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中下旬，多位正值事业巅峰的中青年科研人员因过度操劳相继离世，既给相关领域的科研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也令社会扼腕叹息。

事实上，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科学的春天”的到来，科研人员因过劳而英年早逝的问题就已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特别是《人到中年》《蒋筑英》等一批文艺作品的涌现，关注科研人员身心健康问题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焦点和公共政策的重点。然而，时移世易，当前作为“卡脖子”难题攻关的生力军，科研人员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的身心健康问题依旧迫切需要得到关注。

近年来，科研人员因工作时间长、竞争压力大而导致身心健康问题频发，尤其是抑郁水平和焦虑程度呈现出明显升高的态势。《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约1/4的受访科研人员反映自身有抑郁倾向甚至抑郁高风险，一半以上的科研人员有不同程度的焦虑表现，40岁以下和中级职称科研人员的中重度焦虑更为显著。对于青年科研人员而言，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竞争者增多、资助率降低、指标式管理、事务性工作4个方面。

2011年，我国理工农医类博士毕业生人数为3.7万人，而2020年这一数字增加到5.2万人，增长了40.8%，随之也导致科研人员从业队伍规模的扩大。“僧多粥少”局面和“长江后浪推前浪”态势使得科研人员群体竞争日趋激烈，有的不得不通过“无限增加时间”的方式来提高科研产出，采用“疲劳战”“消耗战”方式以换取成功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

当前，理工农医类博士毕业生人数的增长率大幅超过科研项目资助量的增速，致使科研项目和经费进入“总量丰富”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矛盾状态。在当前的财政性科研经费资助体系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科学基金是以支持培养青年科研人员为宗旨的项目，然而近10年来，成功获得该基金资助的难度也显著提升。相较于2011年，2020年项目申请量增加5.9万项，而项目的资助数量仅增加0.5万项。青年科研人员缺经费、缺项目的现象普遍存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高校为激励科研人员，采用了“非升即走”的预聘制管理模式，但是部分单位将这一新体制片面地理解为成果产出数量和时限上的“指标式管理”，而本应与预聘制相配套的“年薪制收入+科研经费稳定支持”等激励措施却未能得到保障，收入回报方式仍旧是执行事业单位传统的固定工资，而且“人才帽子”、出国经历等硬性指标尚未与评价体系完全解除绑定，仍然与薪酬、待遇、晋升相挂钩，迫使青年科研人员“著书都为稻粱谋”，以此提升社会地位、改善生活条件。

除了常规的科研工作之外，很多事务性工作也让青年科研人员疲于应付。由于缺乏团队支持以及对科研管理流程缺乏了解，青年科研人员需要将大量的时间花费在立项、评估、总结、汇报、财务等行政事务工作上，而上述事项需要与行政部门的工作时间保持一致，因此自身的科研工作不得不“靠边站”，安排在8小时之外。中国科协的相关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科研人员表示自己需要利用周末时间加班完成科研工作，其中52.1%的科研人员反映“5加2”“白加黑”已成为常态。

当前，迫切需要健全有利于青年科研人员身心健康，有利于其中长期学术积累的培育、评价、激励、服务、保障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评价激励体系。“破四唯”意为“不唯四”，即对现有的评价指标进行丰富完善，形成“4+X”的多元化评价体系。

二是针对职业生涯规划起步阶段的青年科研人员，亟须整合社会资源，建立小额度、广覆盖、长周期、重过程的科研经费资助体系，注重人才培养，淡化成果量化考核。

三是要进一步完善科研人员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和科研支撑保障体系，为其提供常态化的心理疏导以及科研工作的支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