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针对经济危机在不同政体类型国家的差异性影响，作者基于形式模型提出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用于解释不同政体类型在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政治转型规律。通过模型推导经济危机对政体变迁存在条件式影响，可发现资本主导型和政治主导型国家在面临冲击时政治重组的逻辑有所不同，但均出现与现行政体相反的政治转型方向，呈现钟摆式变动的特征。在资本主导型政体下，经济危机促使经济精英加大对民众的利益剥夺，从而推动民众与政治精英建立联盟，使政治—民众转向成为可能；在政治主导型政体下，经济危机促使政治精英加大对经济精英的剥夺，利益受损的经济精英转而与民众结成联盟，这种政治重组将为资本—民众转型提供动力。实证部分采用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初始政体类型会显著调节经济危机对政体造成的影响。作者选取泰国、白俄罗斯、印度和美国四个国家作为极端案例，揭示了政治、经济精英和民众在危机时的微观互动机制，并对未来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做出预判。

 

作者简介：

周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蒋光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文献来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

 

 

一、引言

 

疫情不仅对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剧烈冲击，还对各国政治秩序产生了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1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全球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估计收缩3.3%，发达经济体实际GDP收缩4.7%。经济危机的主要标志是经济产出增速显著降低、通货膨胀率显著提高以及企业和政府面临破产威胁。据此标准，新冠肺炎疫情实际上也导致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本文旨在回答如下问题：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造成的全球经济衰退将对各国政体形式产生何种影响？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在不同政体类型的国家有何差异？本文基于形式模型（formal model）提出了一个能够解释全球性经济衰退冲击下市场经济国家政治转型的理论框架。首先将西方式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资本—民众主导和政治—资本主导两种类型，然后通过理论推演发现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冲击下，资本主导型国家和政治主导型国家均会发生政治重组，但政治转型的方向均与现行政体相反，从而形成政体形式的钟摆效应。本文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检验上述理论假说，并选取四个极端案例从微观层面展示经济危机下的群体博弈。

 

本文有助于理解和预判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化方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可能造成连锁反应，引发世界政治秩序变迁。新冠肺炎疫情在公共卫生、经济和政治等多个领域为各国带来了系统性风险，可以预见由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使多国发生国内政治重组，政体形式将出现规律性变迁。尽管本文并不直接讨论疫情对世界政治秩序造成的冲击，但根据国内和国际政治相互联动、政体形式对国家间相处模式存在重要影响可以推断：当个体国家的政体形式出现系统性变迁时，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秩序也将发生一定变化。

 

 

二、文献综述

 

关于经济危机的政治影响，既有研究大多在西方政体理论的框架下将政体分为民主和威权两种政体类型，分别讨论经济危机与政体崩溃之间的关联。这种简单二分的政体类型学存在严重缺陷，但为同既有文献对话，本文仍按照传统分类梳理。既有文献通常对这两种政体分而论之，但结论基本一致，即经济危机提高了民主政体和威权政体崩溃的概率。

 

在对民主政体的研究中，主流意见认为经济危机对政权稳定具有负面冲击作用，增加了民主崩溃的可能性。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 O'Donnell）对20世纪60年代巴西和阿根廷的研究发现，当进行到一定阶段的现代化遭受挫折时，民主政体很可能出现崩溃，转而建立威权政体。胡安·林茨（Juan J. Linz）提出如果不能有效应对经济危机，民主政体合法性将遭受质疑和挑战，进而发生民主崩溃。在此基础上，马克·贡肖罗夫斯基（Mark J. Gasiorowski）将经济危机区分为通胀和衰退两种类别，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两种经济危机均与民主崩溃存在关联，其中通胀危机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之间提高了民主崩溃的概率，而衰退危机对民主崩溃的影响持续显著。亚当·普热沃尔斯基（Adam Przeworski）发现民主制度在富裕国家更容易存续，而绝大多数民主崩溃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

 

更多研究着眼于经济危机引发民主崩溃的条件。米兰·什沃利克（Milan Svolik）发现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未巩固的民主政体发生政变等民主崩溃事件的概率显著增加，实现民主巩固的国家则保持韧性。托马斯·布兰博尔（Thomas Brambor）和约翰内斯·林德瓦尔（Johannes Lindvall）发现执政者的意识形态取向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经济衰退显著增加了左翼执政民主政体崩溃的概率，但对右翼执政民主政体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民主制度设计、政治策略和官僚质量等因素也被证明会影响民主政体的韧性。

 

在对威权政体的研究中，研究者普遍发现威权统治在经济危机冲击下比民主政体更加脆弱，经济危机即使没有直接导致但也加速了威权政体的垮台。威权国家在经济困难时期发生民主化转型的概率会提升，这是因为经济危机造成政权合法性丧失和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民众发起抗议运动的机会成本大大降低，从而激起大众动员；与此同时，统治精英用于收买和镇压的资源减少，精英内部分裂更可能发生从而加速政权垮台。相比政党主导体制，军人政府由于缺少处理冲突的政治资源，更容易因经济危机结束统治。民主政治允许通过选举等制度化渠道实现避免政体变迁（regime change）的政治变迁（political change），而民众在威权政体下影响政治的渠道十分有限，在面临危机时通常只能选择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

 

传统研究通常关注经济危机与政体突变的关系，这存在两点问题：一是忽视了经济危机影响政治形式的多元性。经济危机虽然并未（直接）引发政体突变，但可能对政治秩序产生基础性的深刻影响，这本质上也是政治变迁的一种，却被既有研究普遍所忽视。二是未能将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整合至同一分析框架。既有文献普遍将威权崩溃（或领导人非常规更替）和民主崩溃作为因变量，这考察的是经济危机“质”的影响，难以提出一个同时解释两种政体类型变迁的理论假说。

 

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试图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理论方面。基于形式模型，本文提出一个有别于西方民主—威权二分法的新政体类型学，并发展出能够解释不同政体类型的分析框架。西方话语中的民主和威权在本质上对应着资本主导型和政治主导型体制，其区别在于是否实行资产阶级代议制，只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分类。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民众主导型体制，与前两者存在根本区别。后文发展的分析框架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方式运作的资本主义国家，并能同时解释资本主导型和政治主导型政体下对经济危机的反应。二是实证方面，以西方式民主程度作为因变量，主要考察经济危机对政体的“量”的影响。经济危机对政体变迁的冲击可体现为对西方式民主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会因政体类型而改变：在危机冲击下，政治主导型国家的西方式民主得分将提高，而资本主导型国家的西方式民主得分将降低。本文利用统计模型检验理论假说，将样本扩展至1971年以来的历次经济危机和主要国家，提升理论的可推广性。三是发掘因果机制。本文从政治联盟的视角出发，阐释并检验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不同集团的利益变动情况，由此导致政治联盟转换以及相应的政体变迁，通过将不同政体类型置于同一分析框架，阐释资本主义世界两种政体截然不同的变迁方向及其机制。

 

三、经济冲击之下的政治秩序转型

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各国都将承受重压，其国内政治秩序将相应做出调整。本文从简单的设定出发，构建一个能够描述国内政治秩序的形成与演变的形式模型，并利用该模型对经济冲击下各国国内政治秩序的调整方向和动力机制提出可验证的理论假说。

 

该模型适用于参与世界经济、依据市场经济原则运作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模型的基本设置认为，一个国家内部有三种主要群体：普通民众（m）、经济精英（b）和政治精英（e），总人口为N。人口的基本结构是：

                                             

本文的理论模型立足于大量研究工作之上，同时有一定发展。普热沃尔斯基等对于国家是否结构性地依赖于资本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的博弈模型中最核心的群体包括资本家和劳工，国家则有亲资本与亲劳工两种类型。他们通过推演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主要的政策工具（税收）是否会导致资本对投资的调整。那些对投资行为影响中性的政策将不会使国家结构性地依赖资本。与普热沃尔斯基上述模型的主要区别在于，本文认为存在不同于资本家和劳工的第三种社会群体，即政治精英。在特定情况下，政治精英有自身独立的意志和利益盘算，从而使国内政治博弈产生普热沃尔斯基上述模型无法充分捕捉的新现象，如国家政体类型的摇摆。

 

布鲁斯·布埃诺·德·梅斯基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建立的选举团理论对于本文也有重要的启示。选举团理论中存在三种群体：领导人、获胜联盟及选举团。所有具有选举资格的社会成员组成的选举团之中将形成一个最小获胜联盟，这个获胜联盟将最终推举出领导人。根据选举团理论，社会上有两类产品：所有人都能获得的公共产品以及由领导人分配给同盟者的特权产品。相互竞争的若干候选人向选举团内部的成员竞相出价，最终能够争取到最小获胜联盟支持的候选人成为领导人。本文吸收了选举团理论的许多见解，如包含三种群体的博弈过程和两类产品的假定。不同于传统的选举团理论，本文将经济精英群体引入利益分配的政治博弈之中，这使得本文可以对于经济危机等一般性问题的政治后果做出相应判断。

 

借助三分法理解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区分出市场经济体的两种基本类型，在这两种基本类型中，代表资本的经济精英与普通民众、政治精英分别结盟。周强和陈兆源的研究聚焦于经济精英与普通民众联盟的国家类型，他们对于经济危机在此类国家可能带来的政治重组进行了模型化推导，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与各国政党历次竞选纲领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类国家中，执政的政治联盟由经济精英和普通民众组成，可称为资本—民众联盟，其中经济精英是主导群体，该国家可称为资本主导型国家。

 

市场经济体的另一种国家类型为政治主导型国家，其执政联盟是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政治—资本联盟。资本家相对劳工是人数少得多的群体，经济精英面对普通民众具有天然组织优势，更能够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政治精英面对经济精英则具有更多此类优势。除了以政治为业、人数少且行业集中之外，政治精英还掌握着国家机器，具有国家暴力和日常行政管理的垄断权力。因此，政治—资本联盟中的政治精英是主导群体。从人口结构来说，政治主导型国家中的大部分人口依然是普通民众；本文同时假设，政治精英在总人口中的数量少于经济精英。

                                                 

其中ca代表政治—资本联盟。本文对于国民经济的基本假定包括，政治—资本联盟主导国家的经济产出基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全体公民都会获得的基本收入（），可以认为这部分收入用来维持公民的基本生存所需，因此不受政治或者联盟关系的影响。二是执政的政治—资本联盟专享特权经济部分（G），这个经济部分的产出首先分配到政治精英手中，然后经由政治精英分配到经济精英手中。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政治—资本联盟的特征决定了特权经济部分的大部分利益归属于政治精英，小部分将分配给经济精英。最终，政治精英将保留K，经济精英将得到R，G=K+R假设K>R。

 

 

本文令代表经济体中所有参与者的人均平均收入，且假设经济体只有一种恒定的生产技术。在模型推导中，大写字母代表总体，小写字母代表个体。为方便推导，本文定义以下符号来表达分别对应的关系。

国民经济的宏观结构是：

                     

经济危机是一个外源性的负面冲击。模型假定经济危机会使所有经济活动的收入减少一个固定比例（λ）。在政治主导型国家，政治精英作为主导群体有动机和手段使自己的收入尽量不受经济危机影响。通过分析国民经济的构成可以发现，政治精英保持自己收入不变的重要手段是操纵分配给经济精英的特权经济部分份额的大小，这意味着将剥夺部分原本给予经济精英的租金。据此可以做出推论：由于政治精英的剥夺，政治—资本联盟在经济危机中的内部分裂程度将加剧。

首先根据模型的设置，在起始状态对于政治—资本联盟内部分裂程度的测量为：

发生经济危机后，政治精英为保护自身利益而剥夺本应分配给经济精英的部分红利时，新的政治—资本联盟内部分裂程度变为：

 

从对危机发生后政治精英行为的描述可知：

对取相对于λ的一阶导数，可以验证该一阶导数为正：

 

随着经济危机的烈度增加，政治—资本联盟内部的分裂程度会随之加剧。换句话说，经济危机发生后，政治精英加大了对经济精英的经济剥夺，政治—资本联盟内部的收入分配愈加对经济精英不利，从而加深了政治—资本联盟内部的分裂程度。

 

经济危机之下，政治主导型国家可能出现新的政治联盟形式，这就是资本—民众联盟。于是，烈度越大的经济危机越有可能诱发朝向资本主导方向的国内政治重组。

 

资本—民众联盟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是，在付出了组成新联盟的成本（）之后，组成联盟的群体在新的资本—民众联盟之中的总收入大于这些群体在旧的政治—资本联盟之中的总收入，这里称之为资本—民众联盟条件：

代入各项的完整表达式并化简，发现资本—民众联盟条件获得满足，需要组建新跨阶级联盟的成本（）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和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精英和普通民众有联合起来反对旧的政治—资本政治秩序的动机。可以看到，组建新的跨阶级联盟的成本不仅与社会结构相关（如α、θ和δ），也与社会收入的分配份额相关（如r和g），还与外源性的因素相关（如λ）。一个简单的代数验证可以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外源性经济危机的烈度越大（即λ越大），会使得以上两个不等式右边的数值越大，这就意味着在数学意义上资本—民众联盟条件越容易满足。换句话说，资本和民众这两个群体更有意愿付出组成新联盟的成本来组建资本—民众联盟，即政治主导型国家越可能发生向资本主导的转变（见表1）。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危机冲击下国内政体形式变动的动力机制：不同政体类型的国家存在政治权力的不同结构，经济危机将诱发主导群体对于联盟伙伴的利益剥夺，这种剥夺将推动不同政体类型国家的国内政治联盟形式发生变动，具体体现为政体形式的钟摆效应。从中可总结出可验证的理论假说：随着经济危机诱发的主导社会群体对于联盟伙伴的剥夺，各国执政的国内政治联盟在经济危机中可能发生重组，重组后的国内政治联盟一般会使国内政治体制朝现有政体形式的反方向摇摆，即发生政体变迁的钟摆效应。经济危机冲击下，在资本主导与政治主导这个维度上，初始政体形式越接近某一极的国家，越有可能向现有政体形式的反方向转变。

 

 

 

四、实证检验

（一） 趋势描绘

 

本文首先对1929年以来发生的五次代表性全球经济衰退（global recessions）引发的政体变迁趋势进行描绘，并展示在图1和图2中。根据每次经济衰退前一年的政体得分，将国家划分为资本主导型国家（政体得分≥0）和政治主导型国家（政体得分<0），作为其初始政体类型。为了既确保统计范围覆盖受全球性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又要使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有实际意义，本文以每年为单位，剔除了当年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GDP总额均在全球排名100位以后的国家。

 

如图1所示，在历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发生后，初始政体类型为偏资本主导型的国家政体得分均值都出现了下降趋势，1929年经济危机后的趋势尤为显著，后文将结合统计分析进行解读。如图2所示，偏政治主导型国家的政体得分均值在历次危机后都出现了明显上升趋势。这初步表明经济危机对政体形式会产生条件式的影响，在资本主导型国家与政治主导型国家呈现显著不同的特征。

 

 

 

（二）统计分析

 

1.统计模型

本文的理论假说指出初始国家政体类型对于经济冲击影响的强烈调节作用。为了检验该假说设定以下模型：

 

其中，

式1中，指符合西方式民主的程度（以下简称民主程度），是经济危机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调节变量，是t年以前最近五年内i国家政体得分的均值，其计算方式见式2，（）是经济危机和政体得分的交互项,是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表示随机扰动项。为了同时控制个体异质性和时间趋势，纳入个体效应以及年份效应，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2.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1）因变量

自由式民主得分（即符合西方式民主的程度，以下简称“民主得分”），数值越高表明民主得分越高。数据来自民主多样性数据库（V-Dem），相比政体五数据库对民主程度21点的测量方式，V-Dem的主要优势在于它以连续型数值（0—1之间）对民主的多个维度进行度量，能够更加灵敏地捕捉政体变迁趋势并体现民主政体的多元性。

 

（2）自变量

经济衰退程度，衡量当年经济表现的数值型变量，数值高表明经济衰退严重，反之表明经济表现较好。其计算方法是先求人均GDP占前五年人均GDP均值的比重来衡量经济绩效，该值如大于1表明当年经济表现较好，小于1则表明经济表现不如往年，可视为出现衰退。为了便于后文解读，本文将该值减1后再乘-1，得到衡量经济衰退程度的指标（见式3），含义是如果值大于或等于0，意味着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危机，值越高表明经济衰退程度越深，而小于0则意味着经济扩张或无经济危机，值越低表明经济绩效越好。作为参照，纳入测量经济危机的传统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计算方法是基于人均GDP两年移动平均增长率（见式4），以0为分界线产生虚拟变量（发生经济危机=1），这种方法的优点是较为直观地反映经济危机是否发生。为缓解内生性问题，两种测量方法产生的变量均滞后一期。

 

 

（3）调节变量

初始政体得分，数据来自政体五数据库，尽管在反映变化细节和民主政体复杂性方面不如V-Dem，但其优点在于点数评分便于对政体进行分类分析。考虑到该变量和V-Dem数据库中的民主得分高度相关，为缓解方程中的内生性问题，计算某一年份前五年的均值，以此判断某国在经济危机发生前所属的政体类型。由于政体五的数据整体较为稳定，通常只在发生显著的政治变迁时才会有所反映，因此前五年均值具有存量（stock）的特征，相比之下，V-Dem数据库中的民主得分则更加灵活多变，更具有流量（flow）特征。

 

（4）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文献，将同时影响自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混淆因素加以控制。控制变量包括GDP、人均GDP、人口、出口依存度（即出口额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FDI)净流入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出额。为了缓解异方差问题，除出口依存度外均取自然对数，并且对所有变量均取滞后一期。除人均GDP和人口数据来自麦迪逊项目（Maddison Project）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

 

以上数据均取自1971—2018年，样本包括212个国家和地区，描述性统计见表2。这段时期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基本吻合，国际氛围整体支持民主，时代特征较为同质化，在分析政体变迁时较少受到时代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此外，在这期间发生过四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分别发生在1975年、1982年、1991年和2009年，这使得自变量具有充足的变异可供分析。

 

 

3.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汇总见表3。

模型1仅加入自变量经济衰退程度和控制变量，发现自变量与民主得分之间无显著相关，这符合本研究预期，因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联存在明显异质性，因此在总体上相互抵消导致两者间关联不显著。模型2进一步加入初始政体得分变量及其和自变量的交互项，发现初始政体得分存在负向调节效应：给定其他变量，当初始政体得分为-6，即一个典型的政治主导型政体时，经济衰退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民主得分提升0.076分，相当于民主得分变量的1/4个标准差；而当初始政体得分为6，即一个典型的资本主导型政体时，经济衰退程度每增加1个单位，民主得分仅提升0.028分。图3展示了以初始政体得分为调节变量时，经济衰退程度引发民主得分发生变化的边际效应。可以发现在初始政体得分较低的政治主导型国家，民主得分在经济衰退发生后显著高于经济正常时期（置信水平为90%）；而随着政体得分提高至0后，经济衰退和经济正常时期的民主得分差异变得不再显著。

 

 

作为稳健性检验，模型3将自变量替换为经济危机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可以发现自变量与民主得分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这与模型1的结果一致。模型4考察初始政体得分的调节效应，发现初始政体得分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P<0.05）：给定其他变量，当初始政体得分为-6，发生经济危机相比未发生经济危机，因变量民主得分提高0.02分；而当初始政体得分为6，发生经济危机相比未发生经济危机，因变量民主得分降低0.004分。根据模型4结果，图4展示了在初始政体得分的调节下，经济危机对民主得分存在的边际效应。在政治主导型国家，经济危机会诱发民主得分的显著提升；而在资本主导型国家，两者无显著关联（置信水平为90%）。

 

 

总体上，回归结果对本文的理论假说提供了支持，从而确认初始政体类型在经济危机影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但是，图3和图4也表现出资本主导型国家的民主程度与经济危机之间的关联并未出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笔者推测这是由样本的时间跨度所导致。如前文所述，样本的时间段为1971—2018年。一方面，这基本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重合，西方民主价值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广泛认可和推广，大量非民主国家开启西方式民主化转型，整体上对西方民主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民主国家的民主倒退趋势得以遏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经历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盛行时期，为了获得国内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采取补偿措施为利益受损人群提供保护，这与后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精英对底层民众的剥夺，很可能使得经济剥夺以及由此引发的民主倒退趋势在这个时间跨度内被抵消而变得不再显著。

 

因此，该回归结果并不说明经济危机对资本主导型国家不存在显著影响。事实上，如图1所示，当考察1929年以来的资本主导型政体走势，便发现经济危机导致偏资本主导型国家政体指数出现大幅降低。而由于数据不可获取，本研究无法将1929年前后纳入样本分析范围。所以，有理由相信如果综合考虑国际环境等因素，经济危机对资本主导型国家的影响将更为显著，可以认为这里的回归分析得到的效应是其“下界值（lower bound）”。

 

（三）案例分析

 

上文用统计方法分析了到2018年为止历次经济危机之后民主程度受本国初始政体形式调节下的变化。而从2020年初迄今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根据本文提出的理论，在各国内部不同初始条件的调节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政体变迁正在酝酿或已经开始展现，从而可以将理论假说置于历史性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接受检验。这一部分选取四个案例进行展示，分别是作为政治主导型国家的泰国和白俄罗斯以及作为资本主导型国家的印度和美国。根据约翰·吉尔林（John Gerring）的分类，本文将这四个国家作为极端案例（extreme cases）加以考察，揭示政治、经济精英和民众在危机时互动的微观机制，从而对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形成补充。

 

这四个国家均遭受了疫情严重冲击，不仅感染病例数和死亡人数高企，而且2020年经济增速相比2019年出现大幅下滑（如图5和图6）。不同的是，在泰国和白俄罗斯，目前由政治—资本联盟主导，疫情冲击导致经济精英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们选择与民众建立资本—民众联盟，共同反抗政治精英的剥夺，未来有望开启政治转型；在印度，目前由资本—民众联盟主导，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主要体现为民众利益受损，经济精英在疫情中反而有所获利，这导致民众为了生存进行抗争，或许会催生更多和更极端的具有民粹倾向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从而形成政治—民众联盟；美国虽然也是资本主导型国家，但情况则更为复杂，作为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最为严重的国家，美国事实上经历了两次经济危机，2008年危机使其发生政治—民众转向，其深远影响持续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则在一定程度上使美国政治向传统回归，因此美国是纵向上能够展现两次钟摆式变动的独特案例。

 

 

1.泰国

长期以来，泰国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存在联盟互惠关系。泰国政商关系十分紧密，无论是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力图突破既有格局的新兴利益集团，要实现其目的都需要资本集团的支持，而后者需要借助前者的庇护牟利。围绕支持和反对前总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建立的红衫军和黄衫军，分别代表了底层民众和中高收入阶层的利益，其深刻矛盾引发多次流血冲突，刻画了泰国政治和经济精英联盟与平民激烈对抗的国内格局。

 

疫情与防控措施重创泰国经济，对民生造成重大冲击。在疫情影响下，泰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实际GDP增速从2019年的2.4%下降至2020年的-6.1%，创下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幅新低，也远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泰国-0.7%的GDP增速（如图5）。伴随而来的是就业机会的大幅减少，失业率从2019年的0.98%迅速升至2020年第二季度的1.95%（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由于疫情形势放松，第四季度的失业率回落至1.86%,但仍有73万劳动者无法获得工作机会。

 

在疫情严重、民生凋敝的背景下，泰国王室的奢靡作风激化了国内精英和年轻人对君主制的质疑和反对。2020年，与王室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预算支出高达297亿泰铢（约合9.54亿美元），其中皇家办公室的预算为77亿泰铢（约合2.47亿美元），这超过2018年预算的两倍。2021年，在全国总预算额提高3.1%的同时，皇家办公室的预算提高至89亿泰铢（约合2.86亿美元），增长率高达16.8%。在疫情暴发以后，国王没有及时回国安抚民众，而是继续留在德国。这与国内经济凋敝的现象形成了强烈反差，引起了泰国精英和民众的强烈不满。

 

政治精英在危难时期无所作为，并不顾财政现状大幅增加其支出预算，最终需要其他人尤其是经济精英埋单，促成了民众和经济精英的联盟。示威者从2020年7月开始密集发起抗议示威活动，以曼谷为中心迅速扩散至全国，抗议活动人数达到2014年军事政变以来的峰值。他们提出“政府下台、修改宪法、改革君主制”的诉求，这是泰国抗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因为泰国刑法第112条规定“蔑视王室罪”,任何对王室不敬的言行都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刑罚，而提出改革王室的诉求无疑是打破了长期的社会禁忌。抗议者要求财政部减少王室和军队的预算，并将国王个人财富和王室预算区分开，将更多资金用于救济受到疫情冲击的底层民众。此外，经济精英如塔纳通·宗龙伦吉（Thanathon Chuengrungrueangkit）在本轮示威中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曾担任泰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泰国三友集团的执行副总裁长达16年，被称为“亿万富翁平民（billionaire commoner）”,形象地体现了经济精英和民众联合对抗泰国政治精英的现状。

 

2.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是一个被认为选举不公正但不平等程度较低的政治主导型国家。其政治精英的代表是现任总统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Alexander Grigoryevich Lukashenko）。

 

白俄罗斯疫情形势严峻，对经济冲击较大，是社会运动爆发的深刻背景。截至2021年3月底，白俄罗斯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分别超过31万人和2200人，平均每百万人口中约33410人确诊、232人死亡。在疫情冲击下，即使采取了不停工的政策，但由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衰退、油价暴跌和金融动荡等因素，白俄罗斯的经济表现仍不尽如人意，2020年GDP按可比价格相比上一年收缩0.9%（如图5）。

 

经济精英不仅在疫情冲击下损失惨重，还遭受了政治精英剥夺，这使他们也成为反对政治精英的重要力量。由于疫情对企业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而白俄罗斯经济体高度依赖贸易出口，这导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经济精英遭受了重大损失。此外，疫情暴发后，白俄罗斯政府实行了新版税法，大幅提高多项税收的税率，比如将通信设备和移动运营商的利润率从18%提高至30%、土地税率从0.7%提高至1.5%、对部分医疗产品和药品征收10%的进口增值税、新增交通运输税等，并授权地方政府在统一税率的基础上加征地方税，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经济精英受到的冲击与剥夺。卢卡申科在2020年9月9日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中提到，白俄罗斯的抗议事件更像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a revolution of small bourgeoisie）”；“这些富人在白俄罗斯获得了各种在其他国家不能得到的优渥条件……他们还想要什么？他们想要的是权力……这就是国家冲突的深刻根源”。

 

2020年5月，白俄罗斯民众开始走上街头，希望阻止卢卡申科在8月份的选举中再度连任。5月24日，在反对派社会活动分子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季哈诺夫斯基（Sergei Leonidovich Tikhanovsky）等人的组织下，明斯克市民不顾疫情风险进行街头集会，表达反对卢卡申科的诉求。2020年10月25日前，抗争以休息日抗议集会的形式为主，主要分布在首都明斯克和其他大城市。2020年10月26日，抗议活动升级为全国性大罢工，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员工拒绝工作，并有学生罢课，此时抗议活动也已经从城市扩散到农村地区，出现了分别以残疾人、退休人员和妇女等群体为主体的抗议活动。

 

3.印度

印度是一个资本主导型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对其公共卫生体系和经济发展造成了强烈冲击，而底层民众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致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草根群体抗议活动频发，呈现出政治—民众的政治重组趋势。

 

印度疫情扩散严重，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截至2021年3月底，印度确诊人数已经超过1200万人，仅次于美国和巴西，超过16万人因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受此影响，印度2020—2021财年GDP预计收缩7.7%（如图6），这是自195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在2020年第二季度，印度经济增长同比下降23%，容纳大量就业人口的建筑业、旅游服务业和制造业产值分别同比下降50%、47%和39%，这进一步导致失业率大幅提升，2020年4月份失业率高达23.52%。

 

疫情虽然对整个经济体都带来了冲击，但对民众的影响远甚于经济精英，导致经济不平等进一步加深。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尼日利亚、印度和刚果（金）三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将占世界的1/3以上，其中印度的贫困人口数量将大幅增长，预计2021年将有1.2亿左右的印度人口生活在低于3.2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以 下。因 此，在此番经济冲击后，低收入人群对经济精英和现行体制愈发不满，反建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农业法案是经济精英剥夺农民利益的典型案例，引发了印度超大规模农民抗议运动。2020年9月，印度议会在未与农民工会充分协商的情况下，依靠印度人民党的多数席位通过了三项农业法案，旨在减少政府监管，允许私有资本进入农产品销售市场，并允许私人商贩移动、分销和出口农产品。这使印度农民普遍担忧大型企业的竞争将压低粮食价格，使政府收购粮食的最低价格保障被削弱或取消。这种忧虑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被放大，因为疫情使印度经济全面下滑，农业部门为大量农民提供了生计缓冲，他们在城市失业后回到村庄，依靠农产品维持生计，而农业改革将会对他们的家庭产生深刻影响。截至2020年12月12日，共有超过2.5亿印度农民走上街头，采取封锁高速公路和铁路等方式要求撤回农业法案，但收效甚微。政府与农民进行的11轮谈判都以失败告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直接拒绝了农民诉求，声称农民被反对派误导，新政策将使他们受益。即使假设这次农业改革的意图是善意的，但客观上法案将更多使经济精英收益，因为其掌握资本和技术，一旦政府放松管制，经济精英便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其规模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这或许为印度民粹主义的兴起埋下了种子。在西方式民主的框架中，政党竞争和选举为民众形成集体行动、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民众利益受损后，便会寻求在未来选举中选择与现任领导人持不同政见的候选人，这会激励一些政治家以反建制、反精英和民粹主义代言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因此，在未来几年乃至2024年印度大选中可能出现更为明显的政治民粹主义倾向。

 

4.美国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导型国家，也是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最为严重的国家。其经济受到冲击，贫富悬殊的格局更加凸显，富人在量化宽松政策中获益颇丰，并通过游说国会等手段加大对底层群众的盘剥，政府抗疫不力导致其合法性受到动摇，民主制度遭受威胁，政治重组正在发生。

 

疫情对美国经济产生剧烈冲击，加剧了经济精英对普通民众的剥夺，致使经济不平等恶化。美国2020年实际GDP萎缩3.5%（如图6），这是194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经济冲击直接导致失业问题涌现：尽管特朗政府前三年任期内成功使美国失业率保持在低于5%的水平，但在疫情冲击下，2020年4月失业率反弹高达14.7%，此后虽持续走低，但至9月份仍达到7.9%。失业集中在低收入者聚集的行业，如制造业、餐饮业和酒店服务行业等，这意味着低收入者更容易受到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

 

医药企业对国会的游说更直接体现了经济精英对平民的剥夺。美国近3000万人没有医保，其中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需要支付极为高昂的医疗账单，许多穷人因为经济拮据推迟甚至放弃治疗。另外，医药企业通过游说国会，使其在2020年3月通过了一项新冠肺炎药物与疫苗法案，其中控制药价的条款被削弱或移除。《纽约时报》评论指出，新冠肺炎 疫情和经济不平等构成了“一种毁灭性的反馈圈”：一方面，不平等加剧带来了健康差距拉大，底层民众没有条件实现有效隔离加剧疫情扩散；另一方面，穷人无力承担新冠肺炎治疗费用，医疗系统反而变成了加剧不平等的发动机。

 

美国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重灾区，实际上经历了两次大的经济危机，这使得单次危机与政治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难以厘清。一般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发生了政治民粹主义转向，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则是集中展现了这一趋势。因此，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是可以佐证本文理论假说的典型案例。那么如何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下特朗普的选举失利呢？这恰恰体现了在同一个案例中，经济危机冲击下政体形式出现了钟摆式变动的特征。新冠肺炎疫情总体并未改变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历史进程，而是叠加到大衰退之后产生的长波影响之上，因此美国仍呈现出民粹化的倾向。但同时，疫情的经济冲击又造成了该进程的一次回潮调整，即出现从政治—民众联盟向资本—民众联盟的再度转向，这在选举结果和行政权力的更迭中有所反映。

 

 

五、结论

 

本文探讨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之下，由于国内不同社会群体对于经济冲击的不同应对方式而产生政治重组的可能性，发现政体形式因经济危机而可能会呈现出钟摆式变动。在初始状态为资本主导型政体的国家中，执政联盟是经济精英与普通民众联合而成的资本—民众联盟。经济冲击会导致经济精英加大对于普通民众的利益剥夺，普通民众由于受到经济剥夺而产生了脱离现有政治联盟的动机，为形成民粹运动提供了契机。在初始状态为政治主导型政体的国家中，执政联盟是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联合的政治—资本联盟。经济冲击会促使政治精英剥夺经济精英的利益，受到剥夺的经济精英开始与政治精英离心离德。其将有动机倡导以自己为主的政治联盟，从而形成政体转型的初始动力。经济危机所诱发的利益剥夺会推动执政联盟的分化重组，从而形成了宏观上能观察到的政体形式的钟摆式变动。

 

本文对于这个理论假说进行了多维度的实证检验。首先利用政体五数据库描绘了经济冲击与政体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发现在宏观层面上经济危机的发生和政体形式的变迁之间有正如理论假说所预测的条件式关系。其次，利用统计回归的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在对主要概念操作化并控制一系列变量后，分析结果能够印证初始的政治形态可以调节经济危机的冲击，在政治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国家表现出的政治重组趋势存在显著不同。最后，本文还利用四个国家政治过程的现实发展溯源了经济冲击和政治重组之间的关系，通过展示不同主体互动的微观故事，进一步提供了有支持力的证据。

 

 

国际政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尽管本文聚焦于经济危机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但基于此或许可以一窥未来世界政治秩序的形态。在经济危机造成国内政治重组和政体变迁的过程中，政治失序现象将有所增加，一部分国内矛盾将通过各种形式被转嫁至国际关系领域，如经济危机加深了市场机制和社会保护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因此，可以推断未来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将有所增加和释放，这将和国内政治变迁一道推动世界政治秩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