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基础数据没有问题，即统计局对不同经济活动的名义产出、成本投入和相关价格数据对整体经济活动具有可靠的代表性，那么测算增长率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行业或部门名义产出中的价格因素，这在数字经济时代格外重要。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伴随着以“摩尔速度”甚至“超摩尔速度”发展的ICT技术（可理解为芯片的计算速度），是ICT技术相关材料和设备价格的迅速下降，因此与原材料、非ICT设备及生产服务价格的变化形成越来越大的反差。下面的图示选择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现象（以各自部门实际劳动生产率作为其“技术进步”的替代指标）。

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现象是，投入和产出的相对价格变化在各个行业中的表现不仅会因其同ICT技术的关系或所处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而不同，而且越来越难以预测，原因是数字技术进步和价格下降的速度是无法预测的。这就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不但激化了市场竞争，也要求制度改善以消除资源配置障碍，以适应这种竞争，结果会进一步加快数字技术的进步和价格下降。数字经济进步的逻辑不仅否定了任何计划经济的企图，也否定了统计上机械式的、假定投入和产出价格变化一致的简单处理方法。

依据新古典生产率理论和方法，我们修正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工作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数据，第二步是测算。基础数据工作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我们将调整过分类的官方名义GDP时间序列账户作为部门和整体经济的“价值控制总量”，将其与同样调整过分类的作为行业“结构控制总量”的投入产出矩阵相结合，重建生产端的价值核算体系框架（依据每五年一次的完整矩阵，通过SUTRAS法建立时间序列）。然后，我们再以官方分行业生产者价格指数为基础，构建与这个生产价值核算框架相对应的价格矩阵。最后，将这两个重建的价值和价格矩阵相结合，就可以得到一个可以系统地遵循两者共同的内在逻辑、解决价格平减和行业增加值加总问题的可计算框架。

第二步首先需要解决价格平减问题。一个行业的生产者价格是给定市场条件下，该行业的代表厂商所生产的产品的出厂价格，是用来平减该行业名义总产值的“产出价格”。为了满足价格双平减的需要，我们还要通过投入产出矩阵计算该厂商为购买各种投入所支付的平均价格。具体地，根据投入产出矩阵，我们得到该厂商购买的来自不同行业的中间投入（材料、能源、服务）名义值，然后计算出各个中间投入行业的权重，最后以这个权重计算出为该厂商提供投入的各个行业生产者价格的一个加权平均值，也就是该厂商所支付的“投入价格”，用来平减该厂商的名义总成本。完成了这个双平减过程后，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总产值指数和实际中间投入指数的关系，计算出该厂商/行业的实际增加值指数，进而得到其实际增长率。最后，使用与生产率理论自洽的Törnqvist指数加总方法，对各个行业的增长率分别以各自的名义增加值权重进行加总，得到整体经济的GDP增长率。

在以数字经济的视角讨论部门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前，我们首先在表一报告了修正后的整体经济和部门经济的增长率，并且将其与官方增长率进行了比较。经济部门的划分是根据ICT相关程度对我们数据库中全部37个行业重组得到的（基于标准两位数行业分类，略有调整；维持农业和建筑业的独立）。与整体经济一样，各个部门的增长率也是通过对各自内部行业的增长率加总得到的。

表一最为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其中第二部分显示的我们对于第一部分报告的国家统计局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修订。我们的修订工作将官方中国经济在2001至2018年期间的年平均9.9%的GDP增长率下调至8.0%。对一个习惯性地接受“中国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了40年”的读者，这个结果是震撼性的。这是对各个行业名义增加值进行双平减，然后对其增长率通过名义权重加总的结果，对它的理解必须基于我们对各个部门增长率的修正。

显然，对ICT生产和ICT集约使用的制造业部门来说，以价格双平减方法得到的增长率要远超过官方价格单平减方法得到的结果，其中的ICT生产部门在整个时期的增长速度竟然比官方的估计提高了25%，而ICT集约使用的制造业部门也提高了16%。这说明单平减方法的确高估了实际成本，从而低估了实际增加值增长。这个发现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此外，双平减方法也上调了一般制造业（非ICT集约制造业）的增长率，比官方估计提高了17%。这个发现说明了中国制造业普遍受益于数字技术带来的成本下降。

这样，如果仅从ICT相关部门（除外ICT集约服务业）和制造业看，我们的双平减调整预示着整体经济的增长率只能是上调，而不是下调。这也就是说，对整体经济下调的影响肯定来自非ICT以及非制造业部门。表一显示的结果的确如此，特别是其中的农业、建筑业、非ICT服务业，以及非市场服务业（教育、卫生、政府）的增长率都被下调了，因为单平减方法低估了它们的实际成本（参考前文的例子）。至于ICT集约服务业的增长率没有因调整上升，反而略降，也说明官方的单平减方法低估了其成本，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做展开。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行业或部门双平减调整后对整体经济增长率影响，取决于我们的加总方法中各个部门在名义GDP中的权重（见前文讨论），也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展示权重变化结果。

如果以修正后的整体和部门经济增长率结果为基础，在一个生产函数的框架内（这里我们只考虑其产出部分），我们可以如表二所展示将各个部门经济增长对中国整体经济年平均8%增长的贡献进行分解。这个的分解结果是相当直观的，各个部门的增长贡献分别以百分点表示且具可加性，故无需赘述。可以简单总结如下：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2001至2018年期间，三个ICT密切相关部门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从中国加入WTO后2001-2007年已然很高的年平均62%，跃升至危机后前期2007-2012年的78%，随后在2012-2018年略降至74%。对整个考察期来说，ICT相关部门对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贡献达到近70%，或三分之二。

这篇短文从ICT技术进步与价格下降的视角，讨论了官方GDP增长统计中通常使用的价格单平减和固定权重增加值加总方法的问题，并且根据作者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提供了与生产率理论相契合的系统解决方法，辅以修正后各个部门的增长率估计，并且与官方的增长率进行了比较。根据我们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在过去20年中 “数字经济”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高达约三分之二，就是说，它已经主导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增长表现，以远比整体经济更为强劲的增长克服了其他部门增长放缓甚至收缩的影响。如果仅考虑其中的ICT生产部门和ICT技术集约的制造业部门，“数字经济”的贡献也达到了40%，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比重。这个考察期恰是中国加入WTO的20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受益于全球数字经济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扩散，也受益于全球ICT生产链通过WTO的制度框架对中国生产者的接纳。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包括其中最具活力的数字经济，面临着成本上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带来的增长压力（在后续短文中会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每一次“保增长”政策都在加重这个趋势。按照我们的方法计算，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加入WTO后2000年代中期年平均约13%下降至新冠疫情之前约4.5%。以数字经济代表的技术进步肯定是走出成本困境的最佳选择。但是，在如何推动数字技术进步上存在一种国家主义思维，希望以“举国体制”实现芯片技术的“弯道超车”。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空间的确还很大。尽管有了20年的迅速发展，以实际可比劳动生产率衡量，中国ICT相关行业的技术水平还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仍然处于全球ICT技术链条的中低端，距离技术前沿尚远。但距离并不意味着增长的必然性。国家主义的思维方式过于迷信权力的力量，本质上不仅否认人类的技术进步源自竞争推动的演化力量，也否认中国经济的崛起主要受益于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在WTO框架下积极参与全球范围的市场竞争。这篇短文如果可能对被增长问题所困扰的政策当局有所建议的话，那就是应该以市场经济的方法，通过不断完善自由竞争和以民营企业为主的自由企业制度去推动创意和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升级。如果热衷于重拾计划经济的思维逻辑，那无异于是对数字经济的釜底抽薪。

文章来源：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北大国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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