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企业模型简单但实用：企业就是“投入—过程—产出”的载体。在技术等因素驱动下，一旦企业投入要素的性质和边界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微观经济组织，企业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些转变在宏观上呈现为经济社会转型，而转型自然就会诱发管理挑战和管理理论升级。自企业组织诞生以来，人类社会至少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技术变革浪潮，第一次是蒸汽机革命，也是企业组织诞生的主要驱动力量；第二次是电气技术革命，这一革命驱动了企业组织以规模和范围经济为主导的运作逻辑。从企业运营角度看，这两次革命在塑造和改变企业组织方面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因为这两次革命在根本上改变的是投入要素的范围、规模和边界，但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投入要素属于有形化范畴的事实（智力和管理投入是无形要素，这是商业存在的基本前提）。

与之前不同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不仅延续了之前技术革命对于投入要素范围、规模和边界的不断突破，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我们在工业经济时代所形成的投入要素有形化的常识，越来越多的无形要素（数据和信息）被作为重要投入要素，纳入到了企业的利润产生模型，这一改变的革命性至少体现在：（1）投入要素的无形化改变了我们固有的成本认知和框架，因为有形投入要素更容易在交易中被定价，我们更容易形成对于有形要素的成本认知，但大多数数据和信息等无形要素在被创造出价值之前，几乎就像空气一样，重要但无价（这里所指的无价并非因不可替代产生的无价，而是我们真不清楚如何定价），所以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看到的是，一些新兴企业整合一些低价值甚至无价值资源，经历企业价值转化过程之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价值；（2）投入要素的无形化在经历价值创造过程之后所产生的产品/服务也大多数具有无形化特征，这一特征往往会直接挑战微观经济学所定义的因销量增加所诱发的边际成本下降和边际收益提升的基本逻辑，这很可能会导致这些产品/服务的价值空间具有很强的伸缩性，赢家通吃效应大行其道。最早爆发出这一效应的是软件产品，每增加一单位的销量所诱发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但其边际收益却仍能几乎保持不变。奇虎360破坏国内杀毒软件行业价值逻辑的免费做法，其前提条件就是在于软件产品所具备的这一特征，一旦边际成本不为零，免费的做法无疑是自取灭亡。

这正是我们正在经历并不得不快速适应的变化。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一变化因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而初见端倪，到了今天，这一变化已经在越来越多的行业领域发生，面向未来，这一变化很有可能会在很大的时空范围内改变企业“投入—过程—产出”模型逻辑背后的深层次机制。数字经济，就是对于这一变化在经济层面的精准概括，移动计算、云计算、社交媒体、3D打印、数据挖掘和分析等技术是在数字经济背后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新兴数字技术。基于这些新兴技术在更加广阔的行业领域内的广泛应用，创业活动和新创企业也正在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开始对我们被奉为经典的理论逻辑产生重要的理论挑战。例如，基于资源等多方面劣势，战略适应是新创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理论前提，但在今天，我们看到的事实不再是适应而是颠覆和破坏。尽管商业模式等新兴研究话题有助于解释和提炼这些事实背后的深层次规律，但关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创业活动和过程，可能更加有理论穿透力。

2017年，Satish Nambisan教授在《创业理论与实践》（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杂志发表了题为“数字创业：面向数字技术视角的创业”的论文，这篇论文的思考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和前瞻性，因为这篇论文试图回答和探索一些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与传统的创业活动相比较，基于新兴数字技术的数字创业（Digital Entrepreneurship）新在哪里？这些新的元素对于创业研究而言产生了什么样的挑战？创业研究又会因这些挑战而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

Satish Nambisan教授有关数字创业的思考起源于两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数字技术对于创业过程和结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一步地，决定创业过程和结果的核心主体是否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首先，数字创业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有关创业过程和结果的基本假设，数字创业过程和结果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化。什么意思呢？从结果角度来看，我们习惯性的认为产品/服务被成功开发并在市场中交换，就可以评价和估量创业结果了。但数字创业而言，结果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化，因为数字创业的产品/服务在时间和空间上没有终点，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和延展性，即便是在被成功引入市场之后，数字创业产品/服务的范围、属性和价值仍然会在时间和空间维度维持演化，而且是速度和频率很高的演化，也就是说，数字创业的结果具有很强的动态性，你认为的结果可能仅仅是一个开始，你认为的开始也很可能是结果。

从过程角度来看，对于数字创业而言，创业过程的时间和空间边界变得更加模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数字创业往往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创业过程逻辑，不同行为之间的时间组合呈现为多种可能性。PSED模型是有关创业过程研究的经典模型，在其关注的26项创业活动中，调查的问项顺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我们期望的创业过程逻辑：先明确干什么—计划和准备—资源获取—市场交换和组织生成。不少学者采用PSED数据试图归纳创业行为最佳顺序的努力仍然是无疾而终，但我们仍坚信的是尽管很难找到经典的行为顺序，关键行为之间必然存在着可归纳和可识别的逻辑关联（Lichtenstein et al., 2006）。但对于数字创业而言，创业行为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和非线性，创业过程表现出了更突出的动态性和复杂性。

其次，数字创业改变了决定创业过程和结果的核心主体的属性，创业者/团队长期被认为是创业活动的核心，但在数字创业领域，创业者/团队很重要，但并不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数字创业的核心主体的范畴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多样化、同时在发生着持续性演化。例如：众筹和社交平台等情境下，多重主体创业努力的凝聚是决定创业过程和结果的关键力量（Aldrich, 2014）。这一转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例如，创业机会是被创业者/团队所识别或定义的，这是大多数研究都认可的观点。但在数字化平台，多重主体之间的参与和互动情境下，创业机会不断被定义、修改、再定义、再修改，直到最终陷入到了一个可以产生渐进式演化的轨迹，在这一过程中，多重主体参与的共创、共享和共建就是及其关键的因素，创业者/团队在其中发挥什么角色和作用？其他参与者又发挥什么作用？如何协同和整合？

Satish Nambisan教授认为将“数字”与“创业”等领域的相关构念整合起来更有助于我们解释数字创业的过程和结果，并基于这一判断在论文中提出了6项研究主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检索原文查阅，事实上，即便是仅看这些研究主题，也能感受到新实践产生的理论冲击。更为重要的是，Satish Nambisan教授明确指出，从根本上看，数字创业改变的是创业内生的不确定性属性以及应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方式。

这一表述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在数字经济时代，创业活动的理论含义已经开始脱离于之前所定义的情境独特性本身，越来越具备更加普适的理论价值。因为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改变，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和外部性，对于创业活动的改变和对于在位企业的挑战，就不确定性问题而言，差异并不会因组织属性而产生大到足够独特的反差。面对大量新兴的数字创业活动，关注其创业过程、结果和参与主体，理论价值并不是对于已有创业者和创业过程研究的补充，而在于对于不确定性及其管理问题的回应。

*文章来源：NET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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