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俊  

 

从实验室到真实世界

 

作为一门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非实验”的“经验性”学科，而远不是逻辑实证意义上的科学（艾克纳，1990，第10页），其研究方法也多为演绎推理。但伴随着经济学家对于模型检验的深入以及对于研究的可控制性和重复性等科学化的要求，经济学实验这一可追溯到1738年伯努利的“圣彼得堡悖论”实验的研究方法应声而起，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寂寥后，于20世纪中叶前后才逐渐兴起，并在进入21世纪后走向繁盛，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

而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家为了追求实验的可控制性和重复性，而往往将经济学实验限制在实验室中进行，这一类经济学实验因而也被称为实验室实验（Laboratory Experiments）。而实验室实验的特点在于通过构造一个可操作的实验室内的微观经济环境，以控制其他必要的变量，从而实现对有关变量的定量测度。具体来说，实验室实验可以允许实验者在实验室内通过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价格信息、预算约束、信息结构或被试的行动集合来衡量这些因素对于人们行为的影响。当然这也就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般的计量分析中不能很好测度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 

但是，由于实验室实验获得数据的过程多在实验室中进行，缺乏丰富的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作为背景，因而其结果不能简单地外推至真实世界（Real-World）。实验室实验的这一特征也被实验经济学家称为以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为代价的最大化内部有效性（Internal Validity）（List，2001）。实验室实验的外部有效性的欠缺一直以来就为人所诟病。以研究人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的经济学实验为例，实验中人们的行为除了受到物质激励的影响外，还非常容易受到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实验室和真实世界中又往往不尽相同，这些因素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的约束；（2）被试行为被其他人审视的性质和程度（TheNatureand ExtentofScrutiny）；（3）实施决策时嵌入的情境；（4）样本选择的代表性问题；（5）博弈的初始禀赋（The Stakesof Game）（Levittand List，2007）。

 

田野实验的研究历程、分类

 

上述关于影响实验室外部有效性的诸因素分析，便使得实验经济学家对于实验室实验结果外推至真实世界产生了一定的疑问，并开始共同推动起经济学另一实验领域方向的发展——田野实验（Field Experiments）。

在对田野实验展开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田野实验的正式定义，以更好地把握田野实验的特点。维基百科（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给田野实验下的定义为：运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去检查真实世界（或者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是，自然发生的环境（Naturally  Occurring Environments））而不是在实验室里发生的扰动。田野实验也如实验室实验一般，随机招募被试人群（或其它样本单位）进入控制组和其它任务组，并进一步比较这些组别的实验结果。

由此可见，田野实验与实验室实验相比，突出的特点便是其更贴近真实世界，正如Carpenter，Harrison，and List（2005）发出的感慨：“实验经济学家不再保守，他们开始在实地（Field）招募被试而不是实验室；他们开始用实际物品而不是诱导价值（Induced Valuation）；他们开始在实验说明中设定真实的情境而不是抽象的术语。”而我们在上文曾经提到过实验室实验缺乏外部有效性，但却通常更易控制变量。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更贴近真实世界的田野实验就会自然降低内部有效性，不能更好地控制变量呢？结论显然不是如此简单。以Harrion（2005）的说法，为了得到有用的信息，“控制”在各种实验中都是需要的。实验的有效性依赖于理论框架，并进而从实验中观察到的行为来推出结论。而在一些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和自然实验中，控制本身也许也会引起一些效应以致推出错误的结论；此外，实验者容易忽视被试对于实验控制的可能的反应；还有一些情况下，控制本身也许会使实验者失去从数据中得出合理推断的判断能力。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些所谓的“控制”本身可能产生的问题都不是实验室实验或者田野实验、自然实验所特有的。Harrison and List（2004）就列举了很多例子，以说明控制本身可能产生的诸多问题在各类实验中都是共同存在的。

以上所论述问题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并不是说田野实验更贴近现实世界，有着更好的外部有效性，那么相对于实验室实验，我们就可以在开展田野实验时降低对内部有效性方面的要求（Harrion，2005）。田野实验在外部有效性上的优势，以及对于内部有效性上的不放松，使得田野实验在实验室和自然产生的数据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它意味着控制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实现了单独在实验室和不受控制的数据中都不能完成的任务（List，2006b）。

下面我们便简单介绍下经济学的田野实验从萌芽到发展再到兴起的研究历程。田野实验研究的第一个时期——萌芽期，这个时期的田野实验很少被认为是经济学田野实验类型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时期的田野实验没有一项的研究对象是人类被试，并且很少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上。但是Fisher和Neyman运用实验方法解决农业生产领域的工作确实为以后的实验设计和样本设计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路。其中，Fisher在实验设计中引入了随机性的概念并且强调了实验的三要素：复制、阻滞（blocking）和随机性是实验分析的基础（Street，1990），而Neyman则意识到重复随机抽样的作用，并认为概率推断的必要条件是随机性。所以，把Fisher（1921，1925，1926，1935）和Neyman（1933，1934）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研究工作作为经济学田野实验的萌芽至少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合理性：首先，这些实验研究帮助回答了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即关于农业生产率的问题（即便从“田野”的字面意义上来讲，关于农业生产率的实验也应该属于田野实验）。其次，这些研究被认为是第一次将随机性这一实验方法的关键要素概念化（Levittand List，2009）。

田野实验研究的第二个时期——发展期，这一时期是处于20世纪后半叶，彼时政府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社会实验。在欧洲，早期的社会实验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电价的设计；在美国，社会实验能够追溯到MIT经济学的博士生Heather Ross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工作，第一批这样的实验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政府机构试图通过在政策上面的故意调整来评估目标项目。如此的大规模社会实验项目包括用工计划、电价设计、住房补助（Hausman and Wise，1985）。早期的这一批社会实验主要聚焦在测试新的目标项目上，而80年代早期的大部分社会实验则集中考察了各类改革，即测度现有项目上新增的改变。这些实验对于当时政策的确定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它们对于1988年家庭支持法案的贡献，并由此修正了救助无自理能力儿童（AFDC）这一计划（Manski and Garfinkel,1992）。这也导致了当时关于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的数据之间如何权衡取舍的争论（Levitt and List，2009）。

田野实验研究的第三个时期正是田野实验在过去十年的兴起。在这些最近的田野实验中，就如第二期的社会实验一般（但不是像第一代农业研究的社会实验），都是通过随机招募被试来展开实验的，但与社会实验不同的是，这些田野实验都尽可能在自然发生的环境中随机招募普通的人群，以期使得作为研究对象的被试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因此，这样的田野实验相比于社会实验，总是需要在一些好的机会下、更小的规模中得到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的田野实验也总是比社会实验（其理论目标更多的是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有更大的理论目标；这些田野实验这许多情况下是被设计去测试经济理论的，包括收集构建理论的有效信息、组织数据以测度理论假设下的关键参数。这样，田野实验便能帮助我们提供比实验室实验或自然发生的数据更有效的关于人们行为原理的推断。所以，一个成功开展田野实验的实验经济学家并不只是简单地完成数据收集工作，而是需要一个系统性的能力：从每天的自然环境中辨认出隐藏的实验机会的能力；很好地理解实验设计的能力、掌握经济理论知识、能够与涉及实验的群体、个人很好地沟通、交流（Levitt and List，2009）。

田野实验在近十年的兴起，也使得田野实验的研究在不同的情境下呈现出不同的特征。HarrisonandList(2004)便根据实验中的六个情境因素将田野实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这六个情境因素分别为：

（1）被试集合的性质；

（2）被试代入实验任务的信息的性质；

（3）实验中交易物品的性质；

（4）实验任务或交易规则的的性质；

（5）激励报酬的性质；

（6）实验环境的性质。

那么，通过对这些情境因素性质不同程度的组合，便可对于田野实验的类别进行一个区分，我们知道，任何对于田野实验的划分都要冒着这一划分可能会遗漏其他重要的田野实验的风险。但此刻通过较宽泛的定义试着去区分，我们在浩繁的田野实验的实例中看到的那些诸多关键的不同点（主要通过以上列举的六个情境因素），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常规的实验室实验(Conventional Lab Experiment)是指招募大学生作为标准的被试集合，以及设定一些抽象的背景框架和一系列的实验规则（主要通过实验说明体现）的实验；人为的田野实验除了是招募非标准（大学生）的被试以外，其他均与常规的实验室实验类似。有背景的田野实验(Framed Field Experiment)除了在交易物品、实验任务或被试能够代入实验的信息集方面有一个现实的情境以外，其他均与人造的田野实验类似。自然的田野实验(Natural Field Experiment)中被试所承担的实验任务是在一个自然发生的环境中展开，并且被试并不知道自己已是实验的一部分，其他均与有背景的田野实验一致。以下我们便根据这一田野实验的大致划分，分别对于经济学田野实验的研究实例进行综述。

 

田野实验的实例

从上文对于田野实验的研究历程的介绍中，我们已得知经济学的田野实验从近十年以来才逐渐走向成熟和兴起，而在我们可以找到的文献中，我们粗略地将田野实验的研究实例分为以下几个领域：人的社会偏好的研究、发展经济学、政策与制度方面、个体行为决策、产业组织与市场。考虑到篇幅限制以及为保证综述内容的质量，我们将集中对近十年研究人的亲社会行为的经济学田野实验按类型进行以下综述。

 

（一）人为的田野实验

根据上文的定义，人为的田野实验的突出特征在于其被试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标准的大学生群体。典型地如Sutterand Kocher（2007）对于不同年龄段群体信任度和可信度的测度。实验者招募了6个不同年龄组别的总共662名被试参与了信任博弈实验。这6个不同年龄组别分别是：（1）八岁的二年级小学生；（2）12岁的六年级小学生；（3）16岁的中学生；（4）平均年龄22岁，标准差为2.8的大学生；（5）平均年龄32岁，标准差为6.3的工人；（6）平均年龄68岁，标准差为8.6的退休人群。信任博弈在相同年龄组别的人群中进行，结果发现，从儿童时期到青少年时期人们对于他人的信任度几乎呈线性增长，而进入成年阶段后，其信任度在不同年龄组别却没有显著的不同。此外，人们的可信度则存在于所有年龄组别中，并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加。在实验的数据处理方面，如果实验仅在成年人群中开展，则可以方便地得到年龄、性别、收入、教育等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于信任的影响，但由于实验是比较不同年龄组别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信任度上的差别，所以收入这一变量很难在实验中作为控制变量③。由此，研究者没有将收入纳入到控制变量中④，而是尝试将信任博弈的初始禀赋作为控制变量来代替收入，并进一步证实了被给年龄组别人群的信任度和可信度均不会随着初始禀赋的变化而有显著的不同。

比较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亲社会行为的不同表现的实验还有Sutter（2007）在儿童、少年、大学生中开展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实验中验证并测度了随着年龄的改变，博弈的分配结果和分配动机（Intentions）是否和怎样影响着人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了四个不同的迷你最后通牒博弈⑤，提议者可供选择的分配方案有两个，要么选择（8，2）（前一数字为自己所得，后一数字为对方所得）的缺省分配方案，要么在（2，8）、（5，5）、（8，2）和（10，0）这四个分配中选择一个备选分配方案，而如果响应者对于上述不同备选方案下的同一个缺省分配方案（8，2）的拒绝率的大小顺序依次是：（5，5）、（2，8）、（8，2）和（10，0）时，就代表了基于动机的互惠偏好确实影响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因为，（5，5）为备选方案下（8，2）的拒绝率，大于（2，8）为备选方案下（8，2）的拒绝率正是说明了人们对于不公平行为的一种回应。实验结果表明分配结果和分配意图均影响着儿童、少年、大学生三个群体的行为决策。但儿童和少年更多地注意到的是分配结果的公平，而大学生则更注重分配动机的公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动机公平的重要性更多地会被人们所意识到①。相类似的实验还有HarbaughandKrause（2000）对于6-12岁儿童的利他行为和合作行为的研究。年龄与性别同属于被试的个体属性，除了以上讨论的年龄因素对于人们亲社会偏好的影响外，Andersenetal.（2008）还研究了性别的效应，即分别在父系社会下和母系社会下，女性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表现与男性在公共物品博弈中的表现有何不同。

除了以上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被试年龄和性别等个体属性上的田野实验以外，还有的实验关注到了被试的社会属性。Ruffle and Sosis（2004）考察了人们对于组群内部和组群外部对象的合作行为的差别。实验的特别之处在于招募的被试来自于以色列特有的，仍然保持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内部实行“各尽所能，平均分配”的分配原则的集体合作农场基布兹（Kibbutz）以及周边的一些现代城镇。实验设计类似于公共物品供给博弈，两个被试得到一个总数有100筹码的信封，每人均要决定从信封中取走多少筹码据为己有，但如果两人决定拿走的筹码总数超过100的话，则两人将空手而归，而如果未超过，则两人将得到各自决定取走的筹码数，并且剩下的筹码将被乘以1.5倍然后在两人之间平分。两组实验任务分别为：在两个匿名的基布兹人中开展和在一个公开信息的基布兹人和一个公开信息的城市人中开展，目的是观察基布兹人分别与组群内部和组群外部被试配对时的合作表现是否有所不同。实验结果显示基布兹人在与另一位匿名的基布兹人的配对中比与城市居民的配对中表现出了更高的合作水平，而且在基布兹人与城市居民的配对中，两者表现出的合作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被试的社会属性很大程度上是由所处社会的文化决定的，Henrichetal.（2001）便对五大洲12个国家，15个经济和文化环境迥异的小规模社会的人群开展了跨文化的最后通牒博弈、公共品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实验，实验结果显示文化差异对于亲社会行为表现有重要影响，但自利模型没有得到任何一个所研究的社会的支持。实验结果还表明：经济组织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在群体层面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不同社会之间个体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差异——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对合作的支付越高，博弈实验中的合作水平也越高。此外，个体层次上的经济和人口变量既不能解释群体内也不能解释群体间的行为。同样考察文化差异是否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实验还有Henrich（2000）在秘鲁开展的由21人参加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以及Carpenter，Daniere，and Takahashi（2004）在东南亚城市平民窟测度的信任和合作水平，分析了人口变量和社会资本因素对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指出了是越南和泰国在文化上的不同导致了以上行为表现的不同。

除去文化这一社会属性会影响人们的亲社会行为表现以外，职业属性对于亲社会行为表现的影响也在田野实验中被研究。Fehr and List（2004）比较了哥斯达黎加的CEO们和大学生们在信任博弈中的表现。实验设计了两组处理任务，一组是标准的信任博弈，委托人转移一定的筹码，这一筹码会被乘以3倍给予代理人，代理人最后决定回报多少筹码给委托人。而另一组则在信任博弈中加入了惩罚机制，委托人可以选择对于没有达到回报要求的代理人给予固定筹码的惩罚（委托人不需要付出成本）。而第二组条件中委托人不惩罚情况下代理人的收益与第一组条件中相同。所以通过第一组任务和第二组任务中委托人不选择惩罚条件下代理人的回报结果的比较，期望可以显示出委托人在面对可用的威胁时而不去使用，会带给代理人一个特殊的信任激励，即信任行为会培育出可信行为。

最终的统计结果显示，CEO们比大学生们表现出了更高的信任度和可信度。而博弈中委托人（Principal）可以对代理人（Agent）施加惩罚这一举动也带来了回报：如果委托人在可以施加惩罚的情况下对代理人表现出了信任，那么代理人将比没有惩罚这一环节的博弈中表现出更高的可信度。总之，如果惩罚的威胁可以使用但却没有被委托者使用时，代理人会表现出最高的可信度，而惩罚一旦被委托者使用，则代理人将表现出最低的可信度。

（二）有背景的田野实验

有背景的田野实验相比于人为的田野实验来说，更具有现实世界的属性。这类实验在交易物品、实验任务或被试的信息集方面都可能处于现实情境之中。Soetevent（2005）研究了教堂里捐助的匿名性与否对于捐助行为本身的影响。这一田野实验的优势在于：首先，来教堂做礼拜的信众是无意中参与到了实验中，这可以有效避免实验招募被试的自选择效应；其次，实验中的被试在实验之前已多次参与了教堂的捐助，并可以很容易掌握这些固定信众以往的捐助信息和个人信息；最后，信众在实验中所捐助的资金均是自己个人的资产，而并不是由实验者所给予的初始禀赋，这便可以有效地反映被试在现实情境下的真实捐助行为。为了得到捐助的匿名性对于捐助行为的影响，实验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收集捐款的容器，实验的控制组用为一个密封的小包募捐，处理组为一个开放的篮子。区别在于，使用篮子作为捐款容器时，周围的捐款者均能观察到自己的捐款多少，而且每个捐款者在捐款时均能看到篮子里已经捐款的数量。篮子作为容器在小包作为容器执行29周后才被替代执行，每个实验任务组募捐次数均不少于两次。实验的数据处理中，用非参数检验发现，篮子对于包的替代显著地增加了第二次捐献的数量，但这一替代效应却没有在第一次捐献中发现。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次捐献总是会被参与者认为是为了教区自身的捐献（公共物品），而第二次捐献则会被理解为是对教区以外的捐献（慈善捐献）。进一步地计量结果表明，当篮子作为捐款容器时，这一非匿名性的效应可以显著增加捐款的数量，但这一效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以上有背景的田野实验便是根据实验所处的情境选择了贴合实际的实验物品，而在Marlowe（2004）关于坦桑尼亚哈扎族人（Hadza）的田野实验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哈扎族人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流动部落，研究者希望利用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来考察哈扎族人的食物分享行为的特点。实验的被试是由实验者在流动的人群中随机选定，博弈实验是在实验者的路虎车中进行，需要分配的资金被直接放在了被试的面前（为了考察不同的分配物品对于被试的影响，在独裁者博弈中实验者用珠子替代了钱作为分配物品）。

yit表示代理人对于委托人的回报，xit表示委托人对于代理人的转移，TWP为虚拟变量，值为1 时是带有惩罚机制的处理组，同样，TWPN的值为1时代表在带有惩罚机制的处理组中委托人没有选 择惩罚代理人。因此，交互项系数β4的大小测度的是委托人在带有惩罚机制的处理组中没有选择惩 罚情况下的边际效应。β3的大小则表示相对于标准的信任博弈，在带有惩罚机制的处理组中选择了 惩罚的边际效应。最最终的实验结果显示，虽然食物（如肉、蜂蜜）分享在哈扎族部落随处可见，但博弈中哈扎族人表现出的分享行为比其他复杂的社会群体更少。此外，来自更大（人口更多）的族群中的哈扎族人比来自更小的族群中的哈扎族人表现出更多的食物分享行为。

还有一类有背景的田野实验关注到了被试所代入实验的信息集，而被试的信息集则主要由嵌入实验的社会情境决定的，其中主要包括被试在这一情境下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制度。Carpenter，Burks，and Verhoogen（2005）便试图通过比较学生与工人在分配博弈中的行为表现来测度社会情境对于实验的影响。有高额初始禀赋（100美元）的最后通牒博弈和独裁者博弈在堪萨斯城（美国）的配送中心工作的工人中以及两个控制组被试：明德学院（美国）的大学生（传统的实验室被试）和堪萨斯市社区学院的学生（非传统的实验室被试）中开展。三组实验被试均在各自平时所处的现实环境中参与实验，即仓库工人是在工厂的休息室参与实验，学生们则在各自学校的教室中参与实验。其中，实验预期工人所处的车间情境与学生所处的校园情境会有所不同，工厂车间情境里工人们每天一起工作且有长期的合作默契，而大学情境中学生们在一起的时间有限且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实验设计中通过比较车间工人和明德学院的大学生的实验行为数据体现了两个维度的效应：社会情境与被试的社会人口特征。而为了分离这两种效应，实验引入了堪萨斯市市区学院的学生参与实验，因为这一学院就在工人被试的工厂附近，所以其社会人口统计的特征与车间工人相似，而其校园的社会情境又与明德学院相似。文章首先通过非参数检验的Wilcoxon检验和Kolmogorov-Smirnov检验，分别利用样本的集中趋势分布和累计频数分布的比较来检验三个总体分布之间以及两种博弈（最后通牒和独裁者）之间的差异。更进一步地，作者假定人口统计特征与社会情境效应是可分离相加的，以此建立了如下简单的回归模型：

fi代表提议者对响应者提供的分配，T1,i与T2,i分别表示样本是堪萨斯城的学生与堪萨斯城的车间工人的虚拟变量，xi则表示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所以，T2-T1可以被视作大学情境与车间情境之间的差别，即社会情境效应。结合非参数检验和计量分析得出，在控制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不同的情况下，堪萨斯城的提议者比明德的提议者更为慷慨，即地区差异影响了分配行为。另外，堪萨斯的学生在最后通牒博弈中比堪萨斯的工人提供了更多的分配，然而在没有战略考量的独裁者博弈中，车间工人则比两所学校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分配，且车间工人在两种博弈中的分配额没有显著的改变，这也意味着工厂车间的社会情境使得工人的行为趋向于更公平和更多分享的表现。

以上实验虽能通过比较不同社会情境下被试的行为差异来大致测度社会情境的效应，但不同被试人群不仅处于不同社会情境中，且其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也很难完全一致。而Cronk（2007）的实验则利用了相同的被试人群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行为差异来证实文化背景对于信任博弈中人们行为的影响。这里的文化背景选取的是东非的马赛人（游牧民族）的“Osotua”观念，“Osotua”意味着基于义务、需要、尊重的礼物交换过程。实验设计了两个不同的社会情境，一半的被试参加常规的信任博弈，另一半被试参加的是有“Osotua”情境的信任博弈，即在博弈中实验者会向被试声明：“这是一个osotua游戏。”实验结果显示，相较于标准的信任博弈，嵌入了“Osotua”文化背景的实验被试表现出更低的投资水平和更低的期望回报率。而嵌入了“Osotua”文化背景的情境中，委托者的投资水平与代理者的回报率也呈现了负相关性。这一结果说明“Osotua”文化背景引致的是一种在部落成员真正需要帮助时施以援手的利他行为，而不是一种在信任博弈中体现出的纯粹投资逻辑。

（三）自然的田野实验

自然的田野实验为了最大程度的再现被试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表现，避免可能的“实验者效应”，而往往要求在一个自然发生的环境中开展实验，以使被试不知道自己已参与到了实验中。

Stutzer，Goette，andZehnder（2006）实验的自然发生环境则是苏黎世大学的采血车，他们与瑞士红字会合作利用问卷的形式开展了自然的田野实验。实验的目的是研究人们在被要求积极地回应同意或不同意参与亲社会行为时的决策结构。实验预期人们在面对是否献血时若被要求积极地回应同意或不同意献血，这一积极的决策行为可以引致人们去明确的决定是否献血的问题，并且可以使得人们意识到献血这一行为的社会价值。也就是说，积极的决策和承诺行为有助于明确的亲社会偏好的形成。实验设计了三个实验条件：处理组中被试需要填写一份关于个人信息以及一些对于献血重要性是否有认识的问题的问卷。问卷的最后一页会有邀请被试参加献血的信息，包括献血车的工作时间和地点，最重要的是，被试还被要求在是否同意献血的选项中做出抉择。如果被试选择参加，那么他（她）将被要求对于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做出承诺。控制组1相对于处理组增加了一个额外的选项，是：“我不想做出选择”（关于是否献血）。控制组2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关于被试是否要献血的问题。实验结果证实了积极地决策和承诺可以显著的增加人们献血的意愿，特别对于那些在事前并没有明确的献血偏好的人们来说。

关于亲社会偏好的自然的田野实验多为研究慈善捐赠行为的延伸，List and Lucking-Reiley（2002）便较早地研究了慈善集资中的本金额以及返还制度对于人们自愿捐助行为的影响。实验通过信件的方式向当地居民募集资金为大学的环境政策研究中心购置电脑设备。实验设计了不同的本金额（有三个水平的本金额，即分别已经准备了总募集资金3000美元的10%、33%、67%，余下的比例需要向居民募集）和返还制度（即若募集数量没有达到目标额的话是否返还所捐资金）以比较不同情况的捐助数量。实验结果揭示，随着本金额从10%到67%的增加，居民集资的参与率和平均捐助额都有显著的增加，而返还制度的增加也使得平均捐助额有显著增加。

在此基础上的相似研究有Frey and Meier（2004）关于慈善捐款中“有条件的合作”（Conditional Cooperation）理论的验证，即人们会在接收到更多其他人的捐款信息后，增加自己的捐款。实验设计了三个实验任务，一部分学生被给过去某个时期相对高的学生捐款比例信息；一部分学生被给过去某个时间段相对低的学生捐款比例信息；第三部分学生被给一定的物质激励去竞猜总的学生捐款比例。实验结果支持了“有条件的合作”理论，如果人们知道了相对更高的捐款比例信息，平均捐款数额会有所增加，但是这一效应的大小会由于被试过去捐款行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Karlan and List（2007）开展的“价格效应”的改变对于慈善捐助影响的田野实验，实验同是通过信件的方式为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募捐。实验发现募捐资金的匹配方案（即根据居民募捐资金的数量由第三方提供相应比例的匹配资金给该非营利组织）可以显著地增加平均捐助额和捐助可能性。但匹配率的高低对于捐助没有显著的影响而List and Price（2009）则关注到了社会联系与公共品供给的关系，实验预期社会联系可以增强行为人之间的信任，以致可以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效率。实验通过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地征集募捐额的方式来测度招募人与捐款人的种族和性别的异同性对于最终募捐额的影响。

以上实验的自然环境相对比较狭小，被试范围有限，Chen，Li，and Mackie-Mason（2006）则首次根据网络的方式完成了在线的募捐实验。实验通过密歇根大学的网上图书馆这一平台开展，图书馆接受来自网络的捐款。这一实验设计了四个募捐机制：自愿的募捐机制、安排了初始本金的募捐机制、一个固定比例的匹配募捐机制、根据募捐金额给予额外奖励的募捐机制。对于总的募捐金额来说，四种募捐机制没有带来显著的不同，但初始本金机制和匹配机制相比较其他两种机制接受到了更多的用户点击回应。此外，网络的虚拟社区还需要考虑如何维持和扩展网络用户的贡献水平，Chenetal.（2010）便设计了一个田野实验来探究社会比较的作用是否能增加网络社区（实验选取的是一个电影评分社区）的贡献水平。研究者利用网络的特性，通过邮件通讯和网站内容的修饰以实现对于不同类型的网络用户发送不同社会化信息的目的。具体来说，邮件信息包括以下两种社会信息中的一种：用户评价数量的中位数、群组中用户平均的净分值，控制组用户接收到的信息是用户自己过去的评分行为。

研究者通过更改网站界面的方式发出通知，以尽快得到每位用户新的贡献水平，如要求用户及时对流行或小众电影进行评分、更新数据库、邀请其他人加入等。随后研究者会跟踪用户在收到通知一个月内的网络操作，结果发现在收到用户评价数量中位数信息的用户中，在中位数以下的用户一个月内会有530%的电影评价数量的增加，在中位数以上的用户会有62%的评价数量的减少；而在收到用户平均净分值信息的用户中，平均值以上的用户在这个月内从事了一些帮助其他用户的行为。

慈善捐赠行为和公共品供给研究以外，自然的田野实验中关于人的亲社会行为研究还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礼物交换模型。Gneezy and List（2006）通过信件和挨家挨户走访两个形式分别招募雇员为一个当地图书馆和研究中心完成一次性工作。实验在这两个情境下都设计了一份相对更高的小时薪酬和一份相对更低的小时薪酬。我们知道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均衡状态下，企业应该付给工人市场出清时的工资而工人则提供最小化的努力。而礼物交换模型中，企业付给工人超出市场出清时的工资，而工人也提供了更多的努力（Akerlof and Yellen，1988）。但这里的自然田野实验显示的结果却是，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雇员在更高的薪酬下比更低的薪酬下付出了更多的努力，然而在这段时间以后，这一努力的不同将不再被观察到。

 

 

田野实验之于中国

 

可以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逐渐接轨，中国经济学界也基本能紧跟国际学术前沿的步伐，在模型构建与数据分析上越来越精深、细致。而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田野实验正是方兴未艾之时，而中国这片有着广袤“田野”，及特有文化背景的土地则完全可以提供丰富的社会“实验场”。倚赖这一天然的优势，也许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可以在逼近最高深的技术工具的同时，也能为经济学的田野实验贡献更多准确的且贴近现实世界的研究实例。

1、中国情境下的田野实验

中国情境下的田野实验在我们看来有两条研究理路。第一条理路是建基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与西方人的行为模式的可能差异，采用中国的被试按照经典田野实验的实验设计程序来运行实验，以检验实验结果是否有所不同。这类研究实例的代表有Cooperetal.（1999）对于中国经理人和中国学生的激励机制的探究。另一条理路则更具创新意义，指的是围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期涌现出的独有的现象而展开的经济学田野实验。类似的实验已经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开展，Hoff，Kshetramade，and Fehr（2009）研究了印度的阶级分层下，不同阶级在合作的社会规范上的差异将拉大阶级之间的差距。Alatasetal.（2009）的实验发现印度尼西亚的公务员和学生在模拟的腐败实验中对腐败容忍度存在差别。而关涉当代中国转型期社会现象的经济学田野实验的代表便是Afridi，Li，and Ren (2010)的研究实例，他们研究了户籍身份的凸显（Salience）和公开对于人们在激励下行为表现的影响，这一影响可能又进一步拉大了不同户籍身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目前来说，这两条研究理路都还处于萌发期，尤其是国内几乎没有以标准的经济学田野实验的研究范式来考察中国当下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实例。

2、与组织、机构的合作

即便所得出的理论足够精确，但也可能因为缺乏现实情境而不一定正确。罗俊、实验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网（CESG）即便如上文分析，与组织、机构的合作可能会由于合作方的制约而存在偏误的风险，但在中国与组织、机构合作开展田野实验确是推动田野实验蓬勃发展的重要方式。如与政府部门合作考察相关的政策制度可能带来的影响；与产业组织合作设计拍卖等市场运行机制；与学校、公共事业组织等合作实施公共物品供给的田野实验；与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合作研究人们的慈善捐赠行为可能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与企业、工厂合作探察工人的工作绩效受到什么因素的激励，并以此优化组织的激励机制。此外，为了避免可能因为合作产生的偏好，实验者只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争取开展更多的相关田野实验以求数据的准确性，并且增强与合作方的沟通、恪守必要的学术道德。

3、招募渠道

除去在自然的田野实验中，通过政府机构和企业组织直接获得被试在日常表现中的行为数据以外，田野实验主要采用的招募被试的手段有：信件、电子邮件、登门挨家挨户招募、网络招募。其中网络招募，或者说获取网络上的被试数据的方式虽不是传统的实验招募手段，但由于其数据获取成本低、被试原始数据易保存、被试不易受到外界干扰因素的影响等特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利用（如Lucking-Reiley，1999；Hossain and Morgan，2006；Chenetal.，2006，2010）。而中国又有着庞大的网民群体和快速发展的网络环境，可以预见中国丰富的网络资源将为经济学田野实验在中国的开展提供更多的数据获取的机会。

4、跨学科的交流

我们知道，经济学田野实验不仅有关涉市场形态、产业政策、组织制度的研究实例，也有大量对于人的亲社会行为的实验，而这一类实验又往往延伸到小规模社会群体和相对落后地区。且相关田野实验已经吸引了人类学家的广泛参与（如Henrich and McElreath，2002；Tracer，2003）。而对于中国情境下的经济学田野实验来说，中国地大物博的优势将非常有利于比较地区间人的亲社会行为差异以及小规模群体社会习俗的实例研究。也即是此类田野实验真正需要深入中国本土的乡村田野，少数民族聚居地等受到现代性影响较小的地区开展，而在这些地区开展田野实验之前当然必须对于当地的风土民情、乡俗村规有足够的了解，这样才能因地制宜地展开被试的招募、实验说明的设计、实验任务的实施等实验过程。而经济学家们向来对于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深入偏远落后地区开展一线调查的实践工作不甚熟悉也不感兴趣，这便要求我们要与长期进行着田野调查的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学者们合作，向他们学习如何做真正贴近现实世界的研究。

 

 

 

*文章来源：南开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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