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市场机遇与国际形势快速变化，这一切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

（一）多重挑战

1. 全球经济、跨境投资保持恢复性增长动力不足

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动能有所减弱，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实现常态化增长仍需时日。尽管2021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有望超越疫情前水平，但发展中国家卫生危机的持续时间和疫苗接种速度，实施基础设施投资等激励措施的成效仍是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劳动力和供应链瓶颈、能源价格和通胀压力也将影响全球跨境投资实际增长。2022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跨境投资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2. 全球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2020年，限制或监管性投资政策措施占投资政策措施总数的比例达到41%，创历史新高。限制或监管性措施在发达国家更为普遍，在43项出台措施中占35项。2021年9月，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在联合声明中强调投资审查。美国商务部、财政部通过“实体清单”对外国企业进行制裁。欧盟于2021年11月发布首份外资安全审查报告。英国《国家安全与投资法》于2022年1月生效。特定国家滥用国家力量、泛化国家安全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做法有所增加，限制范围从原先的国防工业扩展到战略性行业、关键性基础设施及国内核心技术。部分国家甚至出台针对性政策，压缩中资企业海外的发展空间；英国政府禁止中企参与该国核电项目；印度税务部门对中资企业开展大规模调查等。

3. 西方跨国公司利用优势地位抑制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重塑

西方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已从最初资本、技术等所有权优势，向无工厂制造商主导的价值链优势演进。2021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指出，无工厂制造商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以及利用国际直接投资和全球价值链向全球客户出口无形资产服务的新商业模式，正超越传统生产方式，对国际贸易、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革命性变化。中国跨国公司亟需补齐专利技术、品牌、全球批发和零售网络等短板。特定国家以维护产业链安全、供应链稳定、提升经济发展韧性和危机应对能力为名，构建一系列排他性的小集团，甚至试图以意识形态划线，打造供应链“小圈子”，对华科技“脱钩”力度加大。

4. 新冠疫情、大国博弈、债务违约等风险增大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利益保护难度

疫情冲击导致对外投资中的经济和安全风险相互交织，“走出去”企业的生产经营及中国籍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美欧在重拾“价值观外交”基础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或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更多干扰。美国推动G7推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将于2022年初推出首批投资项目，并计划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欧盟将在“全球门户战略”下加大对基建领域的投资。“一带一路”沿线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受世界经济衰退、国际金融机构避险等因素影响，债务违约风险加大。“走出去”企业维护海外利益变得更加艰难。

5. 全球经贸治理对中国企业合规管理与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更高要求

美日欧等经济体在世贸组织改革和多双边经贸谈判中倾向于片面强调所谓“高标准”规则，提高中资企业投资经营门槛。国际经贸规则呈现高水平特征，竞争中立、绿色发展、数字经济、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新老议题成为各方关注焦点。在反补贴方面，欧美在世贸组织改革中推动竞争中立和反补贴，弱化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优势。在国际税收方面， OECD发表《关于应对经济数字化税收挑战“双支柱”方案的声明》，部分规则或影响双向投资、挑战数据安全、增大税改难度。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各国出台不同管理标准的数据流动法律和规则体系，形成若干数据流动圈。在绿色发展方面，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推出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新要求，欧盟率先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疫情后更加强调欢迎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的投资。在社会责任方面，不少国家在技术质量、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企业的合规能力面临新挑战，合规风险和成本不断上升。

（二）重要机遇

1.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继续增长

未来，中国企业将顺应各国恢复经济增长和扩大利用外资的需求，寻找与东道国项目合作的机遇。深化互联互通，完善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推进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提升规则标准等“软联通”水平，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做增量。中资企业将深化资金融通，吸引多边开发机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参与，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一带一路”健康、绿色、数字合作空间非常广阔。

2. 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推进

新技术革命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将引发数据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变迁，加快价值链升级，进一步推动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变革，以及国家间竞争优势变化。部分中国本土公司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领域、新业态有突出先发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可抓住机遇鼓励跨境投资新业态和新模式发展，提升全球供应链的灵活度和效能。

3. 风险投资行业不断扩大规模和转型升级

风投行业的全球化有望进一步促进科技和金融创新。全球资源与高技术资产的价格预期总体处于低位，行业洗牌重组加速。中国企业可采用风险投资等多种更易被对方接受的对外投资方式，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加大对技术、营销渠道的投资并购，推动提升企业所有权优势、国际竞争力和价值链地位。

4. 中国引领全球经贸治理的能力增强

近年来，中国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在二十国集团（G20）、世贸组织中提出有关制定全球投资规则、促进投资便利化的主张，主动引领和参与较高水平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RCEP的生效实施将极大促进各成员工商界扩大经贸合作，各成员对非服务业投资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做出高质量承诺，清单之外不得新增限制，同时加强了投资保护水平，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

5. 高质量发展成为对外投资的战略引擎

从“中国制造”到超越生产的“中国创造”“中国品牌”，中国跨国公司在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指引下，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速度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布局能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为未来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高质量的对外投资能为提升创新能力、增强中国在全球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

（一）完善对外投资风险防控机制

全面强化风险防控意识，落实风险防控制度。应当继续妥善应对新冠疫情对企业现有项目运转和新项目布局造成的风险挑战，在疫情防控、人员货物流动、贷款融资、法律服务等方面加大对相关企业和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疫苗生产等抗疫领域的国际投资合作。面对境外投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维度风险，应坚持底线思维，着力保障境外中资企业生产经营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探索建立境外项目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完善重点项目台账和跟踪机制，定期评估、排查高风险项目。引导企业开展负责任的国际投资，加强合规体系和信息公开机制建设。

（二）深化第三方及多方市场合作

在深化双边投资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同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开展第三方或多方市场合作，有助于缓解全球发展赤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管控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应进一步发挥第三方合作论坛、第三方市场合作工作组会议等跨国平台的作用，深化各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间交流，实现资金共融、风险共管和成果共享。重视发展中东道国在第三方及多方市场合作中的主动性和发言权。

（三）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打造更多高质量、标志性工程。挖掘中国企业在扶贫减贫、绿色转型、反腐败等方面的有效做法，创造更多最佳实践，确保经济、财政、金融、环境等方面的可持续性。吸纳更多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倡议，着力打造绿色基建、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金融服务等“一带一路”合作新亮点。推动“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和境外园区建设更好服务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利用投资合作与东道国共同开拓国际市场，促进规则标准的“软联通”。

（四）加强专业配套服务支撑作用

需重视弥合法律、金融、咨询、公关等服务供给与出海企业需求之间的较大差距，适时出台相关政策，应对服务业企业不愿和不敢“走出去”等问题，推动形成更加协同有效的对外投资产业生态。鼓励发展更多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服务机构，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对外投资提供市场调研、风险评估、法律咨询、合规建设等全流程、多方位的服务。加快推进“走出去”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更便捷、更高效地利用各类专业服务产品创造条件。

（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

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以扩大开放为基础参与并引领高水平国际投资规则制定。在积极商签新投资协定的同时，推动较早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升级换代。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纳入更多与国际直接投资相关的规则条款。推动世贸组织投资便利化多边协定早日达成。利用G20、金砖国家机制等平台提升中国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规则制定话语权。推动“一带一路”法治化建设，增强制度性投资保护力度。

*文章来源：社科院世经政所  全球战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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