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在上海，基金经理卢纯青用泡泡染发剂给自己染了一头亮红色，搭配上红色指甲，还连着几天穿了红色上衣，这是她迎接复工的方式。
经历奥密克戎突袭的三个月里，上海市民经历了全域静态管理，A股则是信心不振、波折不断。“我就是在复工前一天染的红发，希望给我和持有人都带来好运，想着复工之后肯定会变好。”卢纯青说。
从履历上看，卢纯青是国内基金行业资历较深的研究员之一，牵头组建了中欧基金2014年改制后的中央研究平台。但倘若面对面交流，比起理性至上的金融从业者，卢纯青一身的热情与灵动，更像是一名耐不住性子的创作者。
“我是水瓶座，特别标准的水瓶座。”卢纯青这样描述自己。典型的水瓶座，就是总能冒出新想法，并以自己自由洒脱的念头主导行动——比如2014年，时任银华基金研究部副总监的卢纯青。
卢纯青记得很清楚，她是在2014年的春天，上证指数徘徊在2000点时与窦玉明见了一面。而在此之前，A股经历了一段长达五年的熊市，“当时，很多人离开公募基金，就是对这个行业失望了，但就在那个悲观的时候，我见到了窦总，他跟我说，中欧基金想要建立一支买方最优秀的投研团队。”
窦玉明是中欧基金的董事长，那是他加入中欧基金的第二年。窦玉明告诉卢纯青，优秀的投资团队已在搭建中，现在需要卢纯青来建立优秀的研究团队。为此，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层为团队建立了良好的激励机制：那也是中欧基金改革的第二年，推行员工持股的股权改制，成为国内首批实施员工持股的公募基金。
卢纯青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昂扬的梦想，这仿佛是冗长熊市里的一剂强心针，催促着她奔向这个美好的愿景。“当然，我们水瓶座也是有很靠谱很缜密的一面。”卢纯青说，“中欧基金是行业里比较早提出对基金经理进行3-5年长期业绩考核的公司。公司给研究团队的时间会更久，会给我非常长的时间来布局，管理者会很有耐心，给我时间、资源和信任，让我去搭建研究团队。”这种宽松和信任的环境，让卢纯青的热情与灵动可以更好地发挥出来。
“更重要的是，”卢纯青调整了一下坐姿，继续说道，“我一直相信基金行业最终还是靠人，一个公司能做好，一定是因为有最优秀的人。我看到中欧招募了优秀的基金经理与管理者，我们水瓶座的好奇心，就是想看看，我与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在卢纯青的设想中，一个好的研究团队首先要有包含老中青三代的梯队；其次是自主培养的研究员要有一定的占比——在中欧基金，那些一毕业就加入中欧、逐渐成长起来的研究员，目前占到了团队的50%；最后一点，则是团队成员之间要能互补，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优势的土壤，任何时候也都要有人能够顶上。
“那现在中欧的研究团队与你理想中的有多接近？”我们问。
“2020年合并各策略组研究员后，权益研究团队在人员构成上逐渐趋向合理，之后我转做投资，交班给下一任研究负责人，公司也对研究团队提出更高要求。”卢纯青说，“我们今天可以很骄傲地说，清华北大的学生也会愿意加入中欧，接受挑战，但2014年刚开始那时候，真的还挺不容易的。”
重建研究平台时，中欧还是家只有200亿规模的小型基金公司。“资源也没那么多，但公司管理层就是非常坚定，说以后研究团队一定是我们坚实的力量，除了招募优秀的研究员，也要培养自己的研究员。”卢纯青回忆道。
中欧基金第一次去清华北大做校招，是2015年，被分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或许因为当年正逢牛市，对基金行业感兴趣的学生一茬接一茬地来到中欧的招聘现场，坐在地上听董事长窦玉明和总经理刘建平的宣讲。过了几年，逐渐壮大的中欧基金开始在清华的讲堂里开校招。而在他们楼上同场校招的，是中国最大的民企之一华为公司。
对于所有的毕业生来说，第一份工作总有些校园生活的烙印：与团队容易建立信任，与同事关系密切，还有共同成长的同龄人。
“全球做得好的基金公司，都是以自主培养人才为主，未来整个行业越来越强调团队力量，自主培养的新人有共同的投资思路、相似的价值观，还能积累比较深厚的友情。”窦玉明说。
在中欧基金的培养体系中，新人进入公司的头半年是纯粹的知识性学习，之后的一年里，新人会被分配几家上市公司，在师父的带领下进行研究。此后还有一年半的时间，新人会确立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始向基金经理推荐股票，并接受公司的考察：是否在素质和能力上，适合这份工作。这也就意味着，一名新人，至少需要三年，才能称之为“研究员”，想要做到更好更资深，还要继续修炼。
“这些孩子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些一点点的进步，和投研日常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卢纯青说，公司的耐心，让基金研究员可以完全发挥出自己真实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她举了几个例子，都与股票市场的几次牛市有关：刚刚组建团队没几个月，就遇上了2015年的牛市，2017年则是价值投资元年，2018年的市场波动则创造了机遇。如若决策者按捺不住，就会催着年轻的研究员赶紧推票，最好推马上就能涨的股票，最好每个人都能踩上水涨船高的好机会。
“但我们的管理层就说没关系，你不用着急。你要做三年后能真正给公司投资带来持续贡献的研究团队，如果五年后我们的投资决定有50%来自你的研究团队，我们就非常满意了。他们给我的工作目标一直比较长期，这样最后才能建立一支体系化的研究团队。”卢纯青说。
那些一毕业就进入中欧基金的年轻人被称为“中欧baby”，他们被认为是一群有着丰富情感连接的孩子，有着更为默契的合作状态。
王习是第一代中欧baby，也是公司连续几年内部考评第一的研究员，本硕均毕业于北京大学。采访时，王习总让我想起高中时，班里那个外貌质朴、勤奋专注、善于提问、成绩拔尖又乐于给同学们讲题的男同学。
“很勤奋很勤奋”、“很认真很认真”，是中欧基金现任研究部负责人殷姿和投资总监王培对王习的共同评价。“王习看的是化工，化工行业下游细分行业特别多，信息量特别大，每个细分的子行业的关键因素都不一样，怎么找到这些关键点，然后快速处理和反映这些信息，需要大量的信息跟踪和收集。”殷姿说。
“他是一个能够去坚持、对一个公司愿意刨根问底的研究员，非常勤奋。” 一开始王培会带着王习做一些研究，和他分享一些经验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慢慢地，王习构建起了自己的投资逻辑和框架，“如果你把自己的思路展开告诉他，他逻辑性的构建就跟你想的是差不多的。”王培说。
当我们聊起“努力”这个话题时，王习既不骄傲也不羞怯，说自己算是够努力，因为那是自己最大的优势：“说实话，我不是很有天赋的选手，你知道北大物理学院有很牛的人，那都是有天赋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在职场上更勤奋、更下功夫，总会比在物理学院里的回报大一些。”
2017年秋招季，王习在中欧基金组织的见面会上遇到了一位师兄，这成为他想要进入中欧的起点。但不巧的是，他入职没多久，师兄就因为家事离开了上海。“基本上就和师兄错过了，刚来的时候，还有些迷茫。”王习说。
王习接下了师兄负责的化工领域，正值2017年下半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工的市场行情走好。“市场很好，可我的节奏很慢。虽然研究是有收获的，但是这个收获没有办法转化成效益，给公司做贡献，出不了成绩，我就很着急。”他说。
与他同时来到公司的，还有一位研究医药的小伙伴，两人每天一起熬夜加班，12点离开公司都是常态。“那一年我们都是同吃，就差同住了：他在公司睡过，我还没有。”说起这些时，王习有些感动，“身边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朋友，我也会默默给自己加把劲儿。我想我朋友做得这么好，我自己不能掉队儿，要么就不配做人家朋友了。”
无独有偶，钱亚婷与她的同事以“同学”互称。她最初以研究员的身份进入中欧基金，之后几年里，她与基本面量化团队共同成长，以量化的方法，帮助投资者应对多种投资场景，实现配置价值。在她看来，研究员的工作和学生时代做研究相差不大。自己针对一个课题或者一个方向深入钻研，用各种方式去获取更多信息，用各种方法建立起信息之间的逻辑，没有绝对的Deadline（最后期限），只有定期的汇报，就像学校里每周的讨论会：你的进展怎么样，我们讨论下有没有更好的方向，你不要跑错方向了。“有种一起在做学术探讨的氛围吧。”钱亚婷说，“对研究的关注集中在是否乐于写作、是否乐于分享，以及对研究的领悟力，我觉得这都是靠自驱力的过程，就像长跑一样，自己推动自己，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共同学习是一个良好的投研团队所必须拥有的特质。尽管已经从研究员转为基金经理，但钱亚婷认为，团队合作对于从事基本面量化投资来说仍然重要，与她做研究时并无太多差别。她与同事们喜欢约着一起听路演，一起与分析师讨论。
有一回，整组几乎都上线听了一场周五晚上7点半的路演——每个人上线时，都有点意外：同事们都在线上。“那个分析师讲得很好，更接近产业的视角，贴近真实世界。”钱亚婷回忆说，“我们有个同学特别喜欢发问，就一直问，结果那场一直讲到9点多，是平时路演时间的两倍长。后来，哈哈哈，组织会议的姐姐实在听不下去了，说老师时间不够，强行帮我们结束了。”但钱亚婷与“同学们”并不止步于此，大家又在群里开始讨论：如何更符合人性地去观察库存与需求关系。“我们觉得这个点很好，但好像又没有听完，就又约了下个星期，再听一个多小时。”她说。
学习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在长途奔跑中，“辛苦”是最常听到的形容词。王习也觉得前两年很辛苦，但他觉得自己过得挺好：他有个既是朋友也是对手的同行者，他们从不孤单。他也在与前辈同事的交流中，逐渐得知，初来公司这年，公司并不会要求新人出成绩，更多是希望新人打好基础。他意识到在中欧基金可以如实地做自己，没有其他因素影响专业性，“知道这个之后，我也就不那么着急了，慢慢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他说。
卢纯青告诉我们，一个优秀研究员的成长曲线往往是跳跃性的：在一段长长的缓坡之后，会突然有一个陡升，就像捅破了一层窗户纸，明白就是明白了。“成功是成功之母，入门了就是真的入门了。如果有一天，研究员推荐了一家公司，选对了，那就像肌肉记忆一样，他的自信心强了，下回继续推荐成功的概率也会更高。”她说。
在A股，新人研究员能跳起来，真正入门，至少需要两年，王习也是如此。2019年市场低迷时，他推荐了一家自己研究了一年多、被市场严重低估的公司。他有段时间反复向基金经理推荐这家公司，将自己的表达方式不断简化，越说越清晰，之后该公司的表现得到验证，基金经理也予以了充分的肯定，正是对王习工作的正反馈：他对自己的研究能力树立了信心。
2022年是王习工作的第五年，他谦逊地说，自己对化工领域的研究，刚达到全行业中等的水平。他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对周期股的把握比对成长股的把握更好，对成长股中的产业联动，想法还不够明确。“我希望自己未来对产业链上下游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理解清楚下游的供需格局怎么影响到化工产品的供需格局，这是我未来学习研究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他总结道。
“十年”，这是窦玉明所认为的一名优秀基金投研人员的成长周期。“研究员第一年是做不了什么事的，就是在学习，后面两三年逐渐入门，第五年算是相对成熟的研究员，然后五到十年就要经历一些市场的考验。十年，大概能经历一至两个牛熊市周期。”他说，“如果一名研究员只经历过牛市，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推什么股票都涨。熊市一来原形毕露，搞错很多事，要对自己反思、学习。所有这些过程都少不了，在这行，没有实践的人是不能成长的。”
“十年”成长周期的理念，在复旦大学高分子物理与化学专业硕士毕业的王培身上得到了很好的印证。2022年是他管理基金的第11年，从业的第15年。除了对外的基金经理和投资总监的身份，他的另一层对内身份是在中欧基金投研人才培养体系里承担“教练+场上指挥”的工作。十年来，他从化工领域起步，不断扩张迭代投研能力，并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无私地分享给年轻的研究员。
对于投研人才的培养，他也不断迭代，从和团队一起构建中欧基金自己的投研体系，强调统一培养新人研究员的思维方式，到现在更注重在每个人个性的基础上，去引导、点拨。“在变革时代，往往技术路线是很不确定的，需要做一些变化。” 在日常投资管理之余，王培承担了大量研究帮教和指导的工作，他会把自己对研究的思考与研究员分享，带领不同行业的研究员一起，试图找到新的突破口和未来经济长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我们要找的是未来的投资机会，是具有独特优势的公司。”
这个时代会塑造伟大企业，但如何能与这些企业相识于微时？这是王培近两年不断尝试和研究员共同解答的问题。“科技的发展就像是摩尔定律，发展了很多年，从量变到质变。比如过去一些年，一些互联网公司迅速发展成了巨头，这在历史上是很难实现的，是一种裂变式的变化。所以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去思考，未来我们用什么方法去研究，能前瞻性地追求真相。”王培说，“我经常跟我们研究员说，做研究的时候要有一个代入感，要知道企业或者说行业的变化不再是线性的路径，它可能是指数级的变化，非常快。”
他以当下的畅销书举例，许多书目都与“认知”或“预测未来”有关。“人类发展到现在，也是量变到质变，需要从很长的维度去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时代与过去不一样，去探索预知千里的可能性，就比如用对数关系去理解人类发展这么快的原因。”
与王培交谈仿佛回到课堂，宏观宇宙与微观粒子、人类历史与当下市场交错在他的描述中。在他看来，最宏观的宇宙与最微观的量子都是相似的。“这就要说远了，涉及到本质，从本质上看都是0和1……这个说太远。”他收住了话头。
对本质的好奇正是他踏足投研行业的动力之一，而只有坚持长期价值才能探求本质，这也是投资人的求真。“王培总会告诉我们，投资研究就是发现历史客观规律的过程，在考察宏观经济面和微观企业之间，最终发现外部世界本质的变化。”王习和王培都起步于化工领域的研究，日常交流较多，王习很庆幸自己在研究的起步阶段，能够受教于一位资深又愿意教他的老师。
能吃苦、基础好、方法论成熟，以及对世界更强的接受能力，这是我们采访中，资深从业者对“90后”研究员的描述。除此之外，资深研究员汤洁发现了年轻人最“机智”之处，莫过于入行即抓住行业本质：这是马拉松一般的职业生涯。
“像我们‘80后’喝咖啡比较多，我经常想请他们年轻人去喝咖啡或者别的饮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相反他们都要去喝茶，偶尔喝一点点奶茶作为调剂。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啊。我们‘80后’进入职场时，对健康问题考虑得不多，但他们‘90后’一进入职场，对健康的关注就比我们高很多，一下就抓住了这个行业的本质啊。”汤洁笑言。
今日再论公募基金行业的本质，显得有些老生常谈。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能够长期活跃于市场的投资人，就是在不同市场环境中都能游刃有余的人。金融资产收益分为两部分：与市场一起波动的那部分叫贝塔收益；不与市场一起波动的那部分叫阿尔法收益。也就是说，大盘涨了，比大盘涨得更多；大盘跌，比大盘跌得更少，这部分风险对应的收益即是阿尔法收益。长期来看，基金行业的阿尔法收益来自于研究所产生的长期价值。“我们常说复利，复利就是哪怕一年只挣10个点，只要能连续增长20年，那最终的收益肯定比三年增长300%、但只能增长三年的产品更多。”汤洁说，“如果每年都获取了稳定的收益，哪怕不高，但只要时间杠杆比较长，你都是最后的赢家。”
能够将投资心态调整到看长期收益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凡涉足股市的人都知道，“追涨杀跌”是人类的本性：克服从众心理就是一种反人性的行为。对于汤洁而言，他经历了三年的痛苦，才彻底摒弃涨跌趋势，能够穿透市场波动对公司进行深度研究。
汤洁成为基金研究员时，正值2015年A股从高点不断下跌。“那时候感觉做什么都没用，推票也是跌，不推票的话，感觉你在公司也没什么价值，那时候挺恐慌。”他回忆说。“只要这个公司跌了，你就觉得这个公司肯定还有问题，就不断去想这个公司的风险在哪里，甚至会主动放大这个公司的风险，越想就越觉得这个公司贵，越跌越贵。”
那两年，汤洁的睡眠质量很差，每天晚上看到的公司公告都觉得是利空。他性格谨慎、对风险敏感，当时看哪儿都觉得不太安全，总感觉现时股价是被棉花支撑起的，随时可能塌陷。汤洁所研究的新能源领域，消息纷杂，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多方信息的收集，才能把握行业趋势。
在一手咖啡、一手高热量食物，体重一点点增加的过程中，汤洁逐渐想明白公司的长期价值。“被这种波动反复折磨之后，慢慢就能看到，拉长时间来看，这些波动都会恢复的。现在回看，很多长期机会也就是在那时出现的。”汤洁说。
在市场谷底中找到真正具有价值的公司，依靠的是能够穿透现状去评估未来的研究能力。过去几年，中欧基金投资和研究团队共同坐下来，花了不少时间，希冀制定一套通用的语言：将研究方法标准化。
“五要素模型”就是中欧基金的研究标准，其中包括：公司治理、行业赛道、行业趋势、运营质量和运营趋势。对于研究员来说，这五点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鲜少有人归纳成一个框架，中欧则要求每一次对公司的研究，都必须思考这五个要素，再有所侧重深入研究。
“如果你是研究公司的长期价值，这五要素基本能囊括所有要点。”汤洁说。稳定的研究体系诞生后，中欧的研究员们就有了判断公司长期价值中枢的抓手。“市场再暴跌，低于我计算你的价值中枢，我就敢于坚定地建议基金经理买入。因为在我心里，我对他有一个定价能力，一旦跌穿这个价位，长期来看仍有投资的价值和机会。现在比以前更有信心了，对波动也没有那么在意。”
基金经理就像猎手，在森林中埋伏许久，伺机而动。奥密克戎侵袭之下的A股市场，就像是一片咕嘟咕嘟冒泡的泥沼：看似糟烂，但猎物就潜藏在泥潭之下。
2022年春天，负责中欧基金港股投资的基金经理罗佳明在陆家嘴的办公大楼里值守了两个月，每日日程是循环着测核酸、开会、开盘交易、吃饭、再开盘交易、开会、看书、休息。他并不因为市场低迷而低迷，反而显得有些兴奋。“我习惯在熊市特别熊的时候，积极去寻找有价值的公司，去调仓，整个人比较兴奋。”
罗佳明曾在香港生活近20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股灾，2016年熔断，甚至他初到中欧基金的2018年，也是个港股熊市。“见过了很多恐怖的事情，有些可能发生在同事或者前辈身上，有些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刚毕业做审计的时候，有可能你本来约好要去客户那里做审计，客户突然通知你不用来了，因为他们要倒闭了。也是那段时间，公司在裁员，可能前两天还笑着打招呼，过两天就不见了。”
在复盘这些“含泪带血”的经历时，或者说，在撑过这些艰难时刻之后，罗佳明得出一个结论：面对股灾，不应去害怕或者悲观。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应该把你的资金配置在未来能够持续增长或者能最先跑出来的公司上面。然后时间会给你答案：优秀的长期投资回报。
“市场低迷时，做一些决策非常关键。”罗佳明说，“好公司坏公司都会随着市场恐慌暴跌，但等到市场缓和或者流动性宽松、基本面回复以后，很多公司在经营上会扩张市场份额，会率先走出一个向上的趋势。”
他提到了一位自己的长期客户，跟着自己从香港来到内地，熟知其投资性格：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坚定地去投一些好公司；在市场乐观的时候，可以提前兑现一些利润，去泡沫化。“我们可能赚不到最后的钱，但我们更关注安全边际。”罗佳明说。
罗佳明非常感谢那些在市场低点时对他管理的基金加仓的持有人，“这是一种支持吧，无论是从钱还是从心理，会觉得有相似价值观的人，会在比较困难的时候一起做些对的事情。”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首先要做对的事情，然后再想办法把事情做对。”罗佳明说。
驻守陆家嘴的这两个多月，罗佳明认真梳理了行业，做研究、精调仓。他甚至觉得这种封闭状态，是他集中精力与时间去研究、去思考的好时机。
在市场恐慌中同样兴奋的还有研究员胡万程。尽管他入行不过两年，却已经目睹了白酒和猪价完整的价格涨跌周期。“短时间里经历了这些变化，也很宝贵吧。”他说。
我们想起曾因为市场波动寝食难安的汤洁，不由得问胡万程：“你心里什么感受，压力很大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回答得轻盈，“我看的是这个行业的长期价值，这个波动，就是给我们很多机会，不管是研究的机会，还是投资的机会。在行业剧烈变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公司，是有机会成为大公司的，这种机会对我们来说非常可贵。”
胡万程说，包括王培等资历比较深的基金经理，经常跟研究员们讨论一些研究的视角，会耐心讲解自己做研究员时的一些研究方法和事后的经验，“对我们可能忽略的部分也会及时提醒，大家理解不太一样的地方，基金经理们也会加入进来一起探讨。”
加入中欧基金，就意味着走上了一条“信仰长期价值”的道路。对于年轻人来说，入行时接受的价值观和工作理念，比工作方法更为重要。“这个市场上，挣钱的方法有很多，尤其对于小朋友来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把他们引上一条正路和大路，是非常重要的。”卢纯青说。
与王习入行即扎根化工行业不同，另一位中欧baby胡万程，经历了从看白酒到看猪价的变化。
最初，殷姿安排胡万程去写白酒领域的研究报告。同为45度的白酒，要找到每家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需要对公司进行微观比较，比如品牌和渠道的差异，找到经营特征。
“他忽悠不到我的。”这是殷姿最常说的一句话。2020年，殷姿接过卢纯青的班，全面负责研究部管理和新人培养。在胡万程口中，殷姿是最严厉的那位领导。“刚来那半年，我就觉得自己水平很低，一遍遍写报告，一遍遍领导都不满意。”
殷姿在意的是研究态度：你一定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如若她要求一位年轻人去复盘钢铁行业，她会要求年轻人一定要找到企业变化的背景和原因，找到行业的发展历程和规律。“我认为知道这些经营的历史过程，是建立对一个行业的基本经验和判断。这个过程中你忽悠不到我，我是有一些基础概念的，我也会问你数据有没有，在哪里看的数据。比如国内用钢量增长，我会问有没有拆（解）清楚，汽车用钢多少、房地产用钢多少，那他也忽悠不到我。”
胡万程研究了一段时间白酒后，被殷姿调去研究农业。也正是在农业领域，胡万程写出了第一份领导满意的报告：他花了很多功夫在研究养殖业上，写出了一份关于养殖公司周期性变化的报告。
“其实就是猪价，猪价真的太难了。”说起“猪价”，胡万程兴奋起来，“猪价的基础数据是很难得到的，即使拿到了准确数据，市场的价格也会因为人们的预期而变化，你能理解吗？”
“对对。举个简单的例子，2021年年初，所有人都预期年中的猪价比较高，这会导致很多养殖户把出栏时间调到年中。但当所有人都这么做时，猪价反而到了一个很低很低的位置。对人性的把握是很难的。”
为什么胡万程，一位拥有北大地球化学与经济学双学位的年轻人，会成为研究猪价的好手。
“我发现胡万程这个孩子，好像对周期波动的敏感度会更高，远高于对企业经营细节的敏感度。”殷姿回答，“每个人都有一些天生的直觉，胡万程的直觉就在对周期性变化的判断。”
“我可能不够细致啦。”胡万程笑笑说。你能感觉到他很快乐，无论在说猪价，还是在说自己被领导批评。工作这两年，虽然压力大、有些忙，但他真的很快乐。“最主要是我比较喜欢做一些难度很大的事情，做不成没关系，万一成功了，就特别有成就感。”他说。就像高中时，他坚持要去搞化学竞赛，哪怕失败了会稍微影响正常的学业也无所谓，他就是想要迎接一些挑战。这或许是最适合做基金研究的性格之一：独立，不受外界影响，摒弃追涨杀跌。
独立和热爱，这是殷姿认为研究员最重要的两种性格特征。“真的要非常非常热爱研究才可以。”她强调。
投资研究的本质在于找到事物的发展规律，竞争的也就是认知能力。往大了说，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是在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往小了说，投资赚的就是认知差价，对公司和行业认知更好的人，能赚到更多的钱。这其中的共性在于，提升认知必须依靠持续的学习和对真相的渴望。如若对学习和真相没有热爱，那确实难以在投研行业坚持：大部分时候，基金经理的抉择与市场大潮相悖，这可是对人性的挑战。
“我有时候看我们的基金经理，真的是挺热爱研究的，真的很喜欢。我有时候看到周蔚文总在那儿看报告、看报表，我就想他比我年纪大十多岁，做了这么多年了，他好像没那么喜欢和人打交道，但就是真的很喜欢看报告。”殷姿说。
周蔚文，是我们在对十几个中欧员工的采访中，最常听到的名字。
汤洁说到一次印象深刻的失败推荐：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激光行业的技术壁垒。在复盘时，周蔚文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这个东西其实是不是一个规模效应？竞争优势在于规模越大，边际成本越低，竞争就越有优势。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再过了一段时间，确实发现这个公司的技术壁垒没有我想的那么高。它的壁垒就是成本竞争，也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价格战不会那么快结束，竞争格局也没有我预判的那样容易优化。”汤洁说。
当我们与周蔚文聊起这个案例时，他说，主要就是自己投资这么多年，见得多了。“很多人在分析一个高科技产品，特别是硬件产品的时候，很容易把某一个领域擅长的地方和整机产品的优势混淆。”他说，“很多人往往会受到一些行业内偏乐观的说法影响。其实行业内的人，甚至包括上市公司自己，都不会去看两三年那么长的周期，但我们做投资，对未来两三年的预判是个基础。”
周蔚文的真实，让我们想到了Geek（极客，指智力超群、善于钻研但不爱社交的学者或知识分子，又通常被用于形容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有狂热兴趣并投入大量时间钻研的人）的气质：你很难从他的穿着或是家中装潢，以及每日乘地铁上班的行为中，看出这是一位掌管大规模资产的金融人士，还担任着中欧基金权益投决会主席和投资总监。
“现在年轻人的物质环境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所以他们对怎样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比我更敏感。我没养过宠物，也从来不玩游戏，所以对宠物公司和游戏公司的理解，就不如他们。”周蔚文说。
他对吃穿住行都不在意，“我真的觉得什么都挺好吃的。”他说。有一回他与同事同机，年轻的同事去便利店买面包作为晚餐。他觉得奇怪，问人家飞机上不是有盒饭么，还挺好吃的，为什么还要买面包。同事说，飞机餐不好吃，吃不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人是觉得飞机餐不好吃的。”他说。
周蔚文的快乐来自工作和学习，简单又朴实。他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数学系，研究生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从小学开始，他就喜欢上了抽丝剥茧的推演后最终解出数学题的那种快乐，那种豁然开朗，像烟花炸开一样，来自知识的快乐。
他说起一家在港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公司财报仍属亏损。但他阅读了各种公开资料，包括那本讲述创始人创业经历的书籍后，再结合自己对中国人口结构的了解，判断公司未来一定会不断去开拓新的业务，一定会有新的商业空间。“港股上市只能反映主营业务的价值，不能反映这个企业的价值。主营业务只是产品线，我注重的是分析公司。”周蔚文说。
周蔚文用“爽”来如实形容自己的快乐。一个被时间证明正确的投资决策很爽，一本能让人获得知识的书也很爽。“看书学到了不少东西，也很爽。拥有经验能掌握规律，但是面对具体个案，还是需要知识来判断。”周蔚文说。
2010年，在周蔚文从业第12年时，他确立了自己的投资理念：从宏观去选择行业。卓越的美国投资家彼得·林奇有句名言：寻找值得投资的好股票，就像在石头下面找小虫子，翻开10块石头，可能只找到一只，翻开20块石头，可能找到两只。周蔚文翻了几百块石头，突然意识到：其实一家公司两三年内的经营状况，主要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果从宏观上去选择比较好的行业，那投资效率就会提高。”他说。
翻过足够多奇形怪状的石头，周蔚文也就知道地上的坑会有多深。“2008年都过来了，2015年、2016年，各种各样的事也都经历了，未来还会有什么更难的么？”他说，“年轻的基金经理说到股市困难，会缺少那种想象力，总以为是2018年，我说2018年算啥呢？”
“经历过2008年的基金经理，会多一些向下的想象力。你会看到你以为有价值的公司，是可以跌掉百分之七八十的。”
2008年，在罗佳明的形容中，是能够作为一个复盘股灾历史坐标的年份。“香港市场的波动特别大，每次下跌到最后一两个星期时，是比较让人绝望的。因为很多都是杠杆盘的止损或是带血的筹码。所以如果你看错或者你被骗了，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回头的，可能会跌掉80%。”
即使目睹过2005年A股的低迷、亲历过2008年的熊市，周蔚文说自己从未动摇过对长期价值的信仰。“我说了，我是一个喜欢追求本质的人。我当时有很多东西理解不了，我觉得那就是我看得不够长，积累的知识不够丰富。”
就像数学，是关于世界的先验真理体系，数学不是经验科学，数学有唯一的答案。周蔚文以巴菲特和段永平的名言举例，都是关于十年以上的长期投资。“能理解到十年以后的人不多的，这不是个方法问题，就是个能力问题。”周蔚文说，“这个行业最大的乐趣就是，你看得清楚，一两年后验证了你的预判，这就很爽。”
对于年轻的基金经理，比如钱亚婷来说，周蔚文是她的role model（楷模）。2022年初，在一次公司晨会上，大家讨论到因为奥密克戎的流行，海外的开工率又下来了，认为国内的经济形势会如同去年那样乐观。在场的周蔚文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不同看法：奥密克戎可能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一定冲击。“当时我们还觉得不敢相信，太悲观了，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就觉得周总特别有洞见吧。”钱亚婷说。
尽管做投资是越有经验越值钱，但在国内，公募基金行业少有“20年老将”：因为除了经验，还需要不断更新知识。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现，周蔚文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解力，去读了美国免疫学的教材《How does the immune system work？》，又读了细胞治疗和大学生物方面的教材，“缺什么补什么。”他说。
“这就是一个基金经理常青20年的原因啊，”卢纯青说，“他入行的时候，行业里有900只股票，现在有4500只股票，他都要去学习。和他在一起学习的，已经是‘90后’和‘95后’了啊。”
2019年，中欧基金连开了两天讨论会，会议气氛可以称得上激动人心。在场的17位公司核心成员，都在讨论一句话。为了这句话，在场所有人不断回溯自己的职业生涯与未来期许。在反复被推倒，反复寻找词汇、组织逻辑后，在场所有人碰撞出了一句中欧基金的使命：真心，让生活更美好。
当时的参会者回忆，两天的过程中，有数十条使命被讨论过，但唯有“真心，让生活更美好”这条是大家真心认可的。
当有同事提议这条使命时，所有人都豁然开朗，激动地认为它表达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没有强烈的感情认同，就不会有真正的使命认同。”总经理刘建平回忆这条使命被提出的时候，大家都很感动，“真心是当时在场各位的个人价值观。做企业、做人、做事，都是要出于真心去做，这样才能坚持。只有所有人都如此，我们企业才能成为一家真心的企业，真心地对待客户、股东、员工还有其他的利益相关者。”
“是的，当时之所以提‘真心’都有共鸣，是因为在公司改制初期，有些同事的行动和言语不是真心的，后来企业也就遇到了发展的瓶颈，经历过这些，所有人都认识到不真心是不能长久的，矫饰和谎言最终会暴露出许多问题，大家才更加热切盼望，盼望所有人都真心，盼望企业未来依靠真心去创造一切。”刘建平说。
“真心”是使命也是希冀。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刘建平和窦玉明都深知“保护真心”不是件容易的事。企业无法强求每个人的言行皆为“真心”，所以必须以“真心”作为价值观，作为公司的行为标准和最重要的公司文化，不断地重复和强化，逐渐深刻于企业的基因之中。当我们问起如何创造并保护一个“真心”、勇于说真话的环境时，窦玉明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要从管理层做起，起到身先士卒的带头作用。他以《皇帝的新衣》作比，说公司里聪明的同事，都看得出来领导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是个没穿衣服的皇帝，整天装腔作势、作威作福，那么下面的同事一定会满足你的需求，说你穿了好看的衣服。”窦玉明又以“叶公好龙”比喻：如果领导要求大家诚实，但自己本身不是诚实的人，那就是叶公好龙，不是真正想要一个“真实”的环境。
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中欧基金惯于重用敢于直言的员工，正是为了向所有员工展示：说真话是会被嘉奖的。“大家都很聪明，一看你提拔的都是诚实正直的人，他也会这样去做，如果提拔的都是夸你衣服真好看的人，那明天所有人都会来说你衣服真漂亮。”窦玉明说。
一个更广阔的愿望是，中欧基金希望通过以诚示人，帮助社会建立起对基金行业更为理性的定位和认知。每一位投资者，无论机构还是散户，将资产交予基金公司代为管理时，所期望的总是正向收益，收益往往越高越好。然而，鲜有机构能够逃脱市场的起伏：当大盘下跌，绝大部分基金都在下跌。
“前些年，或许是我们发出的声音不够整齐，会让投资者产生误解，认为基金公司是不管牛市还是熊市每年都能给投资者赚钱。总体来看，我们在投资者心中的形象可能有点神话了，达不到预期，客户会怀疑我们的诚信。”窦玉明说，“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诚实的言行，让投资者相信我们整个行业都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我们是诚信的，是想为客户好好干事儿。”
对于刘建平、窦玉明和周蔚文等资深从业者来说，在他们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里，经历过中国基金行业最为野蛮的时代，也耳闻过同行因为老鼠仓或是坐庄而锒铛入狱。“那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行业新兵，只是当时就感觉，自己的职业如果一直走阳光大道，肯定还是有发展空间的。投资的本质就是寻找更有价值的公司，如果老老实实去做，这一辈子肯定有发展前途的。”周蔚文回忆说。
窦玉明并不讳言，曾经野蛮粗糙的业态，打击了客户对整个行业的信心。倘若客户能够破除对基金从业者的神话认知，对基金从业者的诚信多几分信任，“那么客户心态也会平稳，避免在市场下跌的时候斩仓，造成永久的亏损。倘若客户能与我们一起熬过熊市，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大家能更有机会获得一个长期的正向收益。”
当我们问窦玉明，从管理资产几十亿的公司到管理资产几千亿的公司，压力是否更大时，他回答：压力一直都在，但我们对行业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个行业确实有存在的价值，我们就是专业人士，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去干活，把投资者的钱，在不太贵的时候，投给优质企业，成为优质企业的股东，那赚钱的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他回答得颇为笃定，“只要你看好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那做这个事儿，一定是有价值的。”
只要踏踏实实做事，做正确的事，做真心的事，时间会给予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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