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时代的主旋律。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复兴之道、强国之举，正在引领中国悄然发生着根本性变化。《2016年度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全球创新指数前25名长期由在创新方面持续领先的高收入国家稳稳盘踞。引人瞩目的是，2016年度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首次跻身这一行列。《人民网》数据显示，与2012年相比，2016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增加了52.5%，科技进步贡献率增加了7%，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新产品销售收入增长了57.7%，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增长了26.8%。这些可喜的变化预示着广阔而生动的研究机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研究课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研究的新动向和新趋势。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资助了“企业创新驱动的机制与体系研究”学科重点项目群，总共资助了五项重点课题，分别是：领军企业创新链的组织架构与协同管理（杨忠教授，南京大学），“互联网+”嵌入企业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研究（魏江教授，浙江大学），突破性技术创新的形成机理和演化路径（谭劲松教授，天津大学），企业绿色增长模式与价值链重构研究（王能民教授，西安交通大学），新创企业商业模式形成与成长路径（杨俊教授，南开大学）。从课题名称不难看出，基于新兴实践诱发的新问题和新趋势，创新研究更加关注企业创新的组织和行为机理，特别是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当下乃至未来，创新成果越来越集中于新兴企业，企业生命周期前端的创新组织和扩散机理问题值得探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大企业是创新的主体，直到20世纪90年末期，人们才发现小企业部门对于创新的贡献并不亚于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大企业部门表现得更加突出，小企业才开始作为创新研究的对象被予以关注。近年来，新兴企业在创新方面的表现更加突出，创新形式也从技术创新向商业模式等非技术创新转变。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转变，这一现象必然会给理论研究带来挑战，挑战也就意味着理论创新机遇。与大企业相比较，新兴企业的创新活动所嵌入的情境有很大差异，至少表现为弱组织约束、高资源约束和高不确定性，创新主体从组织驱动转变为团队引领，创新管理也从组织规范约束转变为人际规范约束，等等。前提条件发生变化，管理逻辑自然也会发生变化。

第二，在企业边界日趋模糊的前提下，大规模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组织与管理模式问题。交换是企业的重要活动，而连接方式是交换活动的基础。回顾历史，重大技术变革一旦从根本上改变和优化连接方式，企业经营活动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内燃机技术改变了交通，拓展了人类连接的空间边界，企业战略开始从本地化到区域化，甚至到国际化和全球化。互联网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连接方式，这些变化包括降低连接成本、提升连接效率、拓展连接规模、丰富连接内容等等。企业边界也因此而日趋模糊，企业不再是相对开放的封闭系统，而是相对封闭的开放系统。企业的创新实践也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战略联盟是合作创新的主要形式之一，但在今天，企业创新更加注重的是开放式创新、创新生态圈，企业创新伙伴的规模、范围和边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如何引导并管理这些变化，自然值得关注。

第三，创新本身就意味着价值创造，价值创造进一步推动成长，有必要探索以商业模式为典型的非技术创新如何推动新兴企业成长。基于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为主导，新兴企业的成长开始背离战略和创业理论的成长路径，成长速度极快，成长不再是与既有企业竞争互动而是颠覆。当今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在全行业领域应用普及，新兴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变得更加频繁，可能正在改变甚至颠覆传统成长理论的成长观点。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显著降低了信息传递、信息沟通、交易管理等成本，组织间边界被削弱甚至被彻底打破，行业间以及行业内企业核心资源或能力的隔离机制消失殆尽，[2]价值创造逻辑发生根本性变革，从以组织资源和能力为核心转变为以跨越组织边界的组织间合作与协同为主导，新兴企业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创造性地跨界整合资源改变行业价值创造流程、要素和逻辑；[3]二是显著降低了供应商和顾客等要素接触成本，借助新兴技术的应用，新兴企业能以极低成本大范围接触潜在的顾客和供应商，既有企业曾经清晰定义的市场边界和战略位势因此而变得支离破碎，竞争逻辑突破行业边界，基于顾客和市场为导向的跨界竞争和产业融合势不可挡，来自全球的818位CEO一致认为行业之墙正在坍塌，未来几年会出现大量产业融合。[4]在这样的条件下，新创企业在缺乏关键资源和能力条件下往往仍能借助商业模式设计实现跨界竞争，改变甚至重塑行业价值。颠覆性已成为新兴企业成长的重要属性，新创企业不是逐步替代既有企业的竞争而是迅速横扫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例如，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苹果公司从没有生产过一张音乐CD却迅速成为了最大的音乐零售商；优步公司不拥有一辆出租车却在短短五年内将租车应用服务扩张到全球51个国家的230个城市；Airbnb没有建造过一栋酒店却在短短六年内拥有的酒店房间数量就超越了洲际酒店和希尔顿等全球顶级酒店集团。

在战略研究领域，Priem等[5]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新的理论和实践挑战，他们指出传统战略研究侧重于将企业端视为分析焦点，基本遵循在考虑外部环境约束条件下的“资源/能力—战略选择—价值获取”理论逻辑，但这些理论观点并不能充分解释以苹果、脸书、谷歌等新兴企业和新兴成长实践背后的价值创造和成长逻辑。为此，战略研究应该拓展研究边界，以市场端为分析焦点探索并建构“市场—商业模式—价值创造—价值获取”的理论逻辑，致力于解释和预测以商业模式为分析单元的价值创造系统中促进价值创造的管理决策。

第四，关注中国企业创新的新变化，关注中国企业创新实践新动向，积极开展学术探索。在学术界，创新研究很早就成为了热门领域，全球学者也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新问题就开始被国内学者关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立足于中国国情，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中国这一后发优势国家的创新战略和道路选择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引进—吸收—集成—创新”的基本战略，为推动我国企业和产业创新贡献了重要的战略武器。立足当前，面向未来，在政策引导力度进一步加大，企业创新动力进一步加强，加之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等新兴领域形成局部优势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国情变化自然会引领创新研究的转型。创新研究有必要更加关注处于不同阶段、属于不同类别的企业或产业的创新过程与机制；从关注技术创新进一步关注商业模式等非技术创新；从关注有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到关注创新过程中行为主体的互动机制，在更深层次上探索和提炼中国企业与产业的创新发展之道。

本期封面主题刊载了四篇创新与变革论文。第一篇论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以家族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提出家族企业二代介入作为缓解代理冲突的重要机制，有助于强化家族企业长期战略导向进而提升创新活动水平的理论逻辑，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3-2014年的数据验证了这一逻辑。第二篇论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业绩型股权激励及其行权限制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活动，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4年的数据，发现高管的股权激励能促进企业创新，同时这一促进作用受到股权激励计划行权限制特征的影响。

第三篇论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创新自我效能感、创新意愿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连续中介模型。利用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对创新自我效能感、创新意愿均具有正向影响，但对员工创新行为不存在直接影响；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意愿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基于优势的心理氛围还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创新意愿的连续中介对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第四篇论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探索了供应商创新性的利用机制，发现企业网络权力和供应商资源分配偏好不仅能促进供应商对企业创新做出贡献，还有助于加强供应商创新性与供应商创新贡献之间的关系。

前两篇论文挖掘了企业创新驱动的高管因素；第三篇论文探索了创新主体的微观机制；最后一篇论文将分析视野拓展到企业外部供应商网络，探索了企业创新驱动的外部机制。本期封面主题回应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也是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有益探索，以期鼓励在未来涌现更多扎根中国实践、注重采用多主体相融合的跨层次创新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