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大的变革时代总会有创业浪潮相伴，每个时代的创业都是创业者为主体，古今中外大体如此。当今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数智时代，大企业如华为、美的、海尔、三一重工、腾讯、百度，小米、阿里、白云电气等等不仅和创业联系起来，而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有关创业，哈佛大学霍华德·斯蒂文森（Howard H. Stevenson）教授强调过程，于1980年代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创业是不拘泥于当前资源条件的限制下对机会的追寻，将不同的资源组合以利用和开发机会并创造价值的过程。”专注于创业教育的美国百森商学院（Babson College）突出创业技能及其普遍性，“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动的方法，它不仅要关注机会，还要求创业者有完整慎密的实施方法和讲求高度平衡技巧的领导艺术。”南开大学创业研究团队强调创业前提和情境，“创业是资源高度约束、不确定性强情境下针对机会的验证性、试错性、创新性的快速行动机制。”综合起来看，核心是三点：创新、应对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地整合资源，这些在个体独立创业活动中表现得相对突出，和大企业似乎关联不强，至少大企业面对的不确定性和资源约束没那么强。

积极参与和支持创业的大企业中有数字化公司，也有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业企业。大企业为什么积极主动的参与创业？与数智时代的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大企业自身的优势紧密相关。和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相比，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围绕着数据这一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总体概括为两大相互关联和促进的路径——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这使得大企业具有了天然的优势。大企业有大量的用户，经营范围广，生产经营链条长，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多，拥有的资源也丰富，数字化之后自然就能够掌握大量的数据，形成数据资源优势，甚至形成“垄断”的态势。数据这种生产要素不会自动转化为价值，需要数字技术，需要产业化，数字技术只有在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中才能得到发展，直接表现为应用场景的驱动。这意味着需要巨大的投入、支撑数字化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量的人才，大企业的优势自然明显。数字化让大企业在原本不擅长的领域，如顾客体验、远程诊断服务、快速反应、个性定制等，不再困难，数字化过程带来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在不断地创造机会，机会自然会驱动创业。

积极参与和支持意味着很少有大企业像个体独立创业那样直接创业，更多是提供平台和资源。观察企业数字化实践，一条相对清晰的链条浮现，连接—集聚—平台—赋能—加速—扩散—生态，数字化带来的是平台化、生态化、个性化。在学术界，为了区别于个体创业，称既有企业以及大企业开展的创业相关活动为公司创业，如公司风险投资、内创业、公司孵化器等，这些活动经常表现为在公司组织内完成或由公司主导。现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创业活动与公司有直接关联但并不在组织内也不由公司主导，如小米的供应链企业，腾迅系、阿里系创业群体，创业孵化、内创业也不需要在组织内开辟一个“特区”，避免与主业冲突和文化不兼容，这些活动与研发、战略投资、合作等一样，很自然地成为开发新事业的手段和路径。创业活动和大企业联系紧密但又不属于以前在公司的组织内部利用公司资源创业，产生了大量在理论上介于“独立新创企业”与“公司新事业开发”之间的中间体，如平台赋能型的创业、企业孵化器/加速器、产业链生态链的企业创业、公司支持的独立创业、联合创业等等。这些实践活动还难以用某个词准确地概括，为了与以前所说的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简称CE）区别，更是为了研究新的实践不受以往公司创业以及个体创业研究的束缚，我们暂且统称为公司关联的创业，用CxE表示，x表示关联，体现为公司嵌入程度在提升但组织情境的嵌入程度在弱化，创业活动有可能在不嵌入大公司组织情境下开展但又与大公司保持关联。粗略地说，公司关联的创业对应的是个体独立创业。我们基于观察和学术判断而设计的研究课题“大型企业创新驱动的创业研究”被列入“创新驱动创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重大项目，于2020年底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立项资助，2021年全面启动了研究工作。

公司关联的创业热潮已经带来明显的变化而且变化还在持续。首先，大企业变了。伴随着1980年代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创新、速度、个性化成为竞争的焦点，新创企业、中小企业因灵活性、创新、行动速度快的优势更加顺应时代，以官僚化、僵化、反应慢等为特征的“大企业病”几乎成了大企业的代名词。现在信息社会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大企业的资源被连接起来，在平台化、生态化方面表现出优势，“制造能力”变成了“服务能力+数字化能力+制造能力”，成了赋能、智能化、整体定制等的“能手”。其次，组织重塑。信息社会的组织，扁平化是主流，流程再造、组织再造得以流行。数智时代的组织变化更快，从开始的去中介、去中心化、去边界，到平台化、生态化组织，组织和员工的关系、企业的顾客的关系、产业链上下游的关系、工作流程、分工协作系统都在发生变化。第三，组织文化及管理模式的变化。以前对于裂变创业不管是母体企业还是社会认知，负面的评价会更多一些，从大企业走出来的创业者成功后能与母体企业保持良性互动和紧密合作的很少。现在变化很大，风险投资机构更愿意投从华为、腾讯这些创新型强的大企业出来的创业者，华为、腾讯等大企业也主动联络投资其离职创业者，有的企业居然故意让创业团队成员主动离职创业，与企业合作，作为激励的手段。对员工的管理也不局限于上下级，以前强调KPI（关键绩效指标），现在OKR（目标与关键成果）说的多，就是例子。员工不仅要维持自身的权益，还要有幸福感，在企业走访中，有已经是业务骨干和管理者的90后员工直接说，我们没有低层次需求，直接从马斯洛的中层需求开始。公司关联的创业带来的不只是创业本身。

讨论公司关联的创业，一方面不是说“大企业病”就得以根治了，数字化成为一切了。埃森哲和工信部下属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开展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跟踪研究，2018年开始构建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并发布报告，四年来该指数平均得分从37分上升至54分，中国各行业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稳步提升，数字化转型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调查也发现，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正进入强弱分化的分水岭，领军企业更成功将数字化优势转化为财务优势，与其他企业的营收增速差距从疫情前的1.4倍扩大至3.7倍。另一方面不是要引导大家研究创业中的企业规模问题，更不是说企业规模越大越好。我们分析只是趋势，例如，微观组织是管理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以往研究多以企业为单位，今后平台、生态、连接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基于平台网络和创业生态系统等新的大型企业创业形式的商业模式如何形成？大型企业创业中利益相关者协同的价值共创如何实现？价值共创背后的利益机制如何设计？战略管理中提到的战略联盟、集群等管理是否还适用于该情境？以及如何对参与生态构建、价值共创的多主体进行管理？责任共担机制比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有何不同？这些问题的研究会比单一企业分析更复杂，也更有意义，有助于理解数智时代的商业逻辑，探索、凝练适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工商企业管理模式。2020年2月，我们通过各地著名管理学者定向邀请处于行业前10%更多是5%的企业高管接受线上调查，主要围绕一个核心问题，“您认为最需要管理学者研究的重大且具有普遍性的管理问题是什么？问题不超过两项，请您简述理由。”85位企业家和企业高管回答了问题，总体认为工业社会的管理理论与数字经济企业实践的错位是重点且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全国各方面人力、物力、财力，以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为根本旨归，以攻克某项重大项目或完成某项重要任务为主要目标，以实现突破性发展和跨越式进步为外在表现的独特体制，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在企业走访中，研发全球化布局，大量投入于基础研究，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积极投入新基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企业、头部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央企担负着更大的责任，创业是应对巨变、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公司关联的创业实践也势必有助于落实和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

*文章来源：NET2019

*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