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现代人的焦虑感十分严重，根源在于竞争的激烈与分配的不均。经济学上的边际产量递减定律指出，只要竞争越来越激烈，那么，参与竞争的各方收入会不断下降。收入不断下降，人们反而不中止竞争的参与，是为分配不均。为什么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竞争者不退出？因为对不确定未来的悲观无法让参与者放弃眼下稳定可预期的收入。本文从宏观经济出发，逐步推出非理性繁荣的具体经济内容，最后用该概念分析经济上的悲观主义给个体带来的影响。

一、竞争与垄断

在法律上，垄断向来不是什么褒义词。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里，垄断意味着企业攫取超额利润。利润有超额一说，那必然存在着未超额的利润。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模型里有完全竞争市场跟垄断市场之分，前者是说各个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等于边际收入，于是企业的收入增到最高。这最高的收入，在垄断市场里却是最低，因为垄断意味着把原先相互竞争的企业收入合并到一家，这所谓合并的收入可能比合并前大也可能比合并前小，如果仅是规模效应所导致的“合并”，那至少是比各自为战的收入要高得多。这里面有两个赢家，一是消费者，二是有垄断市场的企业。当然，在竞争的同业市场里，赢家存在的基础是有输家，输家就是那些被淘汰出局的企业。这样看来，新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并没有超额利润一说而只有竞争收入与垄断收入之说。

让我们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作具体的沙盘推演。工业革命开始后，第一家从事纺织的企业因为没有竞争，因而它的收入属于垄断利润。随着工业纺织技术的普及，纺织企业的垄断结束，纺织业成为了完全竞争的市场。而在这完全竞争中的市场里，企业要想获得更多收入，就需要扩大生产规模：结果就是生产成本降低、产量提高。扩大规模需要投资，因此，处于完全竞争中的企业，利润的上升与下降取决于投入资本回报率的高低。至于非规模化的投资，在这纺织业中，好比某企业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衣料，这种衣料大受市场欢迎，该企业如果要获得等同于扩大了生产规模的纺织企业的收入，在新型衣料上下注，即便生产规模减少，因为产品的单价可以提高以获取垄断收入，研发的成本与生产规模的减少可以被覆盖。而当制作该衣料的技术普及后，新一番的“垄断——竞争——垄断”的产业更迭就再次上演。

二、垄断与颠覆

颠覆一词在政治上不一定受待见，不过在经济上绝对是大受欢迎。Apple颠覆了Nokia，Kodak被Fuji，Nikon等颠覆，这些颠覆被认为是产品创新，是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的行为。垄断是创新追求的结果，规模是竞争追求的结果。前者带来的是产品的迭代升级，后者带来的只有资本的累积。对于历史趋势而言，前者无疑是后者的根本或者说是终结，因为发展在物质稀缺的时代意味着量的增长，满足量的需求后，则意味着供给的迭代升级（消费升级），而历史的演进总会结束唯量增的时代。如此总结，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发展着的社会一定是奔着垄断去的，垄断作为颠覆的结果因而可以视同为颠覆。垄断的出现，少不了局外人的潜在竞争，因为市场允许多个对手入局直到这生产行为所带来的收入被各家分享到最低以致再无潜在对手愿意入局。当有新的竞争者参与，作为垄断企业，其想着的便不是如何保持竞争力，而是继续创造可以攫取垄断收入的供给。

当然，这不是说要企业去采取排除竞争等反纳什均衡的手段，而是要企业去颠覆。反纳什均衡的行为，只会给企业带来一时的收入，因为竞争的排除只意味着收入的掠夺，从而造成分配上的两极化，长此以往，消费升级必将停滞，因为少有剩余资本去投资颠覆这种经济行为。如此，收入在消费升级停滞下的增长，也只不过是货币数量的单纯增长。颠覆是盲人摸象的事，投入的资本可能覆水难收，也可能带来巨大收获。正因为颠覆是相当冒险的商业行为，跟投资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相比，短期内稳定且可预期的收入自然更吸引企业往这方面作出经济选择。尽管长期来看，由于行业本身终将升级乃至迭代，投资企业的生产规模，无疑是慢性自杀。要知道固定资产越多，转型的成本越高：规模越大，在行业整体经济下滑的条件下，企业必然会采取减产乃至折价出售资产以减少亏损等行为。所以，任何想要长期延续的企业，都应该把收入增长的计算周期拉长，而不单单是紧盯企业账户的现金流。 

三、悲观主义与竞争

通常，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人很难被贴上悲观主义的标签，因为悲观主义者给社会树立的形象是不思进取的保守派。但是，我们要清楚地明白一点，所谓悲观，是指对不确定未来的行为上的停滞而不是居安思危的心理状态。参与竞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比拼可知的几个生产要素。在企业生产中的悲观行为是什么？就是不敢投资于不确定的事物。在不确定事物面前，确定的未来就是不断地扩大企业生产规模。近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以茅于轼、张维迎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大力提倡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是一种冒险精神。这种冒险在企业成功之后，就叫做抓住了机遇。当然，没抓住的表现都叫作转型失败。

冒险，也不是一味不讲究策略。金融上有对冲的做法，冒险同样讲究。有计划的按部就班不算是故步自封，而是对冒险的对冲。企业研发新产品或者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打入的市场份额一定要小。有市场，意味着冒险，而小则意味着风险可控。假如把企业所有业务都砍掉，然后把资源全部投到这新产品的经营中，无疑是自断退路。新产品的研发，应该尽量铺开来进行，每一个产品都可以拿来投石问路。当这小市场稳定下来后，投资规模又成了举足轻重的事。以阿里云为例，假如没有这云技术的支撑，双十一几分钟不到的数亿订单一定会让淘宝的服务器崩溃。这服务器没有崩溃的理由在哪？就是阿里云。云计算的成本高昂，因为硬件。这投入不见得能立马带来收入，因为云计算是一种公共计算，只有大规模用户开始接受，它才能营利。阿里集团预言数亿订单之巨将会是日后网上交易的常态，并付诸于云计算投资行为，是为冒险。接下来的规模投资，就取决于公共计算需求的预期。

四、非理性繁荣与悲观主义

非理性繁荣是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对经济泡沫所作的描述，经济泡沫的意思是预期有经济繁荣而实际上不存在。如此，经济泡沫的症结就在于对预期的错误估计，亦即乐观于眼下的增长。这种非理性繁荣，正是上文所言及的企业对规模的追求结果。接下来让我们直接围绕个人展开分析，时间起于高中毕业。高中毕业后的人，有两个选择，一是去工作，二是去上大学。从市场上教师、记者、律师、医生等高度专业化工作的收入来看，是占中等收入比率较高的，而这些职业需要经过高等教育，这就是说上大学一般意味着预期的中等收入。反证是，市场上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群，大多无大学以上文凭，如此，跟眼下去工作即可获取的收入相比，要想获取长期总体较高的收入，上大学是不二的选择。

再说大学毕业后。个人可以选择进修也可以选择工作，收入的比较基准当然还是中等的那个线。依旧以教师、记者、律师、医生等为限，在他们各自的职业里，收入不等，也有较大的收入差距，是受二八定律的约束。以文凭排序收入高低，则这些职业的收入的对价是文凭而不是所提供的服务。以工作年限排序收入高低，则文凭算不上是收入的重要的对价。通常，文凭跟工作年限的排序都与收入成正比，工作年限是工作经验 ，这个成正比好理解。文凭呢？其本质是在获取文凭的过程中，进修者能够得到日后从业所需的服务水平以及人力资源（圈子）。非名校的普通学历者，当然也可以通过积累工作经验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工作的平台要够大。所以，名校的进修与参加工作都是不错的选择，而其中普通院校的进修则是劣招。

服务业二八分之所以出现，是源于所提供的服务水平有高低差。每一个层次的服务，假如所需要的任何要素都可以被其他人拥有，那这个市场一定是竞争的。假如所需要的可以被其他人很容易地掌握，我们就说这个市场是无门槛竞争的。好比一个高收入的商事律师需要同时具备营销、演讲等技能与对特定行业的经济理解。那么，竞争者之间就需要比较各自对这些要素拥有的程度，而这拥有程度上的竞争，则取决于智商与所费的时间。在智商要求皆能普遍达到的情况下，竞争者们比拼的就是时间。掌握这些要素需要一个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熬资历。但是，不同消费者（市场需求）在各个地区的集中分布不一样，非理性繁荣放在个体身上，就是说他们一味地在既定的行业或企业里，为它们既定的消费者提供一成不变的服务。这一味，便是熬资历。在竞争有门槛的条件里，熬资历会带来收入的量增，而一旦竞争无门槛了，熬资历就是悲观主义，就会带来非理性繁荣。

*内容来源：法律与新制度经济学，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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