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男性劳动群体中，饮酒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似乎饮酒会降低认知和生理功能，进而影响到劳动生产力，人力资本供应，储蓄决策等，这对其经济状况有很大影响。由于饮酒与自制力问题息息相关，承诺机制在解决饮酒过量问题上是有效的。人们需要一个约束机制帮助他们克服自制力困难。但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个体确实愿意花费很多钱在支付承诺机制上。在本文中，作者设计了一个为期三周的田野实验，实验地点选择在印度第四大城市——金奈，以黄包车司机为代表人群，探究激励机制对其饮酒情况的影响。

二、实验设计

实验在2014年的八月到九月进行，金奈市的229名黄包车司机被要求每天访问研究室一次，在访问中他们会完成一个酒精含量测试，和一个有关饮酒信息的问卷。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实验组

（一）干预设计

（1）为创造清醒这一外生变量，进而探究清醒程度对被试的储蓄行为与其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随机提供给一组被试清醒的货币激励，而其他被试则获得访问研究室的无条件支付。

（2）为测试被试对清醒激励的需求，并由此确定其潜在的自制力问题，随机选择一组被试，提供给他们在清醒激励和无条件支付中选择的机会。

（3）为研究清醒激励和承诺储蓄之间的互动关系，向一组交叉随机选择出来的被试提供承诺储蓄账户，这个承诺储蓄也就是说，被试在实验结束前不可以提取存款。

（二）招募与筛选被试

招募与筛选被试的过程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田野筛选，对参与实验感兴趣的受访者回答一个关于其基本状况及饮酒情况的问卷。通过问卷筛选的受访者可以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办公室筛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目的是了解受访者的医疗情况，以防止在实验中出现酒精戒断等一些医疗状况，对个体本身和实验造成影响。第三个阶段是“引入阶段”，在这一阶段，个体需要连续三天访问研究室，筛选出有能力连续访问研究室的受访者，并给予其进入正式实验的资格。

很多最初的受访者在筛选的各个阶段由于各种原因被淘汰，或自动退出实验，最终仅有29%的最初受访者进入了正式实验。

（三）实验过程

第一阶段（1-4天）：所有访问研究室的被试都会得到90卢比的支付，这是与其酒精检测得分无关的。这一阶段主要是为了在没有激励干预的情况下，收集实验的基准数据，并且通过让他们连续访问三天，筛选出那些能够并愿意连续访问研究室的被试。在第四天，将被试分到不同的实验组中。

对照组：对照组在第5到19天（二、三、四阶段）每次访问都会得到90卢比的支付，这与其酒精测试得分无关。

激励组：激励组在第5到19天会被给予一个清醒激励，这个清醒激励结构是，如果在醉酒状态下访问研究室，只得到一个60卢比的支付；如果能够清醒地访问研究室，就可以得到额外60卢比的支付，也就是共计120卢比的支付。由于被试人群的日均工资较低，这个激励对他们来说是影响力很大的。

选择组：设计选择组是为了引出对清醒激励的需求。为了让这一组的被试熟悉激励，在第5到7天，他们被给予与激励组相同的激励，之后在第三阶段开始（第7天）和第四阶段开始（第13天）时，他们被问及在接下来的六天中，是选择继续获得激励还是获得从90卢

比到150卢比不等的无条件支付。选择组所面临的选择如下：

在这三个选择中，每个选择包含两个选项。如果被试在选择1中选了清醒激励（选项A），那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对清醒激励的需求，因为只要他预期自己未来在超过一半的实验日中访问研究室，则选项A的期望支付高于选项B; 在第二个选择中，只有在每天都访问实验室情况下，被试才能在选项A中获得与选项B相等的支付，所以在选择2中选A可以代表对清醒激励的需求，而排出期望支付最大化的干扰；在选择3中，选A所获得的研究支付绝对低于B，因此在这一选择中选A的被试显示出对清醒激励的强烈需求。

此外，为了降低锚定效应对结果的影响，一半的被试按如上选项顺序进行选择，另一半按相反顺序选择。

（四）后测

在研究进行的第20天，所有参与者被要求再次访问研究室，在这一天他们会得到其在研究室的储蓄和匹配贡献支付。并且研究者会再次提供给他们上述包含三个选择的选择集，由此再次引出他们在选择中的偏好。但是出于预算等原因，只随机选择5%的被试执行其选择。被选中的人要额外再访问办公室六天。通过这个设置，作者可以研究，事先接触到激励对后续的对激励的需求是否有影响。

（五）后续访问

为了测量实验干预的更广泛的影响，在实验结束一周后，调查者会再次访问这些被试，并让他们做一个酒精测试和一个问卷。

（六）实验涉及的主要变量

酒精消费：这个变量主要是通过血液酒精含量检测（BAC）衡量的，其他指标也包括被试自己报告的饮酒次数，饮酒量，酒精消费支出额等每天收集的问卷数据。

储蓄行为：为了研究个体储蓄行为，会给被试一个在办公室中存钱的机会，每次访问研究室时，被试可以存最高达到200卢比的钱，这笔钱可以是研究支付，也可以是通过其他工作获得。这个储蓄机会有两个特征，并且这两个特征被交叉分配给所有含有清醒激励的小组：

（1）匹配贡献率：这是一个相当于储蓄奖金的设置，在结尾访问中，被试可以获得相当于其存款的一定比率的“匹配贡献支付”，比率在10%到20%之间。

（2）承诺储蓄：一半的研究者得到的是具有承诺储蓄性质的账户，他们只能在试验结束后提款，这里需要声明一点，其实非承诺储蓄账户也带有轻微承诺储蓄性质，因为他们的提款时间被限制在每天的访问时间中，也就是晚上6点到10点之间。作者设计该干预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清醒程度的增加对储蓄行为这种跨期选择行为的影响

 彩票：在实验第10到18天，被试还可以通过转动幸运之轮的方式赢得30卢比或60卢比的奖券。该奖券只在随后的一天内有效，被试可以在随后的一天用奖券兑换等额现金。

劳动力市场结果：这个变量的测量指标包括：前测，日调查，后测中关于劳动力供给，收入，生产力的数据。收入是将黄包车工作和其他工作收入结合；劳动力供给是将每周工作天数和每天工作小时数结合；生产力是按照每小时工作收入来计算。

其他消费模式：为测量实验干预对其他消费的潜在影响，被试还要提供有关其他消费的信息，例如：他们给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在食物上的花销；在包括茶、烟草和咖啡在内的“诱惑性”物品的花销。

（七）样本特征和随机性检验

被试的关键背景和随机性检验总结在网上附录中，一些个体特征在各组之间是不平衡的，其中作者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对照组在前测中报告的储蓄率低于其他两组，当把其他两组混合起来与对照组进行比较时，出现了显著统计差异，这个差异并不能解释干预的作用，因为这是由于选择组中有6个被试报告自己家里有一百万卢比存款造成的。

三、对清醒承诺的需求

与许多其他研究结果不同，该实验中的被试展现出对清醒承诺的强烈需求，尽管要以放弃相当多的支付为代价。第一周的选择2中，有一半的被试选择清醒激励，而选择3中也有约三分之一的被试选择清醒激励，这显示出的对清醒激励的需求程度是令人惊讶的。作者也从几方面指出，这种需求并不是由于对选项的误解与无知，或其他简单的错误导致。

作者认为，导致这种高需求的几个可能因素如下：第一，被试有很大的自制力问题，并且其饮酒时间很长，这就不会使其高估自己的自制力。第二，他们认为自己在饮酒上的开支很大，并有强烈希望减少饮酒开支的意愿。第三，被试做决定之前，已经体验过激励的效果，这就会影响被试对激励的需求。第四，被试可能会将这种选择看作是在两种获得之间权衡，而缺少了对于潜在损失的考虑。

除了这些因素之外，社会赞扬性偏见是一个无法排除的因素，但出于一些原因的考虑，作者认为在本实验环境中，可以证明除了这一无法排除的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机制导致了对激励的高需求。

另外，响应回归的结果显示，在选择期间清醒度越高，就越容易选择清醒激励。

四、清醒程度提高的影响

清醒程度提高对白天饮酒的影响是显著的。在激励阶段开始之后，对照组中清醒地到达办公室的被试比例明显降低，而激励组和选择组却有所提高，并且在选择组中选择清醒激励的被试的清醒激励影响是高于平均水平的。

但清醒程度提高对整体饮酒水平的改变不大，虽然个体的当日首次饮酒时间后延，但其日饮酒量的变化很小。

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清醒程度提高对劳动力市场的产出有明显影响。作者将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第一，测量指标不准确，因为无法排除饮酒对工作的积极影响；第二，饮酒对劳动力市场产出的中长期影响比实验内短期影响更大，这种长期影响没有被测量；第三，饮酒的潜在负面影响可能被酒精的镇痛作用减轻了。

不过实验数据确实证明了清醒程度与办公室储蓄存在负相关的因果关系，作者也说明了，各组研究支付的差异对干预作用的估计值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除了这些之外，作者还探究了签到率的差异的影响。他认为由于测度清醒程度和储蓄时所用的指标都是相对保守并且不易受到签到率差别影响的，所以签到率的差异影响不大。

在探讨清醒程度提高对其他消费时，作者指出清醒激励带来的储蓄增长没有挤出其家人得到的资源与收入，数据显示用于家庭开支的总收入增加了3.2卢比，但是结构有所变化：被试给妻子的钱数额增加了，而其他开支减少了。

五、机制

在本文研究环境下，为了支撑关于清醒度提高能改变个体在给定资源情况下的决策行为的这一假设，作者给出了两方面证据。

（一）机制效应的贡献率

在这里作者做出一个很强的假设，也就是，通过彩票测算出的被试的边际储蓄倾向与由于酒精消费减少带来的那部分增加的净收入的边际储蓄倾向是相同的。在这一假设下，作者抽象出两个机制效应，即减少酒精消费和收入增加，对储蓄增加的贡献率。在这一测算中，还残留着一个相当大的无法用这两种机制解释的余量，这就暗示着除了这两方面的作用之外，还有其他的机制也影响了储蓄。

（二）承诺机制的互动

作者研究并发现，清醒激励和承诺储蓄这两种干预措施在其对储蓄的影响方面是互为替代的，也就是说其作用不可累加。回归显示二者的互动作用是负值，并与其单独对储蓄的作用估计值是等值的，但是标准误差很大，统计上不显著。种种数据显示，被试存在很大的自制力问题，清醒程度的提高会减少其自制力问题。

六、结论

这些发现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被试显示出对清醒激励如此大的需求，但是其整体饮酒水平却没有很大改变呢？

对此，作者给出的解释如下：首先，激励的平均作用掩盖了一些重要的异质性；清醒激励不仅影响了储蓄决策也影响了个体的其他决策；并且由于他们更加重视白天清醒，他们可能会由于没有酒精的镇痛作用，导致其忍受痛苦而降低工作效率。第二，被试对其自制力问题的低估，或是对清醒激励的作用的高估，都会使被试对清醒激励的需求增加。总之，被试采取的与激励干预相关的行为是复杂的。

 个人解读与讨论

这篇文章中实验设计结构很精巧，较全面地控制了变量，模型内生性通过随机处理解决对于无法控制的变量，作者也在文章中进行了讨论。

从实验流程上来看，第一阶段的三次筛选能够较大程度上保证被试符合实验要求，而进入第二阶段后，被试分成三组相互对照。以清醒程度为自变量，主要探究清醒程度的提高对储蓄行为、饮酒情况，劳动力市场产出等变量的影响。作者想要证明，除了普遍认为的两种机制外，清醒程度提高进而改变储蓄决策也是影响这一类群体收入变化的因素之一，所以他设计了两个干预组，最巧妙的是选择组的设置。通过让被试在选项之间权衡可以引出被试对清醒激励的需求，如果选择组的被试选择了激励，那么这一部分被试与激励组组成综合的激励干预组，可以与其他未受激励的被试群体相比较。而承诺储蓄账户是交叉随机分配给被试的，所以减小了系统误差。通过这样的分组与干预处理，作者巧妙地识别出自控问题的可实施机制。

但是个人认为，美中不足的一点是，作者对于彩票的假设过强，不符合实际。事实上作者也承认，彩票的性质与常规支付与工资的差距很大，一个是一次性的，一个是长期的。因此彩票收入与由于酒精消费减少而导致的增加的常规收入可能被个体放入两个不同的心理账户，谢弗林和泰勒认为两个账户的诱惑度不同，因而其边际储蓄倾是不相同的，所以在这里该假设很难被实现。

实际上，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道理。首先，我们是具有现状偏差的，也就是说我们更倾向于现时的享乐。约翰雷等人认为跨期选择的权衡都依赖于现在的感受——现在对预期的愉悦和现在对自我节制的不适。这种对现时的偏好使得我们需要自制力来帮助我们在跨期选择中获得更多的效用。而对于成瘾群体来说，以本研究中饮酒者为例，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依赖，加重了他们对现时消费的偏好，这使得自制力对他们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作为高体力工作强度的职业，黄包车司机对酒精镇痛作用可能是有依赖性的；实验选择的被试也都是已经酒精成瘾的人群，其对酒精的生理依赖比常人要强；即便是正常人也需要一定的自制力来应对跨期选择问题，更何况在做出选择时，许多被试处于醉酒状态，以上三方面因素叠加使得研究人群的自我控制非常困难。实验中引出的对于清醒激励的需求，证明这些饮酒者已经意识到自己没有足够控制力来克服饮酒，而需要借助第三方的帮助，进行激励。但文章最后作者也提出，尽管需求很大，他们的整体饮酒水平却变化不大。被试对激励的回应是将饮酒时间后延，这再次证明了其自制力的缺乏。

与此同时，正如作者所解释的，除了数据测量与计算方面的误差，这一矛盾也揭示了可能存在的过度自信现象。也就是说，被试了解自己自制力很差的现状，并强烈地相信在使用了激励措施后，他们的自制力和处境会得到极大改善。凯恩斯也曾指出，当人们无法测算未来事件的客观分布概率时，需要一种内在力量去驱使他们做出决策，这也就是动物精神，代表了人的本能或信心。这种过度自信也可以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如果个体表现得更自信或更具有攻击性，他就有更大机会生存下去。本实验的被试也走进了这样的误区，由此增加了对清醒激励的需求。

尽管这个实验持续时间较短，并且范围较小，其外在效度可能较差，无法普遍地推广，但在实验涉及的变量中，作者很好地控制了变量并进行了巧妙地分组与组间对比，因而具有很高的内部效度。更重要的是，这个实验为我们思考关于解决贫困人群困境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考虑个体在给定资源下的决策，并提出，我们可以通过使用针对某一特定成瘾物品的承诺激励机制来改善贫困人口现状。

*文章来源：经济学论文导读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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