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结构转型与城市化。与此同时，人口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由1987年的1520万人增长到2015年的2.47亿。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劳动力资源在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城市与农村以及各城市间的再配置，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效率。

然而，我国的城市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简新华和黄锟，2010），城市化水平也低于世界上其他同等收入的国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课题组，2014）。根据世界银行WDI数据，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67，而这一比率在世界其余126个国家的平均值为0.79。其中，200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81，韩国的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0.89，明显高于中国。

在我国的户籍政策下，流动人口因无法享受居住地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福利，仍需支付很高的迁移成本（Tombe and Zhu, 2019）。与户籍挂钩的公共福利政策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Ngai et al., 2018）。由于城市的落户门槛更高，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选择在农村从事非农业工作，城市人口增长因而受限。随着结构转型的逐步深入，滞后的城市化明显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同时，尽管大城市聚集了更多的工作机会（陆铭等，2012），劳动生产率更高（踪家峰和周亮，2015；王建国和李实，2015），我国大城市的户籍政策反而更加严格。其中，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我国城市规模分布因而呈现出中小城市居多，（特）大城市偏少的扁平化特征，空间基尼系数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国家（Chan and Wan, 2017）。这种以城市规模为基础的户籍政策，阻止劳动力流入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城市，导致一大部分城市规模不足，无法充分发挥城市的聚集效应（Au and Henderson, 2006），造成了效率与福利的损失。

本文以中国户籍制度为背景，利用人口迁移成本解释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规模分布扁平化的现象，并定量分析迁移成本对劳动力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构建包含人口迁移成本的多地区、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我国2000年和2005年的地级市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

第一，人口流动促进了我国的结构转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其中，2000年的流动人口存量促使我国实际GDP增长了11.1%；到2005年，我国劳动力迁移成本下降，使经济效率进一步提高4%。

第二，我国的人口迁移成本仍然很高，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远高于农村非农业部门，同时大城市的劳动力进入壁垒高于中小城市，造成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城市体系呈现扁平化特征。

第三，进一步降低人口流动壁垒将有利于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张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如果将一、二线城市的平均迁入成本降低到其余中小城市的平均水平，2000年的实际GDP将增长4.64%；如果将城市进入壁垒降低到农村非农业部门的平均水平，2000年的经济效率将提升19.5%。

本文基于结构性模型分析人口迁移成本对中国城市化、城市规模分布和经济效率的影响，在理论上对于纠正资源的空间错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相关政策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

本文提供两点政策启示：第一，政府部门应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为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等方式降低迁移成本，从而促进中国的结构转型和城市化进程；第二，降低大城市的进入壁垒有利于改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扁平化的现状，充分发挥人口集聚效应，提升总体经济效率。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