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学】人口控制政策如何影响中国人力资本积累
简介
在现代社会，落后的国家往往面临着较高的生育率，发达国家则反之。大多数文献认为，高生育率会挤占人均教育投入，导致人均的人力资本投资降低。根据Becker and Lewis（1973）的人口质量权衡理论（Quantity-Quality tradeoff），当家庭的教育资源有限时，家庭规模越小，则每个个体可以享受的人力资本投资就越大。基于该理论，控制人口的政策在直觉上通常被认为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人口质量的，这也是不少文献所发现的结论。
1979年，中国正式开始实施计划生育（OCP），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家庭只允许生育最多一个孩子，否则就会受到生育罚款等处罚。该项政策的目的在于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提高人口质量。而大量的文献也发现，对于许多家庭而言，OCP确实起到了促进下一代人均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 (Li et al., 2008; Rosenzweig and Zhang, 2009)，这也是经典的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理论的发现。
而本文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创新性观点是，计划生育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不一定是正面的，因为计划生育也会导致人口结构的改变，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即使每个家庭的下一代人均教育资源都上升，整个社会的人均教育资源（或人力资本投资）也有可能下降，作者将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结构变化，进而降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应，总结为“结构性效应”（Compositional effect）。具体而言，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具有异质性，城镇地区的政策执行更为严格，而农村地区的政策执行力度较弱，由此，城市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幅度要明显大于农村地区，城乡人口比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城市的教育资源通常远远优于农村，因而城市儿童的人力资本投资也高于农村儿童。因此，计划生育出台以后，虽然每个家庭相较于从前都享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城市人口的比重缩小，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投资反而可能下降。而整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变化方向，取决于正向的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effect与负向的Compositional effect两效应相抵消的结果。
本文对OCP的人口结构效应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并通过双重差分实验，对OCP在改变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效应进行了估计。结论发现，OCP同时产生了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effect与Compositional effect两方面的效应，而总体来看，OCP导致中国下一代人口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下降了约1%-2%。
01 理论框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理论上的分析框架，基于该框架，我们可以对生育率与平均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一个简单的估计。
设定N1为农村地区的生育期女性的数量，N2为城市地区的生育期女性的数量。农村与城市的生育率水平分别为n1和n2，则第二代儿童的数量分别为N1n1和N2n2。两地区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分别为h1和h2。且有h1<h2。则社会的整体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为：
由于OCP导致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均下降，因此设定dn1<0, dn2<0。进一步地，假设有
，即，在城乡家庭的内部，生育率的降低会使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提高。由此，可以推出
其中，表示新生的农村人口占总新生人口的比重，
表示新生的城市人口占新生的总人口的比重。式（2）表示，OCP带来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compistional effect，即人口结构比重由城市向农村倾斜所造成的社会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变，易见，当城市生育率的下降幅度大于农村时，该部分效应的方向是负的。第二部分为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effect，即每一个家庭内部的人力资本提升，所带来的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显然该部分效应的方向为正。总效应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取决于上述两个效应之和。
进一步地，存在OCP时，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可写为：
作者进一步把不存在OCP时的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投资写为：
通过一次差分，可以写出OCP所带来的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
显然，式（2a）与式（2）具有相似的结构和经济学含义。式（2a）将为后文估计OCP带来的平均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提供一个框架和基础。
02 数据与实证设计
本文实证部分用到的数据来自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包括2,832,103户家庭，记录了家庭的人员特征、职业、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性别、民族等关键信息。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数据库中20-64岁的已婚女性，排除离婚与丧偶的情况，共计2,759,794位。所有女性样本按照其出生的年份，分为四组（cohort），1925-1943、1944-1951、1952-1962、1963-1970。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OCP对人口生育率的影响，并以此估计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因此需要首先确定实验组与对照组，以及政策开始起效的时间。
首先，作者以汉族女性的样本作为实验组，以少数民族女性的样本作为对照组。因为OCP政策的执行对象主要是针对汉族人口，对少数民族则相对宽松，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的家庭被允许生育超过一个儿童(Li et al., 2005)。因此，作者将汉族作为受政策影响的实验组，而少数民族为不受政策影响的对照组。
同时作者也对政策起效的时间点进行了详细探讨，如下图所示。图1为各个年份出生的女性的生育率的城乡之比（农村女性生育率/城市女性生育率），该比值随时间推移呈现倒U型，在1960年之前到达顶点，而这一年代出生的女性，恰好在计划生育（1980s）出台的年代达到生育高峰期，受到政策的影响最大，而政策的执行在城乡之间力度不一，导致城乡的生育率之比也在这段时间达到峰值。图二为分民族的各个年份出生女性的生育率城乡之比，在1943年以前，二者几乎平行，1943-1965左右，汉族的城乡生育率之比明显高出少数民族，此后二者差距又再度缩小，基本又成平行趋势。这意味着，1943年以前出生的女性，由于基本过了生育期，因此受计划生育的影响很小，1943年以后的女性受影响较大。1965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由于年龄尚小，受计划生育影响尚不明显，但也可以预见其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必将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因此，作者将1943年作为一个分点，1943年之前出生的女性为政策前样本，1943年之后出生的女性为政策后样本。图3为分城乡的不同年份出生女性生育二胎的概率，图4为分民族的各个年份出生女性的生育率的城乡之差，两图的曲线的平行趋势都以1943年为分水岭，因而也验证了作者的设定。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设定如下DID计量模型，考察OCP对城乡人口出生率之比的影响：
其中，Yi表示第i年出生的（汉族或少数民族）女性的生育率的城乡之比，Hi是是否为汉族的二元变量，Ti为该样本是否在1943年以后出生的二元变量，模型关注的核心的系数是两个二元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
。
03 实证结果
基本的实证结果如下表所示。列（1）展示的是全样本（1944-1970）实验组下的回归结果，列（2）-列（4）展示的是按出生年代分组（1944-1951、1952-1962、1963-1970）后的实验组样本的回归结果。列（1）（2）（4）的核心解释变量并不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实验组受到政策的影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只有处在生育最高峰年龄段的女性，才会受到政策最显著的影响，1944-1951和1963-1970两个年龄的女性，都并不处在生育高峰的年龄段，因此无法观测到政策对其显著的影响。而列（3）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如果只观察生育高峰段（1952-1962）的样本，是可以发现显著的政策效应的，该政策显著地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出生率相对于城市人口的比率，换言之，计划生育显著导致了人口比重结构由城市向农村倾斜。
进一步地，下表反映了分地区样本下的实证回归结果。列（1）为全样本回归，列（2）-（4）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子样本回归。可见，只有列（2）的东部地区样本回归结果是显著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较少，二者差异较大，而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样本差异，导致DID回归产生内生性问题，因而无法得到满意的结果。而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程度较高，二者差异较少，实验组与对照组更具有可比性，因此能够更好地观测到政策的效果。
综上，在适当的设定条件下，本文观测到OCP对人口结构改变的显著影响，政策导致新生人口中农村人口比重相对于城市人口有了显著提升。
04 对人力资本的估计
基于上文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结果，作者在本部分进一步地对人力资本在政策前后的变化进行了估计。作者以2010年与199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对比。首先，考虑农村生育率与城市生育率之比在政策前后的变化，根据上节DID实证分析的结果，设定城乡生育率之比在政策实施前后的变化值为
。然后通过反事实实验，反推出在不存在OCP的情况下，城乡生育率之比的理论值。进一步地，作者做了一个相对保守的设定，设城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农村家庭的两倍，及
，然后通过文献中的数据，确定了城乡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于生育率的弹性。根据上述方法确定各个参数后，代入式（2a）中，最终估计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变化。
结果如下表所示，列（1）-（9）为各个参数具体的估计情况，列（10）和列（11）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动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0）为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effect的估计，在不同的参数设定下，该效应的幅度在1.4至3.1之间；列（11）为Compositional effect的估计，是一个恒定的负值（-3.1）。将两个效应加总后，估计出OCP对人力资本的总效应，大概使社会整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下降了约1%-2%。
05 结论
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地降低了中国的生育率，通常被认为是有助于提高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而本文的研究则表明，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计划生育政策也可能会导致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的下降。其主要作用渠道在于，由于政策执行力度的城乡异质性，城市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幅度比农村更大，由此改变了城乡人口的比重结构。虽然每个家庭相较于过去都享受到了更高的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城市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远高于农村，这种生育政策带来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变，最终反而可能造成社会整体人力资本水平下降。利用双重差分法和反事实实验，本文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社会平均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下降了1%-2%。本文的结论为人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新的参考和启示。
Abstract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theory implies that a reduction in fertility would induce mo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per child, and it is widely believed that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y could promote human capital levels in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s one-child policy (OCP) h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fertility in the country, and popular belief holds that this polic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enhancement in China's human capital since 1979. However,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dose not present the complete truth—another crucial factor relates to which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reduced, a critical issue that has been ignored in the literature. China's OCP is significantly more strictly implemented in urban areas than in rural areas, wher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n children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is two-tier OCP could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ural–urban fertility ratio and brought about important consequences. We first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uch a population compositional effect, which may offset the potentially positiv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effect on human capital. We present a simple analytic framework and quantify the relative sizes of the 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and compositional effects. We find that the former is dominated by the latter, and that the OCP has reduced the average human capital level of China's next generation by approximately 1–2%. This novel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n population control may be incomplete and that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could be misleading.
*文章来源：劳动经济学与社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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