而形成了水平型分工。国际分工在世界的广泛展开，无疑提高了资本和资源配置的效率。
第四，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形成了国际市场中心化和世界货物定价中心化，不仅初步奠定了世界经济秩序的基础，而且增强了世界市场机制的功能，使资源配置范围和效率都达到新水平。1570年伦敦就出现了皇家交易所，后来它分解为几个专业交易所，到19世纪这些交易所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同的国际交易中心。伦敦波罗的海交易所几经变化，衍生出的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altic Dry Index)，直到今天这个指数依然在世界航运业、国际交易活动中发挥重要影响，而且是企业和经济研究者观察国际贸易发展趋势的先行指标之一。
国际贸易的发展既意味着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意味着对国内国外剥削的扩大和加深，但同时它又有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促进贸易双方都产生经济福利的另一面。马克思1848年所作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阐述了国际贸易的两重性原理，指出，从短期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但从长期看，“生产资本愈增殖，它就必然更加盲目地为市场生产，生产愈益超过了消费，……危机的发生也就愈益频繁而且愈益猛烈。”结论是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至于国际贸易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循环和扩大的作用，对于国民福祉的改善，马克思也有很多论述：“如果某个国家闭关自守，那么，它的剩余产品就只能以这一剩余产品的既有的实物形式消费掉。在这个国家中，剩余产品可以交换的范围就会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数量的限制。这种限制通过对外贸易才能消除。……对外贸易可以增加某个国家的剩余产品能转化的形式和能用来消费掉的形式。”
国际贸易的发展不仅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而且还创造了世界性的人类生产文明，例如国际市场交易手段、商业规则与文明的创造与完善，这也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
首先是推进了国际交易支付体系的统一性。自从1821年英国实行了金本位制以后，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都相继过渡到单一的金本位制，俄国与日本也于1897年过渡到金本位制。各国货币的金平价使得各国的汇率相对固定，一方面使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水平更易于趋向统一，各国国内物价的相互联系也更趋密切；另一方面，也为国际间的商品交换和资本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金本位制下，货币能够自由兑换，这就为多边清偿和支付体系的形成和运作奠定了基础。国际支付体系的建立又促使贸易关系得以突破双边的限制，大大便利了国际间资金的流动和债务的清偿。随着国际支付和国际清偿业务的扩大，逐渐形成了国际金融市场和中心化趋势。
其次是推动了国际贸易法律规则和贸易惯例趋于统一。世界市场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不同国家资产阶级各自利益的一致性，相反其经济利益矛盾有增无减。但是他们整体利益的一致性以及彼此联系的紧密与相互依存，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在冲突和利益斗争中寻求协调分歧和消弭争端的途径，其中可行的办法就是制定和调整国际经贸关系的法律规则以及统一有关方面都能接受的贸易惯例。前者是通过缔结国际公约和协定来实现，后者则是在长期业务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成为非法律形态的潜规则，对贸易双方当事人行为具有心理上的影响并愿意在合同中明确采用。
再次是推动了世界航运与海事规则趋于统一。经过半个世纪的利益博弈，终于在1924年，制订的《海牙规则》是海上运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公约，海事仲裁制度也随之建立和完善，这都为后来近百年的资本主义海洋贸易发展和繁荣提供了重要保障。
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两重性原理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外经贸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它能否转化为现实，还取决于不同时代的国际环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决策者的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把苏维埃国家发展对外贸易、建立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看作是社会主义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1920年时列宁说：“有一个极大的因素，使我们能够在这种复杂而又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存在下去，这一因素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同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他还于1921年说：“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现在多付几亿给外国资本家并因此获得恢复大工业所需的机器和材料，这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这些机器和材料可以使我们恢复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使无产阶级变成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可见，在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巩固新生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列宁主义首要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当时的国际环境有无这种可能呢？当协约国对新生的苏维埃国家实施经济封锁时，列宁就预言道：帝国主义列强“明知同我们建立贸易关系会增强我们的力量，现在却不得不违心地走上这条道路”，因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列宁说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贸易关系中也不例外。而事实正如列宁所料，在1921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情况下，世界市场供求矛盾尖锐化，这迫使英国不得不与苏联订立第一个临时贸易协定。列宁对此评论说：“资产阶级国家需要同俄国做生意，因为它们知道，没有这种那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它们还会象以前那样继续垮下去。”由于英国在当时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领头羊地位，列宁把这个俄英贸易协定看作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国家的封锁体系，对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后来新中国成立后与帝国主义国家开展的封锁禁运与反封锁禁运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了列宁的科学论断。
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与外国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的态度始终很明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再次提到：“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49年9月新政协制订的《共同纲领》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在当时，主要是建立和发展了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此外，也努力发展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1951年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在莱比锡、布拉格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宣传介绍新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市场情况。1952年4月在莫斯科的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与到会的30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100多个工商团体和企业家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洽谈，同英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11个国家的50多个工商企业签订了总额达2.24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在西方禁运的壁垒上打开了缺口。1952年5月成立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首先发展同日本的民间贸易，签订了价值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尽管后来遭受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阻挠和干涉，这些民间贸易协议未能完全履行，但新中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姿态已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形象。
在新中国前20多年历史进程中，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禁运，再加上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苏联中断对中国的技术合作，大幅度削减贸易往来，中国实际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怎样突破重围，打破僵局，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开创者，他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十分鲜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第一句话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74年2月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里程碑。这个理论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个观点是历史发展逻辑、现实逻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的必然结论。从现实状况看，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左右国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既与两大超级大国有各种政治经济联系，同时也有各种矛盾，形成了“两个中间地带”。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看，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占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社会经济形态多元，社会主要矛盾并不完全表现为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以及民族经济发展与落后经济形态的矛盾，而国际垄断资本扩张、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掠夺是更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在多种矛盾交织中，国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并不简单地表现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垄断资本与全世界无产者的对立，而美苏争霸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则是最主要和最突出的矛盾。中国是世界大三角关系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但中国不属于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国际政治分野十分清晰，而且也指明了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发生联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可能产生的贸易伙伴。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与美国以及第二世界中的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成为中国在新的世界形势下进行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思想引领。
1972年初，中国政府考虑从西方国家进口成套化纤、化肥和钢铁设备的工作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对于中国经济贸易方向的转变，陈云指出，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东欧，我们外贸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已经定了。在1972年引进6亿美元23套化工设备的基础上，1973年国务院决定在今后三五年内引进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4套大化纤、3套石油化工、1个烷基苯工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项目。这后来被简称为“四三方案”，是继一五计划后第二次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方案。在“四三方案”基础上后来又追加了一批项目，前后总计进口总金额达到51.4亿美元。利用这些设备，加上国内通过自力更生的生产和设备改造，共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额约214亿元人民币，到1982年这些项目全部投产，成为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工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尽管新中国前30年中国对外贸易受到西方封锁禁运、苏联中断援助以及极“左”错误的严重干扰，但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势头。从1950—197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1.35亿美元增长到293.3亿美元，年均增长12%以上。其中，进口贸易从5.83亿美元增长到156.7亿美元，年均增长13%以上，出口贸易从5.52亿美元增长到136.6亿美元，年均增长12%左右。而且，随着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发展，还促进了商品结构的改变和提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在对外开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开放发展不断融合，得到进一步创新发展。
（一）邓小平对国际阶级矛盾的分析以及时代主题的战略新判断
从1914年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战争与和平的分析和判断，就成为分析国际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最核心和最突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问常新的时代命题。列宁认为在垄断资本按照实力不断争夺世界市场的规律下，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果然爆发。但无休止的战争也并不符合垄断资本的利益，妥协和休战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垄断资本的需要，这就要看条件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重大课题呼唤中国共产党继续回答面临的拷问。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家战略眼光，及时洞察世界和战大势的走向。
一是对发生新的世界大战可能性的战略判断。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说，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从表面上看，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对峙依然严峻，但两国既面临被侵略国家的反抗，也深陷自身的经济困境中，无力发起世界大战。于是美苏两国都只有借助谈判来约束对方以取得暂时妥协。仅1977年美苏两国就举行了10场裁军谈判，这既表明他们双方对谈判并无诚意，同时也表明它们对继续对抗争夺又力不从心。
二是重新界定当今时代特征与主题。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扬弃了以往将所处时代定位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认为“革命和战争”是时代基本特征的观点，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新观点。1985年3月他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这为我国战略中心转移和对外开放提供了客观依据。邓小平新判断的主要依据是：（1）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化。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各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对外扩张从攻势转为守势。（2）发展中国家在取得政治独立后，经济独立的意识高涨，对西方国家不公平贸易的抗争精神增强，这种力量的发展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遏制力量。（3）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中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突破，导致最发达国家争夺世界市场形式的变化。随着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步加大，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贸易趋势增强，“北北贸易”有超越“北南贸易”之势，垄断资本在发达国家内部开拓市场空间获得了新机遇；同时，当代跨国公司组织体系的新发展，强化了跨国公司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新形式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以强大的经济粘合力来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市场的方式更符合世界非殖民化潮流和各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相互妥协的需要。（4）世界产业结构转移使一些新兴经济体得到发展，既缓和了发达国家内在的经济矛盾，也激励了发展中国家和平发展的预期和愿望。
最早提出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观点的是1982年1月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的意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到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把这个观点正式表述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邓小平做出的许多论述都在不断深化对这个理论观点的认识。把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加以归纳，可以总结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个理论观点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第一，开放本身就是世界性问题，是世界人民的利益所在。
邓小平敏锐指出，开放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只有各国都开放，世界市场才能扩大，否则“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可见，当时国际阶级关系和国际阶级矛盾的突出问题是，中国要不要开放？世界上谁赞成开放，谁反对开放？这就是划分敌、我、友的主要标准。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1984年邓小平进一步说：“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他还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拿落后的技术作为出发点，而是要吸收世界先进的管理方法，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形势来开展这些工作。
在明确强调扩大开放的同时，邓小平也反复强调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不变。1982年邓小平就告诫全党：“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个方针与对外开放并不矛盾。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多次阐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这个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一贯秉持的、毫不动摇的建设理念。自力更生精神表现在政治上，则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经济上的自力更生是政治上的独立自主的基础。同时强调坚持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的立场不变、坚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的立场不变、坚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立场不变。邓小平的思想突破了传统战略思维，为新形势下我们坚持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找到了战略方向。
第三，“两个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对立统一。
从邓小平许多论述中可以看出，从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看，主要应当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而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也都融入了资本主义统一市场，尽管当时还存在苏联东欧的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的内部市场，但这个市场事实上已经十分萎缩并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当时提出的“两个市场”的理论涵义，是指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主要是按照不同主权国家利益和经济制度划分的市场，而不是按照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特征来划分的市场；而且，这两个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市场，实际上这就是中国国内市场与资本主义统一的国外市场，这就从理论上否定了苏联时期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内市场与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外市场的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在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市场体系中，存在两种制度不同的内部和外部市场，但绝不影响它们之间的贸易经济往来，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难以割裂的；它们相互依存、又互相矛盾，各自的力量此消彼长，并按照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向未来。这就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外部市场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必然性。
“开放型经济”是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出的一个专有名称，它没有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出现。它经历了从党的工作理念到理论观点、最后成为内涵丰富的经济范畴的发展过程。199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发展开放型经济”。那时，这个概念是若干工作任务的集合体，并非就是理论观点，但是已经有了新理念的萌芽，后来它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理性概括层次不断升高。党的十五大报告的提法是：“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党的十七大报告表述为：“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了更完整的表述：“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其中，十七大报告中的“内外联动”改成了“多元平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又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要求“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兴领域经济治理规则制定，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
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到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历时28年，把党关于“开放型经济”的许多反复表述及其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它的逻辑架构和理论命题是“六个一”：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系，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个开放型经济新优势，一种中国与世界经济平衡的新方式，一种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路径，一个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新价值观。怎样归纳总结这“六个一”的命题呢？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所以，“六个一”命题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总命题：在国际阶级矛盾不采取对抗（战争）的情况下，如何分析和处理两个市场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与矛盾。在两个市场中，国内生产力与国外生产力的同一性多，矛盾性少；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也会走向各自的反面。而国内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国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多，同一性少。例如，在实行对外开放后，我们就会遇到中国外贸发展与世界市场空间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生产力发展与世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们就会遇到市场准入、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汇率、外汇管理等问题，就会发生中国的生产力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连接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的矛盾；我们还会遇到国际经贸规则、多双边组织规则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观念问题，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与世界性上层建筑的矛盾、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与旧有的世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如何处理国内生产力与世界生产力的互动关系；如何处理生产力发展与国内外生产关系、国内外上层建筑的关系与矛盾，如何处理坚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观念的矛盾，这就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的基本政治经济学问题。
如何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涉及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确保安全高效最重要。首先要坚持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统一，这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实际上世界上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做到。依附西方大国，成为西方大国经济附庸，多数都发展不起来，闭关锁国，只能更落后。中国的成功经验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是一个国内生产力与开放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断互动、不断改革和促进的渐进式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发展开放型生产力的道路至关重要。这条道路的基本经验是正确处理了开放的三对关系、六条线索的关系：第一是行业（产品）开放与区域开放的关系；第二是对居民开放与对非居民开放的关系；第三是边境开放与边境后开放的关系。这是一种不断推进商品、要素开放向规则、制度、标准和管理开放的渐进式路径。从1980年创办的经济特区，到2001年加入WTO，再到2013年后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港，都是在演绎这些基本关系并不断升级。由于开放的速度、节奏不同，在开始阶段，每对开放关系中的两者之间的开放程度往往分离，随着开放的逐步深入，两者逐渐呈现融合趋势。这个经验也是中国开放型生产力如何适应逐步完善的开放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基本规律。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则是，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何吸收国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有益成分，从而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成为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国外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既有反映其制度属性和价值观的内容，也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人类生产文明和科学文明，例如适应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制度，多边组织、国际组织的条约等等，以及世界市场在长期运行中形成的国际惯例等等。我们要分清这两者的区别，不断适应和吸收后者，使其为我所用。当然这种适应和吸收，也不能是盲人摸象和囫囵吞枣，应当掌握时机和节奏，顺势而为。
一个新优势，即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开放环境下，培育和形成中国生产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正如列宁所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已经创造了持久不衰的国际竞争力，支撑了中国对外贸易持久发展的奇迹。对此，用西方国际贸易教科书的理论难以解释，西方的“洋教师爷”不能也不愿意解释，这就给美国政客挑起贸易战留下了恶意歪曲的借口。显然，这个任务只能由中国自己的开放型经济学去完成。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说明，中国制造业持久不衰的竞争力来自各种优势积累和叠加，是一种综合的竞争合作优势。按照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顺序，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积累和叠加过程是：要素禀赋优势、开放合作优势、基础设施和产业集聚优势、大规模市场优势、互联网技术与分工创新优势，这种综合竞争合作优势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各种举措相互促进的过程。
怎样建立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关系？实际上是要回答中国开放型经济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政策协调问题，即国内外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协调问题。西方国际经济学理论以单一的、静态的价格、汇率作为世界经济均衡的分析工具,并以这个理论作为世界经济宏观调控的依据,作为干预别国汇率政策和国际收支的观察工具，成为西方国际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主张“互利共赢”和“多元平衡”。它包括货物贸易平衡、服务贸易平衡、资本流动平衡、国际分工的地理和生产力布局平衡，在此基础上的合作双方或多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平衡。这是中国“统筹兼顾”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对外关系中的运用，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学宏观理论的重要观点。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践，诠释了中国的理论和方案。
探寻全球经济治理的新路径事实上是改革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建筑的呼声。今天我们的时代特征是和平与发展，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服务链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已经建立，世界人民最基本的利益诉求是在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取得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国际经济秩序、国际关系和代表“世界政府”的国际组织应当建设能够维护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利益的全球治理体制，实行政治理念的民主化、组织机制的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实行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与消费方式，反对霸权国家“一国优先”的治理模式。改革和完善全球贸易治理、金融治理、能源与粮食治理、网络与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以及地区安全治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价值观，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所必然要求的意识形态，它要求树立一种全人类利益的理念。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互利共赢、包容和谐，反对以邻为壑、零和博弈；主张文明互鉴，民族平等，反对文明歧视、种族偏见；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和道路竞争并存，反对意识形态偏见和打压；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实行有差别的共同责任，反对无视发展差别，以强凌弱；主张在全人类面临共同威胁面前，如战争、自然灾害、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时，不冲突、不对抗，团结合作，互相支持；反对诉诸武力，隔岸观火，落井下石。
总之，中国开放型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不仅要求保护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也要求保护和发展世界的生产力；不仅要求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要求改革和完善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就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和空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四、 习近平开放发展新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
“七一讲话”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实践相结合，集中全党的智慧，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五个新发展理念以及其中的开放发展理念就是重要内容；与以往相比，它的时代特点和理论内涵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这是习近平对一百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国际范围的矛盾运动、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与国际垄断资本的阶级矛盾运动得出的科学判断。
第一，中国经济崛起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与世界经济（世界生产力）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改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和未来走向。一百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巨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加速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这一方面壮大了世界和平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国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市场的矛盾。在现象上表现为中国与某些大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资源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增多，成为百年未遇的希望与挑战。
第二，文明单一与文明多样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开放型的经济基础与世界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矛盾。现代化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美国模式改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文明模式。美国梦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中国的发展道路愈来愈引起世界的关注，特别是引起正在追求经济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兴趣。正如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所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而加速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东升西降的发展趋势。这种百年未有的变化使美国右翼政客和知识精英感到以美国梦和美国道路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受到了挑战，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撼动，从而激化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挑动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和骚乱，进一步激化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
第三，新一代科技优势的竞争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要求世界合作开放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技术的矛盾，是中国生产力与旧的世界生产关系矛盾的新形式。新一代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技术和新产业革命将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安全。特别是互联网正在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百年来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前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当中，中国由于自身的落后，始终都处于学习、模仿和追赶的状态中，在世界科技力量的对比中，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不屑一顾，中国与它们的矛盾也相对较少。现在，中国的科技力量日益壮大，在愈来愈多的领域参与世界竞争，特别是在高铁技术、5G通信技术、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方面，走在了世界科技力量的第一方阵，与一些西方大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角逐，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奇观，同时也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打压的对象。在2020年疫情期间，中美两国涌现大量创新型企业。根据美国调查公司CB Insights最新统计，截止2021年6月24日，成立不到10年，但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的未上市的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达到729家，中美两国数量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其中374家来自美国，占比64%；中国拥有154家，占比21%。
第四，全球治理向何处去？成为世界之疑问。这是开放型世界经济与旧的世界上层建筑的矛盾。西方大国霸权治理的接力棒从英国传到美国已历百年，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心后，美国独家霸权治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持续，特别是没有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的平等对话协商和共识，全球治理只能是空话，这是当今所有西方大国必须承认的现实。但是很遗憾，这种百年未有之变局，要让美国和某些西方大国心甘情愿地承认，还需要相当一个过程。美国特朗普和拜登连续两届政府继续谋求美国独家霸权治理的野心与世界各国要求平等协商对话，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实行世界各国“共建共治共享”的民主化治理愿望的突出矛盾，深刻反映了世界多极化和中国力量在世界上层建筑领域的崛起。“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勇于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第五，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两种历史观矛盾。这是对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历史趋势的最终判断。广义的经济全球化超越百年历史，中间多次遭遇波折和逆流，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的效果日益显现，许多国家和人民被边缘化，难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这为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和行动提供了条件，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又为全球阻隔和保持距离提供了客观条件，世界进入“逆全球化”的暂时倒退阶段。在这个历史关头，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方向发展。这两种历史观深刻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再一次较量。
世界百年大变局突出矛盾的时代特点是，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些矛盾是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已经与世界生产力融为一体，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融为一体下产生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与原有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矛盾，也是两种世界历史观的矛盾。它们比以往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复杂，谈判妥协的难度更大，但又极大地关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前途。因此，应争取在不对抗、不冲突的前提下改革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不适应的世界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继续完善开放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新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提出了，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以及深化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也是建立在对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初步阶段主要是通过货物贸易的开放，以及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开放来实现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目的。这方面的体制和政策改变，主要表现为直接为生产力发展提供保障，在经济监管领域表现为边境和口岸的开放措施，从而促进了商品、技术和资本要素的流动，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开放的深入，新发展阶段对开放型经济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必须顺应这个客观经济规律，这就需要有新的开放发展理念，需要把开放的重点从货物贸易领域更多地转向服务贸易领域，开放的重点区域更多地考虑中西部地区能够发挥的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放宽投资准入，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基础上，增加若干自由贸易园（港）区；同时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支持内陆城市增开国际客货运航线，形成横贯东中西、联接南北方对外经济走廊。加快与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具体要求，实际上是把开放型经济更多引向服务贸易领域，特别是以“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贸易，因此需要放宽投资准入，吸引更多的国外创新要素和资源，以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从经济监管角度看，要求从边境上的开放延伸到边境后的开放。其三大主要举措是：第一，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吸引创新要素和资源；第二，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的开放创新措施加以集成，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治理体系，一方面向全国逐渐复制推广，另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基础；第三，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和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目的是打破原有的北美、欧洲、东亚三大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局限，开辟新的世界经济地理，塑造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构建新的国际规则，提供新的国际公共品，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承担中国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国责任。
（三）“双循环相互促进”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科学答案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观点科学回答了中国开放型经济与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基本走向和大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不断扩大基础上实现的。以英国经济的国内大循环为研究对象，马克思的《资本论》解剖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资本主义不断扩大的社会再生产就是建立在国内经济循环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尽管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海外殖民掠夺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个经济体占据统治地位必然是先以民族国家的国内市场为基础，然后再扩展到海外市场。对于任何独立成熟的经济体，国内循环都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英国之所以取代西班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早的霸主，依靠的主要就是本国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社会化大生产理论，除了说明生产的本质属性之外，其经济学分析范式和演绎逻辑同样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循环。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来刻画和论证中国经济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是封闭的，其开放性与国内大循环为主是并存的，其理论依据依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提高，与之相适应的较高资本有机构成会使数量越来越少的劳动者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国内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是资本追逐海外市场和扩张经济领土的最基本动因。世界市场的开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愈来愈多的国家融入世界市场。不仅资本主义宗主国及其附属国，也包括其他参与世界市场的独立国家，其经济运行过程都必然遵循“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马克思关于经济循环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实践。
从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和未来趋势看，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缩小开放，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习近平要求的，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即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以往的国内大循环，只是处于中低水平的质量起点上，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即便对于双方都有促进，都有好处，但双方的收益也都受到局限。未来中国在高水平国内大循环基础上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会大大提高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中国与合作伙伴双方的收益。这就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开放发展新理念的实践含义，也是习近平构建新发展格局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与创新发展的理论内涵。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
“七一讲话”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价值观，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就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上层建筑要适应和保护新的经济基础的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个行动口号。从当代世界范围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各国现实行动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习近平说：“我们积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对于怎样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目标，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四个坚持：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当今世界性基本矛盾、处理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经济与政治矛盾的基本方法论和指导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崇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它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而提出的重大构想和动员口号。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看作是虚无缥缈的宗教，而看作是现实的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具有一个一个行动方案的阶段性目标组成的未来方向。它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了现实的人类利益就是反对德国日本发动的法西斯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要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要“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向何处去”成为时代之问，答案就是：“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民族国家和人类社会逐渐发展，随着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将促使民族国家界限逐渐消亡，形成世界范围的人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意味着整个人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已经成为一种日益紧密的共同体，只有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心地位，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质和未来，也才具备向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类大同社会过渡的基本条件。它还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强调全人类的共同体本位，而不是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中心论的超越。这一思想是多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其着眼点是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而不是某一部分人的现代化，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它强调以人类为中心，不是旧时代的以血缘为中心，也不是现代的以地域和民族国家为中心。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它从整体意识、全球思维和人类观念出发，强调对现有制度体系进行改革，推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强调对话而不对抗、结伴但不结盟；重视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主张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强调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强调包容开放、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新的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它是针对以往西方国家单独现代化道路、以垄断资本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全球化模式的扬弃和超越，它强调一方面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相互交融的趋势，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还要推动人类走向共同发展、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普惠发展，找到人类普遍利益的公约数，确立共享美好未来的利益汇合点，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向新方向前进中使全人类都得到发展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