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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善文:一位首席经济学家的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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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17 05:22发布
黄子乐
上海财经大学
学生
黄子乐|发布一篇文章——高善文:一位首席经济学家的心灵史
作为已经“出圈”了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曾写过一副对联自嘲。上联: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经济分析。

 

实际上,高善文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里的那种典型的首席经济学家。深耕宏观研究超过25年,围绕诸多重大宏观问题,例如中国是否通过了刘易斯拐点、2011-2020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估计、“钱荒”的成因和风险、人民币汇率变化拐点和方向、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和趋势、去杠杆政策检讨等议题,他都提出过具有深刻洞察力和广泛影响力的判断,在中国通胀形成机制、产能周期、资产价格重估等领域也形成自成一家的分析体系。这使他在市场上收获了大批拥趸,同时也常因观点过于超前,引发市场争议。

 

即便如此,高善文用以自嘲的对联,映照的是他对市场的敬畏、对研究的清醒、对逻辑的自信和对行事做人的克制。带着对经验数据和逻辑的执着、对自然秩序和细节的敏感,高善文在认识世界和求解问题时,给出的不仅是科学的、逻辑的答案,更有敬畏和悲悯的人文关怀。

 

《北大金融评论》对话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通过他的讲述,我们了解的不仅是一位成功的投行经济学家的成长史,更是一部心灵史。

 

卖方分析师的胜绩和经济学家的特质
 
高善文1995年进入人民银行总行,2003年进入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5月转入安信证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至今。许多财经媒体会定期对宏观经济分析师的影响力进行投票排名,一份第三方统计显示,高善文自进入证券行业起,到2012年退出各类主观排名止,在累计15次排名中,11次拔得头筹。在证券市场周刊举办的年度“远见杯”宏观经济指标预测竞猜中,在退出之前,他曾四次参赛,三次获得第一名,一次获得第三名。
 
作为卖方分析师,高善文无疑是成功的。如果在网上搜索高善文的相关资讯,“出圈”“火了”“最新”将是大部分标题的关键词。而高善文关于宏观经济和政策以及市场走向的预测,也大部分被历史数据验真。
 
高善文作为分析师的成功,与其身上的经济学家特质密不可分。上世纪90年代,高善文曾先后在北大、清华学习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是高善文读博期间的论文导师,就曾直言“高善文以后是能够做出一些东西的”。
 
研究生学习期间,高善文为寻找论文选题方面的原始文献,经常会跑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翻阅材料。其间高善文发现了一本有趣的英文杂志,“它的语言幽默中带着嘲讽,对经济时事的评论客观而有深度”。这本杂志就是《经济学人》。高善文自此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和阅读这本杂志。
 
长期阅读英文资料,高善文的思考方式和表达习惯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在2008年深交所的一次演讲中,高善文收获了一个特别的评价——“美式中文”。
 
高善文对于市场分析与经济研究的区别始终保持清醒的认知,“从商业角度而言,市场分析要着眼于预测,预测正确与否是检验市场研究是否有价值和是否成功最重要的判据之一。对于学院派的经济分析来讲,它的立足点不在趋势的预测,更不在预测是否准确,而在于它的解释是否足够稳健,是否有足够的差异化,是否能发展出一些普适性的新思想、新方法或者新的分析工具等。”
 
在高善文的身上,可以同时看到学院派和市场化的两种不同研究思路,但并不冲突。高善文认为,“两者共同点在于,我们对经济数据的分析都要以合理的经济逻辑为基础”。
 
至于为何在胜绩累累时选择退出市场排名,高善文坦言,一部分是出于成本收益优化的考量:对于初入行的分析员而言,参加排名可以快速提升个人知名度,获得市场认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行业经验、人脉和认知度的积累,分析员参加排名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在上升(这是因为需频繁路演,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维系客户关系等)。
 
更为客观的原因则是,2011年4月,高善文父亲查出肺癌,赴京求医越年直至去世。其间,高善文每天奔返于医院和家庭,自己也检查出一些慢性疾病,需持续的药物干预和比较大的生活方式调整。“这些变故对我的生活节奏和方式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对心理也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牵扯了许多精力”。
因果推断方法与“资产重估理论”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肯定了因果推断方法在经济学中的成功应用与发展。而因果推断正是高善文贯穿宏观分析和市场预测的努力方向。
 
2010年9月,高善文撰写了《上升的地平线——刘易斯拐点与通货膨胀》一文,认为中国已经走过刘易斯拐点(即低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并推算了2011-2015年一般消费物价的平均水平,解释了其中枢上升的逻辑。
 
这篇报告受到广泛批评,许多人认为中国农业部门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远未跨过刘易斯拐点。2015年过去后,经济数据的回溯检验与高善文当时的理论预测非常一致。
 
“本质上,只有因果关系能够提供稳定的解释和强有力的预测”,高善文认为,“但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我们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对观察对象进行隔离和控制,因而对经验数据的处理,很多时候只能得到相关关系。在研究过程中,我始终对相关分析的局限性保有非常大的警惕。”
 
在经典研报《光线是可以弯曲的》中,高善文对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区别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方法上,把握因果关系最重要的几个点,一是由理论提出的预测必须是可观察的、明确的和排他的,不存在其他竞争性的解释。二是在入手研究经济数据和预测证据时,对于我们试图寻找的因果关系,在观察视角和解释变量的选取上要尽可能排除内生性问题。三是尽量去寻找一些对比样本的测试。
 
为了克服相关分析的局限性,高善文在刘易斯拐点的研究中,经过长时间的考虑,精心选取了对比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变化趋势作为研究的入手点,这是因为不同作物的劳动力密集度存在差异,其差异是由作物本身的性质和技术因素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认为是外生的,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农产品市场又是充分竞争性的。
 
这样,低端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就转化为农产品价格变化趋势的差异,这一预测可以观察和测量,因果链条十分明确,也难以找到对此证据的竞争性解释,还可以使用1990年代的数据进行对照检验。从这样的研究思路得到的结果就十分稳健,预测能力也很稳定。
 
“资产重估理论提出的很多分析链条,在实际应用中,也尽量基于因果关系的思路来把握和控制。”高善文对《北大金融评论》补充道。
北大的求学与启蒙
 
北大求学是高善文人生履历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篇章。1988年,着迷于物理学的高善文,考上了北大的无线电电子学专业,正式开启7年的燕园学习生活。高善文曾在《时光的刻痕》一文中写到,“北大像个自由市场。只是在这个市场上自由叫卖的并非文具,而是各种闻所未闻的新思想”。
 
高善文惊讶于北大讲座的百花齐放和开放包容。他听的第一场讲座是一名学术造诣颇深的物理学教授谈《物理学与美》。该教授从古希腊时代先哲对于自然和宇宙的思考开始,一直讲到广义相对论,描绘了物理学的先辈们在试图观察和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在漫长岁月里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震撼人心的成就。
 
“对一代又一代的大物理学家来讲,他们试图去观察理解宇宙时,在起点上他们便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相信制约世界的规律是简单的,是美的,相信规律一定是和谐的。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可以统一所有物理定律的大统一理论,虽然直到今天,这一理论也还不见得已经找到。但这种对自然规律中存在着深刻的美与和谐的信仰,给我以长久的震撼和启迪”。直到今天,高善文谈起讲座内容时,仍难掩激动之情,仿佛又回到了那天的讲座,他又成为了那名物理学系的新生。
 
天生对数据敏感,高善文清晰记得这场讲座是在北大的二教101教室。讲座内容深影响了高善文的思考方法,“如果我们提出的结论,有大量非常别扭的假设,那么直觉上这就不太可能是正确的,深刻的定律一定是简单、美与和谐并存的”。高善文甚至专门找了卡尔·波普尔等在内的科学哲学大家的书籍阅读,“在思考和研究经济数据时,观察问题视角的选取、逻辑的提出和展开,都是基于对这些科学原则和方法的非常仔细的考虑,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年的讲座。
 
另一场对高善文影响很深的授课,则发生在北大一教二层中间偏西的一个教室。当时他课余路过,教室门半开,黑板上赫然写着一行粉笔字“邓小平访美与新中国外交”。这是国际政治学系的一门研究生课程。
 
高善文觉得这题目很有意思,便走进教室坐在了后排。讲台上坐着一位长者,穿着朴素,目光有神,他见高善文进来,也不赶他走,高善文就在里边听。
 
这位长者便是李慎之先生。李慎之先生曾任周恩来总理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早年随同周恩来参加过多次外交活动,包括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
 
“李慎之先生分享了许多外交历史细节,例如他陪同邓小平访美时与美国政要的交流花絮,这使得原本枯燥的国际政治理论变得生动有趣”,更重要的是,李慎之先生非常系统地讲解了新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形成、变化和调整,对什么是国家利益,如何定义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不同国家的国家利益定义是否一样,国家利益的不同方面相互冲突时如何进行轻重缓急排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讲授。
 
高善文感慨,“尽管他讲话的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但很多内容、很多句子就像惊雷一样,在我耳边一个又一个地炸响”。
 
时间到了2013年以后,高善文在经济分析业界声名鹊起,常受一些民间智库(中国金融40人论坛、北大国发院等)邀请,参团赴华盛顿拜访美国主要的政府机构和智库,也因此得以近距离观察中美外交的现实运行。“当我在拜访白宫过程中试图去理解他们讨论的内容,试图理解美方的政策思路时,李慎之先生当年的讲课内容始终是我最重要的思考框架”。
 
时间带来的敬畏与悲悯
 
1971年,高善文出生于山西南部丘陵地区的一个山村。同年,中国在对外开放上迈出了许多关键性的步伐:4月,“乒乓外交”开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等成为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入境的美国人;7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
 
但1971年的山西农村,不仅人均收入水平低,环境也相对封闭,信息获取非常困难。“临汾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当地社会的文化比较传统,传统文化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高善文指出,自己幼时的学伴中,如果顺利考出农村,他们身上多少都会有些朴素的家国情怀。
 
关于家国情怀,高善文直言,“所有的工作,按照社会分工的原则去做就是最有效率的,国家的事情,应由职业的政治家去做,学生把书念好、商人把生意做好、工人把工作做好,整个社会的效率才是最高的。因此,家国情怀其实是要不得的”。
 
话虽如此,人们很难不注意到高善文身上的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2012年,一名清华经管学院的青年学生写信给高善文,谈及他在实习期间从事市场研究过程中的一些困惑,希望高善文能够提一些建议。或许是有感于青年时期的生计艰难、求学不易,高善文细致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更清醒点出,“故作高深地摆弄统计技术和数据,人云亦云地泛泛而谈,这些做法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要对商业研究及其预测能力的局限抱有必要的认识,要对市场和未来抱有必要的敬畏”。这是方法论之外,高善文对后来者的善意。2020年末,高善文更携同窗好友王国斌等诸多校友向北大捐赠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以他的两位老师——秦宛顺教授和靳云汇教授的名字设立奖学金,鼓励基础学科的青年学子。
 
一个从闭塞山村成功走出来的有志者又再回报社会的故事,总是能激发人们关于努力、关于艰辛的探讨。但对于高善文而言,回首来时路,更多的却是一些日常的点滴。当他提笔回信青年学子时,想到的是,困苦年代父辈虽薪俸微薄,但亦能在年末岁尾之余通宵达旦为乡邻书写对联;当他发起设立北京大学秦宛顺靳云汇奖学金时,想到的是,钱颖一教授曾课后请他和其他学子吃的一顿美味的餐饭。
 
对细节的敏感,高善文也因之更珍惜眼前的人与物,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珍惜之情愈发明显。近年来,高善文经常会发表一些随笔和感想,当问及他是否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时,高善文停顿了些许,方做回答,“我高中和本科都是学的理科,虽然后来进入国民经济管理系,但实际上我在经济专业所受的大量训练还是偏技术性的。青年时期的学习多围绕以逻辑思考为支撑的内容,对理性也始终有着深深的向往和追求”。
 
“资产重估理论”从代表性微观主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出发,以宏观经济分析结果(例如基于产能周期的观察)为依据和出发点,去推断金融市场变化的方向和线索,这是高善文最广为人知的分析体系。2006年3月,在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高善文正式提出“资产重估”的看法。在随后的研究中,他把这一理论应用于经验数据的观察、因果关系的找寻和趋势预测中,并不断丰富其内涵,最终发展成“资产重估理论”,相关内容收录在当时的研究报告和后来出版的《透视繁荣》《经济运行的逻辑》等著作中。
 
“从过去十几年的应用情况来看,我们当然不能说资产重估理论的所有预测都是对的,也不能说它可以解释所有的市场变化及其关键特征,但资产重估理论对金融市场的预测和解释具有稳定的一致性,预测错误的出现在事后可以找到明确的解释,并且总是由于对外生因素把握的偏差。在一些极限情况下,资产重估理论的预测通常很惊人,由此在事前容易引发争议(例如2006-2007年对市场的预测,2013年围绕‘钱荒’的预测,2018年围绕去杠杆的预测等)”。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很长时间里“资产重估理论”在市场参与者之间有着比较广泛的认知度。
黄子乐
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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