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和借贷对非预期收入冲击的反应:来自新加坡自然实验的证据
简介
Jappelli and Pistaferri(2010)通过理论模型指出，非预期的收入冲击对消费存在影响，但是可预期的收入冲击并不会产生类似影响。而由于非预期的收入冲击识别相对困难，现有文献多基于预期收入冲击，很少有研究非预期收入冲击。本文则利用了一个独特的新加坡政府的外生政策引起的非预期收入冲击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本文使用消费者金融交易面板数据集，选取新加坡超过18万消费者的代表性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识别个体遭受正向收入冲击时，信用卡、借记卡和银行支票账户的消费行为会如何变化。
研究表明，在政策公开之后，受益者的消费显著上升，这种上升可分解为公告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和支付效应(disbursement effect)。本文发现了较强的公告效应:消费者在政府实际发放现金前的两个月（公告期）开始增加支出。另外，消费增加集中体现于借记卡和信用卡支出的增加：在公告期，消费者通过信用卡增加支出，在支付之后，消费者转向借记卡支出，同时他们的信用卡使用也有显著增加。最后，非预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在不同个体和消费品类别之间存在异质性。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识别更加外生，也为非预期收入冲击的消费反应提供了新的更一般的证据；另外，本文识别出了政策的公告效应，扩展和补充了现有消费冲击影响的研究；最后，本文对现有关于(金融)约束在收入冲击影响消费这一过程中的作用的文献进行了扩展和补充。
01 政策背景
新加坡财政部2011年2月18日在年度预算演讲中宣布，为了分享2010年的国家经济增长，政府将在2011年一次性向所有21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发放增长红利。虽然每个新加坡人的收入取决于他或她的财富，但他们获得的增长红利基本上位于428美元到624美元之间，这相当于新加坡2011年月收入中值的18%左右。符合条件的新加坡人在2011年4月底前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收到了这笔款项。
个人获得的增长红利数额是由收入和年房屋价值共同决定的。尽管数据集中没有确切的年房屋价值数据，但作者利用了政府使用房屋年价值标准来判定不太富裕的可以住在政府住房(HDB)的居民这一特点，利用房地产类型(组屋或私人)和收入来确定每个合格新加坡人收到的增长红利的大小。
与其他国家的政策（比如美国的退税政策）相比，增长红利政策的发布是非预期的，且存在一段时间的公告窗口期，这个独特的政策实验让本文可以区分这个独特的政策实验让我们可以区分收入冲击的公告效应（意外冲击）和支付效应（预期的）。
利用该政策的支付力度大、非预期、一次性现金支付、对象有限制（成年新加坡人）等独特特点，作者通过利用不具有收到红利的资格的外国人作为反事实，来识别意外收入冲击的消费反应。
02 数据和实证方法
01
本文使用了一个独特的、专有的数据集，该数据集来自新加坡的一家主要银行，作为新加坡最大的银行，该银行拥有400多万客户，占新加坡总人口的80%。本文的样本包含超过18万的个人消费金融交易数据，时间段为2010年4月至2012年3月，这是一个随机的、具有代表性的银行客户样本。对于样本期间的每个样本，数据集包含了关于他们信用卡、借记卡和银行支票账户的月度对账单信息，包括余额、总借方和贷方金额(支票账户)、消费(信用卡和借记卡)、信用卡限额、信用卡支付和债务以及信用卡和借记卡消费的交易级别信息。同时，该数据集还包含丰富的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年龄、性别、收入、房屋类型(组屋或私人)、邮政编码、国籍、种族和职业等。相比于其他数据，本文数据大规模、高频率、全面性的特点减少了测量误差，允许更详尽的结果及异质性分析。
02
是银行卡消费总额(进一步分解为借记卡消费和信用卡消费)，或个人i在t月底信用卡债务的变化。
是处理组中个体i所获得的增长红利，控制组中为0。
是在宣布增长红利计划之前的四个月(即2010:10-2011:01)等于1的二元变量。
是在宣布增长红利计划之后(即t>=2011:01)等于1的二元变量。
是年份-月份固定效应，
是个体固定效应，使用聚类在个体层面标准误。
是关键系数，表示与基准时期（2010：08-2010：09）相比，处理组样本相对于对照组的政策后支出(或债务变化)的平均月反应。
是两组在政策前时期(与基准期相比)支出(或债务变化)趋势的差异，DID假设要求其在统计上和经济上不显著为0。
在公告期 (2011:02-2011:03)取1，
在发放红利后(即≥2011:04)取1，因此，系数
和
分别为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个体在公告期和支付期，每收到一美元的平均月支出(或债务变化)响应。
代表s个月后支出(或债务变化)的累积反应，在s月的支出(或债务变化)的累积效应是
。
03 实证结果
表2的Panel A显示了(1)式消费和信用卡债务变化的平均结果，具体而言，处理组每获得1美元的增长红利，银行卡消费就会增加0.08美元，且大约三分之二的增加是由于信用卡消费的增加，同时信用卡债务的变化不显著。另外，政策前时期的系数在经济和统计意义上均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之前，匹配得到的新加坡人（处理组）和外国人（控制组）在消费和信用卡债务变化模式上没有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Panel B显示在公告期和支付期两个窗口期中银行卡消费总额都有显著增长:在公告期，个人预期增长红利增加1美元，就会增加月消费0.074美元;在支出期，个人每收到1美元，就会增加消费0.081美元。另外，在公告期，支出的增长主要集中在信用卡支出上，而在支付期有很大一部分在借记卡支出上，且此时处理组的信用卡支出仍然显著为正。
图2展示了从计划公布前4个月开始的10个月后的支出和债务变化的动态演变(方程(3))。实线为累积系数bs的全部路径，虚线为95%置信区间。和表2结果类似，在政策公布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累积支出和信用卡债务变化差异在统计和经济上都不显著。 政策实施后，支出开始增加，s=9时，累积效应为每收到1美元10个月的消费累计增加0.8美元。动态效应显示，在政策宣布后，处理组的消费者增加信用卡消费，借记卡存在延迟的消费反应（发生在资金支付之后），与此同时，消费者在支付后的初期开始减少信用卡债务，减少信用卡消费。 在最后几个月停止偿还信用卡债务，并再次显著增加了信用卡消费。
另外，为了保证结果的外部有效性，作者对未匹配样本以倾向匹配得分为权重进行同样的回归分析，结果如图2 panel B所示。
接下来，作者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受约束（流动性资产更少，信用卡额度更低）的消费者对收入冲击的反应更强烈；同时，服装和旅游等可自由支配支出类别消费和小型耐用品消费对收入冲击反应更强烈。作者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04 结论
本文使用新加坡超过18万消费者的信用卡、借记卡和支票账户信息的面板数据集，利用新加坡政府的独特政策实验构建双重差分的实证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如何通过调整消费和债务应对非预期正向收入冲击。
结果发现：政策公布后消费显著增加，信用卡债务略微下降。且消费增加存在很强的公告效应。同时，消费增加主要是信用卡和借记卡，在公告期，消费者开始增加信用卡消费，在支付期转向借记卡，最后整体显著增加了信用卡使用。同时这些效应存在着消费者类别和消费品类别的异质性。
本文首创地识别出了显著的公告效应，并且利用独特的政策和丰富的数据对现有研究作出了多维度的拓展和补充。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a unique panel dataset ofconsume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to study how consumers respond to an exogenousunanticipated income shock. Consumption rose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fiscalpolicy announcement: during the ten subsequent months, for each $1 received,consumers on average spent $0.80. We find a strong announcement effect -- 19percent of the response occurs during the first two-month announcement periodvia credit cards. Subsequently, consumers switched to debit cards afterdisbursement before finally increasing spending on credit cards in the latermonths. Consumers with low liquid assets or with low credit card limitexperienced stronger consumption responses.
*文章来源：劳动经济学与社保研究
*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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