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经济体中，特别是对于中产阶级而言，住房是最重要的家庭资产。研究住房财富如何影响家庭行为能够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其中，住房财富对劳动供给变化的研究有助于解释就业模式和经济波动。本文主要立足于政策冲击产生的住房面积断点，使用断点回归设计研究了住房财富效应对于劳动供给的影响，并得出住房财富对劳动供给具有抑制作用的结论。

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第一，与以往对住房财富和劳动力供给的研究不同，本文在识别策略上使用的是RD（断点回归）方法，而非以本地住房市场的变化作为工具变量，因此本文在对住房财富的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第二，本文与关于劳动供给对其他类型的金融财富的反应的研究相联系，但本文重点关注房产价值的变化，而房产有以下特点：是家庭主要财富；与遗产、彩票等一次性被支付的意外之财不同，住房不仅有纯财富效应，还有借贷抵押效应，因此本文丰富了研究劳动供给对金融财富的反应的文献；第三，本文还属于研究家庭财富对经济行为影响的范畴，现有研究主要涉及对消费行为、创业精神、生育率、投资决策和儿童成长的影响，本文则重点关注对劳动供给情况的影响，因而丰富了该方面的文献。

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逐渐放弃了分配性住房制度，转而进行住房市场化改革。在1998年国务院下发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关于继续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并加快住房发展》中，中央政府正式废除了以工作单位为基础的保障性住房制度，鼓励个人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房。住房市场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使得房价飞速增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至2010年，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年均增长12.68%。

为缓解住房价格增长过快问题，政府于2005年起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以稳定房价的增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

1）2006年5月，国务院及其七部委下发《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将面积小于等于90m²的住房首付下调至20%，而面积大于90m²的住房首付仍维持在30%；

2）2008年11月起，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将面积小于等于90m²的住房契税从3%下调至1%。

这些政策为本文实施断点回归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和2005年小型人口普查。其中，CHFS使用了2011、2013、2015和2017年的调查数据，CFPS使用了2010、2012、2014和2016年的调查数据。在本文的主要回归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HFS和CFPS，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则在一些环节起辅助作用。

本文使用断点回归方法，以房产面积90m²为截断点，研究房产价值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2006年及之后的中国一系列房地产市场措施，特别是针对90m²住房的差别首付比例和房产契税税率，导致了住房财富的差异增长，这也使本文选择90m²作为住房面积的截断点有其合理性。本文以房屋面积小于等于90m²的为处理组，大于90m²的为对照组。

本文的主要模型使用了非参数估计方法和局部线性回归的方法：

通过上式可以估计出β^，也即本文所关注的政策效应。其中K为矩形核函数，c_i为购买的房屋面积，c₀为90m²，D_i为是否是处理组的二值变量。

在解释变量方面，考虑到政策会对人们购买住房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从CHFS和CFPS的数据中选取在2006年之前购买的面积在90m²附近的住房作为研究的样本。选择2006年前购买的住房还因为相应的住房政策是一种意外的变化，这种意外性能够降低预期效益从而减少对面积的刻意选择。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CHFS和CFPS分别提供了家庭成员的日劳动供给量、月劳动供给量和年劳动供给量。为方便之后的分析，本文将所有的劳动供给量统一度量单位，即均以工作小时数衡量其劳动供给量。

为保证断点回归的内部有效性，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假设检验。作者就内生性住房迁移问题进行了思考，结果解释本文中不存在明显的内生迁移和样本自选择效应。

此外，来自普查数据和调查数据的控制变量均未在断点处发生明显“跳跃”。

以上对于样本自选择问题和控制变量的检验均证明本文使用断点回归设计是合适的。

4.1 主回归的实证结果

本文将家庭成员劳动供给对住房面积进行断点回归，结果展示如下：

通过断点回归图不难发现，个体的劳动供给在断点处发生了明显的“跳跃”。实证结果表明，住房面积略小于90m²的个体（处理组）的劳动供给显著少于住房面积略大于90m²的个体（对照组）。具体而言，处理组的日劳动供给比对照组少0.567小时，月劳动供给比对照组少12.750小时，年劳动供给比对照组少148.322小时。此外，房价增长速度也在断点处发生了明显“跳跃”。过去十年中，处理组的房价年上涨速度比对照组高1.3%。

为进一步探究房产价值与劳动供给的关系，作者以政策作为房价增速的工具变量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展示如下：

实证结果表明，个体所拥有的住房房价增长速度越快，个体的劳动供给就越少。

作者还探究了房屋面积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是通过广延边际效应还是集约边际效应起作用，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住房面积主要通过广延边际效应（即劳动者决定进入或退出劳动力市场）影响劳动供给，而集约边际效应（即对已经处于并还将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人的劳动时长决策的影响）是不明确的。

4.2 稳健性检验

作者对上述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如改变带宽、加入一系列个体先决性特征变量、同时报告参数估计与非参数估计结果、安慰剂试验、检查四舍五入问题等。

所有的稳健性检验都表明本文的设计框架是合理的、结果是稳健的。

4.3 异质性分析

作者针对性别、年龄和债务偿还能力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实证结果，作者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房产价值的上升会导致男性和女性劳动供给均减少，但女性的劳动供给对房产价值的变化更加敏感。

第二，老年群体的劳动供给对房产价值变化不敏感。相较于老年群体，接近退休的群体和年轻群体的劳动供给对房产价值的变化更敏感且程度相似。

第三，住房政策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低负债率（高偿还能力水平）家庭中。而有可能房产价值的变化并不主要通过负债能力这一渠道影响劳动供给。

本文使用断点回归设计，得出了个体拥有住房的房产价值上升将会导致个体的劳动供给显著降低这一结论，并且该效应是通过改变个体劳动参与决策得以实现的，它对本就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个体的影响是不明确的。此外，女性、年轻群体和有高债务偿还能力的群体的劳动供给对房产价值的变化更加敏感。

本文的研究还隶属于研究家庭财富对劳动供给影响的范畴，因此本文的结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家庭财富的增加将导致个体劳动供给的减少。

*文章来源：微观发展经济学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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