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指出，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土地占有方面的差异是贫富国之间人均收入存在差异的关键因素。一方面，没有土地的农民、工薪劳动者和贫穷的佃农一直在努力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者对学校等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或阻碍其出现，限制了工人的外部机会并压低农村工资。由于土地改革可以消除这些阻碍国家提供教育的大型土地所有者，并通过消除劳动胁迫使农村工人能够自由决定上学，所以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是，现有文献通常通过研究土地不平等如何影响人力资本积累来间接评价这种关系，缺乏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影响的直接研究。本文将地方层面的土地流转数据与个人层面的教育程度数据相结合，以评估土地改革对随后人力资本积累的长期影响。

作者发现土地改革实际上降低了以受教育年数衡量的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作者将这种影响归因于学校教育的需求方的下降，而不是大多数现有文献所考察的供应方。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两个相关的机制推动了这一发现：经济机会机制和收入与童工机制。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没有合适的机会用非农业劳动力来补充收入，而只注重农业，这造成了农村收入停滞。土地改革受益者更多地依赖农业，更多地依赖儿童辍学为农业提供劳动力，也导致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停滞。

土地不平等和土地改革对教育供应与教育需求可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各国家或地区的土地不平等和学校教育之间可能存在含糊不清的关系，因为学校教育的供求同时发生了变化。

根据政府官方日报(El Peruano)，作者收集了1969年至1985年秘鲁土地改革时期土地转让的全面数据。该数据集包括所有征用个人财产、征用发生时间、地区位置和被征用土地的实际面积。另外，作者从2004-2017年秘鲁住户调查(ENAHO)的汇总样本中抽取的大约20万人的个人数据。这些数据包括关于个人何时何地出生、目前居住地点、受教育年数，以及关于性别、母语、就业活动、土地拥有以及收入和支出等其他变量。

作者还考虑了不同地区的土地改革强度。一些地区陷入了激烈的土地改革，覆盖了大部分或全部农业用地，有些地区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作者所构建的土地改革强度指标表现为在一个地区被重新分配的私人农业土地面积占整个地区农用土地面积的百分比，这些私人农业土地主要是通过1969年至1985年的土地改革分配的。作者使用1972年的农业普查中的农业用地面积，这是最接近土地改革开始时间的普查数据。

本文利用以下回归方程估计土地改革对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y_ijt是个人的受教育年数。LR_j衡量了地区j的土改强度。d_il为虚拟变量表示是否个体i在出生地开始进行土改时年龄为l。X_ijt是个人的特征变量，如年龄和民族。ω_j是出生地区固定效应。Φt是出生队列固定效应。r_p(t)是省份水平的变量。标准误聚类到地区层面。

秘鲁的儿童通常在6-11岁时上小学，12-17岁时上中学。因此，在土改开始时6岁以下儿童作出的入学决定是在“充分接触”土改的情况下做出的：是否上学以及上学年数的决定都是在土改开始后做出的。小学或中学年龄的儿童“部分接触”了土地改革，因为在土地改革发生时，关于是否上学和上学时间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一部分。相比之下，土改开始时18岁或以上的个人不太可能受到其影响：这些人的大多数教育决定在土地改革前已经做出了。作者利用这一信息，将受土地改革影响的年轻人的受教育程度与未受土地改革影响或仅受部分影响的年龄较大群体的受教育程度进行比较。

作者定义了四个年龄组：“完全暴露”（在出生地土改开始时年龄为0至5岁)、“部分暴露”(6至11岁)、“弱暴露”(12至17岁)和“没有暴露”(18至24岁）。方程（2）使用了这四个年龄队列组进行估计。

方程（2）的回归结果如下：

并非所有地区的土地改革都达到饱和，土改强度在个体间的样本平均值为0.47。这意味着，相对于未暴露群体，土地改革的平均效果是，完全暴露群体的受教育年数减少0.15（0.32×0.47）年，部分暴露群体减少0.13年，弱暴露群体减少0.07年。

作者研究发现，土地改革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有负向影响，这些负向影响可以明显地区别甚至可以对抗供应的正向影响。作者使用来自秘鲁的土地改革原始数据以及关于教育程度和劳动活动的家庭调查和普查数据进行年龄队列分析。与传统的预期相反，土地改革对个人受教育年数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是由经济机会机制和收入与童工机制造成的。土地改革可以影响教育的供求，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关于土地改革对发展影响的不同描述。

鉴于土地改革人力资本发展起到的抑制作用。作者建议进行政策干预，如将土地改革与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或农村教育倡议相结合，这可能有助于改善这些抑制作用。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国家，如巴西、哥伦比亚和南非，可以通过在土地分配的同时采取类似的政策而获利。

作者利用1970年代秘鲁土地改革的原始数据和家庭调查数据，进行了年龄队列分析，发现了更高的土地改革暴露对按入学年数衡量的受教育程度产生了负面影响。作者将这种影响归因于学校教育的需求方的下降，而不是大多数现有文献所考察的供应方。虽然作者认为土地不平等和土地改革对教育供应与教育需求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但本文只是具体研究了对教育需求的影响。那么土改对教育供需的影响究竟孰强孰弱？土改在什么条件下能在整体上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土改又在什么条件下会抑制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些可能需要更加全面、细致的研究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