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企业家并非只有熊彼特所界定的创新型企业家一种，那么企业家正能量当然也并不止于熊彼特所界定的创新，而是多方面的。查阅经济学文献对企业家的经典论述，可将企业家正能量大致概括为：发现并消除不均衡、提供资本并维护其效率、为企业提供高级复杂头部经营管理劳动、创新飞跃式经济发展、承担责任与风险。

均衡是西方经济学广泛运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包括单个市场某一商品供求价格交点的马歇尔局部均衡、瓦尔拉斯所有商品及其要素供求一致的一般均衡、帕累托资源配置最优境界均衡以及莱宾斯坦(Harvey Leeibenstein)X-非效率理论所针对的投入产函数高效对应均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决定商品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平均利润率其实也是一定的经济均衡。

均衡，既是一种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实证经济学描述，也是一种或明或暗包含经济效用或福利增进的规范经济学评价。前者指经济均衡如物理均衡一样，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或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如斯密及其他经济学家在说明某种商品的正常价值及“自然价格”时指出的，经济上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最终使价值趋于形成。后者指有些均衡自然包含更多效用福利乃至最优资源配置，比如马歇尔局部均衡所含更多消费者、生产者剩余效用，帕累托最优均衡包含最大福利等等，因而是各类经济行为主体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然而，经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并非均衡，而是非均衡。从非均衡到均衡是动态趋势，而这个动态过程正是由企业家引领实现的。正如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指出的：“经常使用‘均衡’一词，可能会给人留下某种属于静态学推论的印象。加之由于《原理》一书以论述现代产业生活的正常状态为目的，这就很容易使人觉得，与其说本书的中心观点是动态学的观点，倒不如说是静态学的观点。但实际上，此书始终以变动的各种力量为论述对象，所以，说它的基调是静态的，还不如说是动态的更为妥切。……经济学所注重的，是以研究不断变化和进步的人为对象。片面的静态学的假设，仅能对于动态学（毋宁说是生物学）思考起一时的辅助手段作用。而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即使在论述经济学原理之际，也必须从活生生的各种力量和运动的观念出发。”（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正是从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出发，他发现了作为商人的企业家的重要积极作用，即“发现并消除不均衡”。马歇尔认为，在一般市场交易中，通常存在着不可靠性。这是因为买卖双方都无法充分预测未来的供求关系状况。当然，这种情况下，在市场参与者之间形成的暂时的、表面的均衡背后，尚孕育和残存着潜在的不均衡的可能性。而商人对消除这种不均衡起了特殊的作用。而且实际上，所谓商人的作用，从一般意义上讲，是说明市场结构中企业家作用的关键，他称之为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全部负荷的“产业车轮的轴心”。

商人企业家发现并消除不均衡的行为，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中也称之投机。在马歇尔看来，这种投机是建设性的：“在赛马比赛中，精通马的知识的人会因中赛马彩票而发一笔大财，但社会却未得到任何利益。与此相反，如果谁能比别人更迅速地预见某种商品在某个特定国家或全世界将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并以现货或期货买进这种商品，如果这一预见最终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是建设性的投机。这样的交易，如同改变河的流水来驱动水车运转一样，给全世界增加了财富。因为这一交易在最需要这种商品的地方和时间里提供了商品，同时又控制在需求并不十分迫切的地方和时间提供商品，所以，商品交易最突出的贡献正在于此。”（见马歇尔《产业与贸易》）

对作为商人的企业家的上述正能量，与马歇尔大致同时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C.Menger）运用边际递减法则做过画龙点睛的论述：通过在拥有各种财货的人之间进行交换，就可以互相达到高效用的水平。（见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

综合马歇尔与门格尔的经济学说，其有关商人企业家正能量的论点大致是：在潜在的买卖双方之间，由于不能充分掌握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机会，以及实现交手段不完备，而妨碍了交换交易的顺利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中间商人的参与，便能顺利地促进买卖。先于当事人发现改善非均衡供求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为双方提供利用这种机会的完美服务，正是商人企业家的作用。而商人企业家的报酬同提供这项服务的价值是相等的。商人企业家出现的必然性在于存在不均衡状态，其积极作用在于发现并消除不均衡状态。

前文提到的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则描述了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发现并消除企业内部效率不均衡的正能量。在标准的完全竞争理论模型中，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着高效率的对应关系，亦即均衡状态。而在莱宾斯坦的X-非效率理论的逻辑起点则重点批判了这一均衡假设。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种高效对应的投入产出函数均衡。这是因为，劳动合同并不完善，而且所有生产要素并非都能经受市场硬约束，因而生产函数的形态是无法事先准确无误地预见到的。尤其是一定规模的大企业、垄断企业、公营企业，得到了免于竞争压力的庇护，就没有必要追求成本极小化的动因，自然也不会自觉按照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制定价格，而往往会制定垄断价格，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低效率。倒是松弛（slack）即他所谓X-非效率是常态。所以生产要素也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发挥它的全力，即使是投入相等的体系，因劳动条件和劳动合同方式不同，效率也会有高有低。而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的作用就是弥补这种市场约束的失效，最大限度减少X-非效率，从而尽可能动态趋近投入产出函数高效对应的均衡。（见莱宾斯坦《配置效率与X效率》）

这是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的正能量。关于资本供给正能量，斯密的《国富论》是这样论述的：

“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便有各种新机械发明使操作更为简便迅速。所以，当分工进步了的时候，雇用工人数目不变，所必须预先储有的食物供应，要和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相同；而必须预先储蓄的材料和工具，却要比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所需要的来得多。况且，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够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蓄积，亦自然会导致这种改进。投资雇用劳动的人，自然希望投资方法能够尽量产出最大量的产品。所以，对工人职务的分配，必努力期其适当；在能够发明或购买的限度内，他所备置的机械，必努力期其精良。但在这两方面，他的能力怎样，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资财，看他能雇多少工人。所以，在每一国家里，不仅产业的数量随着举办产业的资财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资财增加的结果，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见斯密《国富论》）

对资本的正能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高度肯定的。马克思的逻辑是：“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另外，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见马克思《资本论》）；“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使之成为现实”（见马克思《资本论》）；“为了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见马克思《资本论》），就要通过利用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和大机器的使用，尽可能多地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或“采用技艺和科学的一切手段，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而“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趋势的实现”（见马克思《资本论》）。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从来不啬肯定：“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见马克思《资本论》）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那么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上述资本正能量的重要性，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可谓与日俱增。这与以下三大发展现象关系密切：一是迂回生产。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1889年提出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必是先生产生产资料（或称资本品 ），然后用这些生产资料去生产消费品。认为先制造生产工具,再生产产品的“迂回生产”办法, 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 生产工具和资本品制造行业的出现和发展也就成为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很显然，生产越是迂回，其对资本的需求就越大。而当今，迂回生产的链条，亦即产业链，已然无限延伸，其对资本的需求可想而知。二是摆脱贫困的陷阱或突破经济停滞状态必须达到一定的资本积累临界值。哥伦比亚大学的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1953年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资本匮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低，投资的资金供给（储蓄）和产品需求（消费）都不足，这就限制了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于贫困之中。由此推论，摆脱贫困的陷阱当然有赖于一定临界值的储蓄积累或资本形成。罗斯托（Rostovian ）1960年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突破传统经济停滞状态的起飞，通常需要三个条件，首要条件即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具体量化指标为资本积累占国民收入的10%以上。由此可见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三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资本有机构成这一概念，是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即C:V。随着技术装备不断改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是必然趋势。这就意味着资本进而产品构成的物化劳动、存量劳动的比重日益增加，而现在劳动、增量劳动的比重日益减少，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品日益增多，资本正能量当然也就日益重要。尤其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直接生产过程的无人化日益普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将日益倚重高技术含量的资本供给，从而凸显资本积极作用的重要。

从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凡勃仑的《企业论》可以读出一个共同观点：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终日从事“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的规划与设计，从事稳健、精明的计算，从事指挥与监督，并担当相应的责任与风险，其劳动无疑属于高级复杂企业头部劳动。

虽然熊彼特不认为企业经营管理者就是企业家，但他也认为企业经营管理劳动属于高度复杂的企业头部劳动。在他看来，所谓生产，就是把劳动、土地、原材料、设备等各种对生产起作用的资源，在企业这一范围内结合起来的活动。毫无疑问，与这些物质资源同时参与生产的劳动，有各种类型，譬如直接劳动、间接劳动、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但他认为，这些区别并不重要，重要者在于指导劳动与从属劳动的区别。而指导劳动位于金字塔式生产结构的顶部，在指导、监督生产劳动这点上，成为特殊的生产因素。其指导劳动显然就是企业经营管理劳动，亦即高级复杂的企业头部劳动。

这样高级复杂的头部劳动，对于企业是事关其生命而必要且不可或缺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离开运动资本就不能实现价值增值，而作为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的职能即在于看管由资本循环与周转构成的资本的运动。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见马克思《资本论》）这是马克思《资本论》肯定企业管理之必要性、不可或缺性的经典论语。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有关企业管理的必要性与不可或缺性，引用率较高的还有列宁当年有关泰勒制的论语。1918年4月，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说：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勒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所提供的高级复杂头部劳动，事关企业生命而必要且不可或缺，其重要积极性当然也就不言而喻。如果说企业经营管理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高级复杂头部劳动，其重要性更与国民经济中企业的重要性及其数量成正比。据德国京特.沃原《普通企业管理学》，所谓企业，即计划周密的经济单位。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就在这里进行。诸生产要素（领导性劳动和执行性劳动、劳动资料和材料）为了生产实物和提供劳务也是在这里组合起来的。因《企业的本质》一文获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科斯有关企业的结论性论述是：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企业的存在正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当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等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时，就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有句名言：美国的事业是企业。赖斯比特、阿布尔丹在《展望90年代—西方企业和社会新动向》里指出，“不管你是公司的老板还是职工，不管你是梦想开创自己的事业或是想当董事，你总得通过公司这个结构来工作”。而且，据马歇尔阐述，某一企业与其他企业相比的有力性中，存在着不能个别分解成特定的生产要素的部分，这便是这个企业所特有的协同劳动成果即所谓“复合准地租”。他举例说：“某个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十分了解人和诸多情况，在，某种场合下，他可以把这方面的知识以高价卖给作为竞争者的企业，有时即使这种知识对于他工作的企业来说是宝贵的，但对于其他企业却没有任何价值。就后一种情况来说，如果他离开了自己的企业，企业恐怕会蒙受相当他的工资几倍的损失，而他本人，在别处也难赚到现在工资的一半。”（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在企业具有独特性的情况下，甚至于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离开这个企业之后，会失去工资的相当一部分，与此同时，也会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毫无疑问，这是通过企业有效经营管理与普通员工积极配合协同劳动培养的固有优越性。企业长期形成的组织上的特殊关系，对于企业各参与者来说，有如农业耕种选对了土地相对肥沃或地理位置优越，所以被称为“复合准地租”。

据统计，截至2021年末，我国企业数量达到4842万户，当年新增901万余户，日均新增近2.5万户。由此可见其对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企业家高级复杂头部劳动的需求有多大。

这正是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核心论点。熊彼特认为，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只能处于一种他所称谓的“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数量关系无论如何积累，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只有企业家实现创新，“创造性的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性的破坏，才有飞跃式经济发展。

熊彼特还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

当然，熊彼特有关企业家创新独特功能的理论更在于其突破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式，解释了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现象及其特点。透过其这方面的独特见解，我们可以更多更深理解其创新型企业家正能量。他独到地认为，经济学的最终课题在于阐明经济社会的内在的进化规律。而传统的经济理论只是在所赋予的条件下，仅具有论述经济体系所达到的均衡状态是何种情况的静态结构。即使论及变动现象，也仅限于抓住经济体系对外界条件变化的连续性适应过程而已。这样一来，只能把经济的发展堪称是由于人口增减、土地资源的开发和技术进步这些单纯的经济领域外的情况变化所带来的。虽然可以把资本主义积累（储蓄行为）作为出现于经济内部的唯一重要的因素，但是他认为，不能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有因素的依据。这是因为，不仅在对发展做出贡献的相对重要性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即便能通过依靠持续性储蓄行为，描述出连续而顺利的发展过程，也无法显示出必然出现的非连续性变动（市场景气的变动）的发展趋势。他进而强调，即使不以积累为前提，发展也是可能实现的。正是孕育着飞跃发展的可能性，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形态。与其说积累是发展原因，倒不如说积累只是发展的结果。为突出非连续飞跃发展的意义，他将无质的飞跃的所谓连续发展形象地比喻为“不能怎样连续不断地增加邮递马车，也得不出马车与火车作用相等这一结论”。在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他还进一步阐述道：“伊丽莎白女王拥有丝袜。资本主义的成就通常不在于为女王提供更多的丝袜，而在于将它们带到工厂女孩的可及范围内，以换取稳步减少的努力。资本主义过程，不是巧合，而是由于其机制，逐步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水平。”（见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按照熊彼特的独到见解，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发展，正是其经济体系内部发生创造性破坏的质的飞跃的发展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正是企业家的创新。

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是从古法语entreprendre演变而来的，entreprendre原意为to undertake即承当，entrepreneur原意为A person who organizes, operates, and assumes the risk for a business venture，即组织、经营企业并承担相应风险的人。其实，作为商人的企业家、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和作为“创造性破坏”创新主体的企业家，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与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本文不将承担一定责任与风险界定为一类企业家的理由。在笔者看来，由不同类型企业家承担一定的责任与风险，恰好是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而不可或缺的，且可增进国民效用或福利，其积极作用自在其中。

作为商人的企业家承担责任与风险，可为商品供求双方提供一定保险进而增进其效用或福利。正如马歇尔在其《产业与贸易》中所指出的，“现代经济组织的发展趋势，是使人们设法分散制造和销售中存在的固有风险，让最适合承担这些风险的人去承担风险。”当制造商不能或不愿承担诸如卖掉全部商品的销售经费与因滞销而积压的商品库存费用、降价损耗等销售上的风险时，就可按一定的契约价格把这些产品卖给流通业者，同时转让商品的销售权，从而将风险转移给后者。根据商品交易契约，不仅可给买卖双方创造反向厉害关系价格变动逆向风险相互抵消的可能性，而且也给销售商及制造商创造有利条件，即八生产、推销这种商品，或把这种商品作为原材料使用的风险负担转嫁给专门的投机商人，使自己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经营。另外，对于投机商来说，他们能够依靠高超的才能、掌握的情报和资本来适应这一要求。这样，这种逆向相抵，从根本上使风险间接地由专门家来集中承担。制造商把销售权转让给中间商人，即可在某种程度上把原来本应自己承担的销售上的风险转嫁给了中间商人。（见马歇尔《产业与贸易》）

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在提供资本并维护其效率的同时，也提供一定的责任与风险担当。首先，其按合同支付给各类劳动者的工资，无论出现怎样的不确定性，都必须由资本当事人按合同支付，资方必须以其资本构成中的可变资本V部分承担相应的责任与风险，从而让合同劳动者旱涝保收或收入基本稳定。正如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三个多世纪前在其《商业性质概论》一书中所描述的：企业家所拿的是不确定的工资，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过日子的人，而所有其他人，当他们有工资时，其工资数额是确定的。后者的确定正是通过前者承担相应的责任与风险获得的。据《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作者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进一步分析，经济社会存在两种收入形式：一种为合同收入，另一种为剩余收入即利润。作为在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必须保证向企业工作人员提供合同确定的稳定收入，并最终承担这一责任。企业家指挥各个工作人员的权限，为的是要保证对方由合同保证的收入得以兑现，并在一旦发生风险时来承担风险。（见奈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如果说，就其意愿与能力而言，多数民众厌恶风险而求基本稳定的收入，那么作为资本当事人的此项责任与风险担当，就意义非凡。其次，要为动态纳入企业经营管理范围的其他非人力资源承担责任与风险。通过市场交易购买各种企业生产经营必须的非人力资源本身，就为资源卖方保了险，即不管出现怎样的不确定性，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都必须按购买合同现在或未来支付相应的款项，那是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与风险。尤其生命周期较长的固定设备与库存时间较长的原材料、零部件等资源，都或多或少隐藏与时间成正比的风险，一当被购买纳入企业体系，其风险自然就转由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承担。很显然，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承担此项责任与风险的数量与质量多而高，被纳入企业的各类非人力资源原所有者就越可多吃定心丸。其三，要为非股权借入资本即借贷资本承担责任与风险。这就是，其收益与损失不管怎样不确定，作为资本当事人的企业家必须确保借入资本按合同获得确定的固定或浮动利息。正如斯密的《国富论》所指出的：“固然，企业家可很适当地使用借入的资本进行他的大部分计划，但要使债权人不吃亏，债务人应持有充分资本，足够保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债权人资本的安全，足够使债务人的营业计划纵使失败，亦不致使债权人蒙受损失，这样对债权人才算公道。(见斯密《国富论》)

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无论是资本所有者或当事人自己直接经营管理还是授权职业经营管理企业，都要承担企业整体自负盈亏进而是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率的责任与风险。经营管理企业有风险，斯密的《国富论》也早已告知：“无疑的，这些计划家在他们的黄金梦中，看到了大利润的非常鲜明的幻象。但是，当他们醒了，或在他们营业结束时，或在他们无力再继续经营下去时，我相信，运气好得能够实现所作的梦的，没有几个。”（见斯密《国富论》）凡勃仑的《企业论》也清晰论述道：“工业体系是在企业的原则下为金钱的目的而组成的。企业家居于中心地位；他掌握着任意的决策权，可以自由运用，他的意向时而落在这一边，时而落在那一边。促进也罢，促退也罢，都是应该记在他的账上的。” （见凡勃仑《企业论》）“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是为了图利而进行的，商品的出产是由企业家在图利的观念下控制着的，利润通常是在日常业务中从这种商品好劳务的出产中得来的。将产品出售以后，工业中的企业家就‘赚得’了他的利润。……出售是过程的最后一步，是企业家努力的终点。” （见凡勃仑《企业论》）他甚至特别界定：“企业管理（引者注：其实是“企业经营”），对于营业的盈亏，尽可以照着它那稳健、精明的计算方法进行，而不必受到诸如仁慈、愤懑或诚实等等感情上的缠绕。” （见凡勃仑《企业论》）

这方面也正如马歇尔所说，“大部分企业事业上的风险，几乎都与事业的一般经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他看来，企业作为物质与人力资本的结合体，其事业上的风险，将在其经营管理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过程被克服。（见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至于作为“创造性破坏”创新主体的企业家，由于“创造性破坏”创新本身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这类企业家首先必须是敢于并善于承担一定责任与风险的进取者。这一点，斯密的《国富论》早有论及：“新的制造业、商业或农业经营，总是一种投机，而计划者期望由此获得非常的利润。这种利润，有时是很大的，但有时，也许是很小的；但一般说来，这种新行业的利润，和当地及附近其他旧行业的利润，却不保有正常的比例。如果计划成功了，利润在最初通常是很高的。但当这行业或营业一经确立而为人所周知的时候，竞争就使其利润降到和其他行业相同的水平。”（见斯密《国富论》）在马歇尔看来，对那些经营已经进入正轨，大部分工作已经按部就班进行的企业来说，只要谨慎行事，讲究信誉，服务周到，就很容易保持正常生产。但如果经营处在非革新不可的状态下，则更需要企业家那无与伦比的领导资质。“社会的进步，科学（理论）上是依靠研究人员和实业家，但实际工作应该说是靠下述这样的实业家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创造革新好探索其应用的途径上，冒着遭受损失的危险，大力推行产业化，并不断谋求改良等方面，实业家都是极其机敏的人。他们在实现进步的所有阶段，在不断考虑相互关联的、错综复杂的原因，评价其重要程度之后，大胆地向前迈进。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自己要承担遇到的一切风险。”（见马歇尔《产业与贸易》）总之，敢于并善于承担一定的责任与风险是前提条件，“创造性破坏”创新是后续行为。换言之，前者是自变量，后者是因变量。在这里，企业承担责任与风险的责任与冒险精神正能量，直接体现在其自身“创造性破坏”创新行为上，间接体现在其创新行为引致国民经济飞跃发展上。

文章来源：杨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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