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通胀预测者来说，通胀是否失控的关键指标是通胀是否开始影响工资决定（工资-价格螺旋是否出现）。
对于央行来说，相比于试图将通胀预期重新“锚定”在某个目标上，不如尽力确保通胀永远不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敬请阅读。
近三十年的通胀动态可能与通胀水平处于低位有关，而与美联储作为“通胀斗士”的“可信度”关系不大。
这种低通胀动态的实际成因是：通胀不再进入工人的就业决策——人们不再（或者很少）因为工资跟不上生活成本而辞职，因此无法形成工资-价格螺旋。
相反，当物价加速上涨，通胀基础变宽，并扩散到整个商品与服务领域时，工资就开始直接对物价变化做出反应，形成工资-价格螺旋，通胀动态的持续性增强。
这意味着，短期通胀预期无足轻重，工人并不会因为试图通过谈判“提前”弥补预期的通胀。
对于通胀预测者来说，通胀是否失控的关键指标是通胀是否开始影响工资决定（工资-价格螺旋是否出现）。
对于央行来说，相比于试图将通胀预期重新“锚定”在某个目标上，不如尽力确保通胀永远不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没人能清晰地思考，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常常固执己见：与他们所处现实的偶然无序相比，再愚蠢的观点看起来都要更加清晰、理智和不证自明。——达希尔·哈米特《丹恩家的诅咒》（译者注：美国一本畅销悬疑小说）
主流经济学充斥着似乎人尽皆知，其实胡说八道的观点。比如，似乎所有人都认为：
总生产函数（以及对于资本存量的度量）提供了对经济供给侧很好的写照
在长期来看，即允许进行必要价格调整的时间维度上，经济会回到市场全部出清的状态
家庭选择理论为需求曲线斜率始终向下倾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由
这些观点里没有一个是有实证基础的，而且每一个在理论上都有着严重的不足。然而，经济学家却仍然依赖着这些或者类似的想法来组织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思考。毫无疑问，由于经济系统复杂而难以理解，这些命题（尽管是错误的）是帮助我们脱离知识虚无主义的第一步。而这些命题没有被抛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需要用理论打败理论”。（译者注：即需要用一个新的，更好的理论才能代替这些旧的理论）
但这种依赖状态是否会产生危害呢？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这些可疑但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正逐渐成为政策制定的基础，带来真实的影响（作者注：暂且撇开主流经济学在我们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为犯罪性压迫、不可持续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提供辩护这一更深层次的担忧不谈）。
本文将着重讨论的就是这样一种观点：通胀预期是实际通胀的决定因素。很多经济学家将预期视为通胀的核心，许多央行也把“锚定”或者“管理”公众的通胀预期视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与工具。
但我认为，用通胀预期解释观察到的通胀动态既不必要，也不合理：不必要在于有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而不合理在于通胀预期的影响并没有可信的理论或实证支撑，并且可能导致严重的政策失误。
我一直对预期作为一种因果关系持怀疑态度；从定义上来说，预期是一种直觉上你感觉一直存在，而且很重要，但实际上你从来无法直接观测到的一样东西。——罗伯特·索罗（1979）
很多理论模型（如菲尔普斯、弗里德曼、卢卡斯开发的模型，以及最近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都包含了通胀预期的作用。这使得它们要么在直觉上很吸引人（因为模型排除了人们会陷入永久的货币幻觉），要么就是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建基于微观（比如价格粘性使得人们关心未来成本和需求）（译者注：货币幻觉，指人们倾向于认定货币的名义，而非实际价值。换句话说，金钱的面额数字常被误认为其购买力）
模型里加入预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释菲利普斯曲线在实证上的不稳定性，以及通胀的持续性会随时间变化。它特别好地解释了美国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通胀转变，以及90年代中期发生的通胀均值回归。
由于理论的强先验假设，加上第2点中非正式的经验关系，以及基于新凯恩斯主义通胀方程做的正式实证研究，不难得出结论：通胀预期是决定通胀的重要因素。
如果预期理论是正确的，那它将会带来重要的现实与政策影响。对于通胀预测者而言，观测到的（虽然远谈不上完美的）通胀预期将会有效提升通胀预测的准确性，并帮助预测者解释历史上的通胀发展。对于央行来说，监测通胀预期指标将成为其是否能实现物价稳定的一个重要指标。旨在改变公众通胀预期的政策（如政策沟通），将会是央行稳定物价颇有成效的工具。而鉴于1990年后央行在稳定物价方面的成功，后世的决策者也应当吸取当时的政策框架，积极控制公众的通胀预期。但是我们有什么真正的证据可以支持通胀预期理论呢？
纯粹经济学中有这样一招可以“无中生有”——做一个“显然与现实有关的，并显然正确的”先验命题。而对于我们这种多管闲事，问一嘴“为什么”的闲人，则必须被拉着相信这个命题是对的。——约翰·希克斯（1946）
菲尔普斯（1967）和弗里德曼（1968）是最早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加入通胀预期的两位先驱。在此之外，卢卡斯和拉平（1969）通过将通胀与实际经济活动以价格预期机制相连，推导出了一个总供给函数。从卢卡斯的不完全信息模型（1972，1973）也可以推导出通胀预期一比一改变菲利普斯曲线截距项的结论。最后，从价格或工资粘性为出发点推导的理性预期模型产生了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和以往模型不同的是，这种模型的预期指的是当前对下阶段经济的预期，而不是上阶段对当前的预期。
然而，他们每一个人的模型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理论缺陷：
菲尔普斯完全没有关于通胀预期的推导，预期在他这里是一个特设的（ad hoc）假设。菲尔普斯对此的解释需要忽略充分的通胀预期对当前实际收入（例如，通过财富的资本损失）和感知到的永久收入的影响，而这两者都应该影响劳动力供给。
弗里德曼认为通胀预期由工资决定过程进入通胀动态：他假设工人在商议工资时会以预期的实际工资为基准，而公司的雇佣则是按照当前的实际工资决定的。因此，通过降低事后实际工资，价格的意外上涨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就业。但是，充分预期的价格上涨将完全反映在名义工资中，从而保持实际工资（或任何其他实际变量）不变。
但是在他的推导中劳动力市场永远是由公司需求主导定价。这也就说商品市场永远均衡，而这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卢卡斯和拉平认为通胀预期通过改变利率进而改变劳动力供给，最终影响宏观经济。
然而在他们的推导假设通胀预期会因为实际通胀的上升而下降，而这需要一个很可能与现实不符的通胀预期决定准则作为支撑。
卢卡斯（1972）则认为，由于生产者无法区分价格上升是由于自己产品相对价格上升，还是总体（绝对）价格水平的上涨，从而会在价格超预期时，适度提高生产，形成“卢卡斯生产方程”。
然而事实上生产者可以区分相对价格与总体价格。而且该模型认为只有意料之外的政策才会对经济有影响，这似乎是不现实的。
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由于生产者改变定价需要成本，他们不愿意轻易改变定价，因而经济体出现了名义价格粘性。当这些生产者定价时，这些名义刚性将反过来导致当前通胀依赖于预期的未来通胀。
虽然60年代和70年代的菲利普斯曲线外移被视作通胀预期上升的结果，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预期与曲线外移的关系：在众多理论背景下对适应性预期机制的引用，导致许多人简单地将实证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的通胀滞后项等同于“预期”作用。只有McCallum（1976）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最接近真正实证的检验，他使用工具变量技术来评估预期价格通胀在工资方程中的作用（但这些技术在精神上与上世纪90年代用来估计新凯恩斯模型的技术相似，因此也面临着类似的实证估计问题）。
弗雷德曼的模型可以推出实际工资应具有逆周期性，然而美国数据却显示实际工资为顺周期变量。
卢卡斯和拉平的模型假设通胀遵循一个趋势平稳的过程（偏离这一假设会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符号“错误”）。此外，如果不假设较大的跨期替代弹性，该模型无法产生实际经济活动（就业）的较大波动。
卢卡斯“意外”模型依赖于从信息集中任意排除当前总价格水平。此外，卢卡斯模型的一个关键预测，即通胀标准差应对产出-通胀权衡有影响，缺乏实证基础。
对于这些模型的实证研究有着很严重的误设与弱识别问题。
模型预测在70年代趋势通胀很高时，实际经济活动对通胀的影响应该是最小的，然而70年代这种影响反而最大（见图1）。
图1：核心通胀对失业缺口冲击的反应，X轴：冲击后的季度
即使抛开模型来看，“生产者基于通胀预期定价”这个想法也是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公司只有在成本真正上升并被消费者认识到后才会提高价格，而不是先发制人地提价。
价格粘性也不一定会使通胀与预期挂钩：价格的改变通常各有其因，而且价格粘性本身可能也是内生的：更稳定的成本会导致公司更容易形成固定价格。
公司不一定要和全行业的人竞争，对投入成本或客户的竞争可能只需要关注本地/本行业的市场——这就导致公司不太需要在意自己未来的实际价格（相比于整体物价），而这是总体通胀预期如何进入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主要渠道（译者注：产品价格/整体物价，相当于是和所有行业的所有公司在比价；公司可能更关心的是产品价格/行业物价）。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所有这些模型都成立，它们所说的预期其实都指的是短期通胀预期。然而在政策圈里（至少在美国），人们最关心的是长期预期——它被认为是通胀的“锚”，也是过去50年美国通胀动态重要变化的源泉。
我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与通胀动态最相关的其实是长期预期。如图2所示，通胀的长期随机趋势与（基于调查的）长期通胀预期之间似乎有一种低频相关性。
图2：专业预测者的通胀预期（黑线），家庭通胀预期（红线），长期通胀趋势（黑色虚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通胀长期趋势的稳定性——更准确地说，这种趋势似乎几乎完全不受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也许是目前美国通胀过程中最显著的特征；它与19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验有很大的不同（见图3）。
图3：1960年后的总体PCE通胀（红线），核心PCE通胀（黑线）与长期PCE趋势（黑色虚线）
然而，相关不等于因果，图2也可能反映了通胀预期调查的受访者根据实际通胀情况，做出了合理的通胀预测。此外，近年来通胀预期的变化（来自调查以及TIPS收益率隐含的估计）似乎也并没有反映在通胀趋势的变化中，说明这种因果关系可能并不存在。
那可能您就要发问了：“那又如何？模型本来就没法忠实地描述现实，宏观经济学创立以来不也没能找到一个关于通胀动态的理论吗？这样说来你这不是在吹毛求疵？”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想法忽略了一点：这些模型对通胀预期的假设实际上已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定论。然而，这种对预期理论的神化毫无实证基础，模型漏洞百出，我们也想不到要去重新审视预期理论本身，并思考是否有对现象更好的解释方式。
大多数人固执己见，信以为实，少有人扬帆远航，沧海拾遗。——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1958）
要是通胀预期不是实际通胀的决定因素，我们要怎么解释战后美国通胀动态的演变呢？首先，我们不难发现通胀的长期行为与劳动力成本息息相关。
图4：通胀随机趋势（黑色虚线）与单位劳动力成本随机趋势（蓝线）
其次，通胀的随机趋势在1990-91年经济衰退后，出现了整体向下平移，这表明90年代后通胀动态的变化更可能与趋势水平一直保持在低位有关，而和美联储作为“通胀斗士”的“可信度”关系不大。换言之，当通胀趋势维持在4%时，通胀动态就可能高度可持续（上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而当通胀趋势为2%，通胀动态则不再持续（90年代以后）。
说明这一点的另一种方式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通胀动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是，缺乏强劲的工资-价格螺旋。即使在2007-9经济衰退前的三年，总体PCE通胀平均达到3%时，工资-价格螺旋也并未发生。然而，稳定的长期通胀预期似乎不太可能是这种稳定性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仅仅只是因为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工人就愿意在决定工资时，愿意忽略生活成本的明显（和持续）变化，那显然是天方夜谭了。
在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需要观察一下真实的“工资谈判”是如何进行的。现在除少数还有工会组织的行业（目前只占美国就业人数的6%），正式的工资谈判在美国已经消失了。而在这样一个以“自由意志”为主导的就业市场，雇主为了挽留员工，会将生活成本的变化计入支付给员工的工资上：如果雇主开出的工资远低于生活成本，那么更多员工将会辞职，而这使得雇主不得不提高现有员工的工资（以及支付给新员工的工资）。
当通胀较低时，员工不会太在意生活成本的变化，而由于生活成本变化导致的辞职将减少。然而，这个故事中预期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工人们并非因为预期未来通胀低迷而如此行事，他们只是不认为最近的工资增长明显落后于生活成本的变化。
在这一点上，上世纪60和70年代的通胀经历就很能说明问题。一项关于当时工资决定的研究指出：“似乎存在这样一个通胀门槛，当生活成本上升的速率高于此门槛时，它就会成为工资决定中的一个重要考量”。研究还发现：“当物价增速加快，通胀基础变宽，扩散到整个商品与服务领域时，工资就开始直接对物价变化做出反应”。显然60年代中期的通胀达到了这一水准。当时CPI增长率上扬到3%左右，且“涨幅扩散到大部分的分项”，而居家食品项的涨幅达到了5%。
（作者注：我们有理由认为，劳动力成本对实际通胀的反应是20世纪70年代通胀过程的一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如果没有这个渠道的存在，几乎不可能解释为什么食品价格的变动会在核心通胀中留下持久的印记——与能源不同，能源可以被合理地视为工业生产中广泛使用的投入品，而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不应该对食品部门以外的企业造成成本冲击。）
因此，1995年后稳定通胀的实际成因是：通胀不再进入工人的就业决策——人们不再（或者很少）因为工资跟不上生活成本而辞职（当然他们还是会因为能得到高薪工作而跳槽，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紧俏，长期失业可能性较小的时候）。
这与通胀预期所作出的解释完全不同：在我们的替代性解释中，通胀预期并不重要，没人会因为试图通过谈判“提前”弥补预期的通胀。通胀只是不再出现在工人的视野里，这反过来导致当前通胀对过去通胀没有太多响应。
当然，这个解释不能排除其它经济主体（特别是家庭）对通胀的预期与反应。比如，实际通胀与消费者信心有着显著关系，而这种强相关即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也仍然存在。再比如，实际通胀仍然会影响短期通胀预期（甚至有时候会影响长期通胀预期）。这些观察与经济主体认为目前没有理由对通胀过程的看法作出重大改变的观点一致，但也暗示了一种稍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即通胀并没有像在工人的考量中一样“消失在家庭的视野中”。
没什么比举一个好例子更让人头痛——马克·吐温《傻瓜威尔逊的悲剧》(1894)
目前，通胀分析师主要关心的，大抵是通胀趋势是否会再次对实体经济状况作出反应，这往往是回归高通胀制度的一个征兆。然而，如果前文的替代性解释说的通的话，那么通胀预期可能就不再是经济主体是否重新关注通胀，以及高通胀是否会再度来袭的可靠风向标了。同时，对通胀趋势的估计又常常被筛数据时的终点问题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指标是分析师抑或决策者们应该关注的呢？
通胀是否开始影响工资决定是一个分水岭。关于其是否发生的证据可以来自于统计（比如如果假设长期稳定趋势，工资增长简化模型是否出错，错误是否与实际通胀有关），也可以来自于行业内的轶事传言。此外，我们也可以尝试计算离职率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联系是否减弱，而与通胀的联系是否增强，或者新雇员工的工资增幅是否相比老员工明显上升（新员工工资更灵活，更容易响应经济状况）。不幸的是，这些发展往往需要几年，而不是几个月或者几个季度才能厘清。
这种替代性解释的另一个影响是修辞上的。央行的经济学家们给决策者们灌输了太多通胀预期决定通胀的概念，使得决策者过份关注了预期管理，认为通胀预期是政策忠实的指明灯。很多时候，这种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的幻觉往往比无能为力更加危险。
采访者：那你（画这些漫画）想传达什么意思呢？R. Crumb：我也不知道，我猜我只是想做个离经叛道者（punk）。——Thomas Maremaa《这个叫Crumb的家伙是谁？》纽约时报，1972年10月1日
话接上文最后一点，我的替代性解释的一个重要政策意义是，相比于试图将通胀预期重新“锚定”在某个通胀目标上，我们不如尽力确保通胀永远不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也就意味着，一项为了抬升通胀趋势而有意拉高通胀的政策往往不仅危险而且可能适得其反：人们可能因此开始更加关注通胀，导致通胀再次开始响应经济的变化。
这并不是象牙塔式的担忧。近年来，对PCE通胀趋势的估计常常略低于美联储2%的长期目标。因此，即使通胀稳定来源于央行对通胀预期的“锚定”，它所锚定的水平也并未完美符合美联储的政策目标。
另一个问题则更加实际。在某些方面，关注长期通胀预期，类似于政策制定者以单一的充分就业指标为目标——例如，自然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一样，长期通胀预期也不能直接测量，而是需要从经验模型中推导而来。因此，如果通胀预期被当做了政策工具或者中间目标，这将向政策变量中加入又一个不可测因素。而正如Orphanides指出的那样，严重依赖于不可测之物往往会以悲剧收场（笔者注：70年代政策失误，过分宽松的一大因素即低估了自然失业率，导致政策没有对正产出缺口快速响应）。
最后，根据预期理论，决策者会误以为只要长期通胀稳定，通胀的长期趋势就能稳定。即使我的替代性解释完全没有说服力，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长期通胀预期与长期通胀趋势有确凿的关系，更没有证据说明何种政策可以维持这种长期关系。鉴于稳定的通胀趋势对于经济的好处，任何可能危及通胀稳定的政策都将是弊大于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智堡Wis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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