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现有数字规则求同存异，将数字经济动能注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绿色发展等历史重大机遇，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模式。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通用目的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动传统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加快新兴产业的形成。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作为全球数字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21年11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对接全球数字经贸规则。这一决定不仅符合中国进一步深化国内改革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方向，而且有助于中国在新发展格局下与各成员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促进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不仅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各国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战略基础。各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经济战略的出台，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合作，新时代背景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当前，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
一方面，数字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2020年，全球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占GDP的比重达到43.7%。据互联网数据中心（IDC）预测，到2023年数字经济产值将占到全球GDP的62%，全球将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疫情期间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新的支撑。受新冠疫情冲击，2020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全球GDP平均增速为-3.6%。而全球数字经济依旧保持稳步发展，平均增速3.0%。随着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数字经济能为促进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将成为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压力的稳定器。
图1 2018-2023年全球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及占GDP的比重
（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区域差异加剧数字鸿沟
当前，全球各国间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差距。《衡量数字化发展：2020年事实与数字》显示，全球5G网络区域覆盖率方面，经合组织国家、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分别为34%、15%、3.2%、0。此外，同一地区内不同国家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的态势也很明显。在非洲，南非的互联网使用率达到50%，而部分非洲国家仅有约10%。
各个国家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差异，会导致数字鸿沟的出现。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备的国家可以广泛利用人工智能、5G、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并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集；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会导致数字化领域人才缺失，据估计，在欧盟国家57%的企业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缺少相关人才，英国超过75%的职位空缺需要数字技能，非洲近65%的工作机会需要基本的数字技能水平。
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依托于关键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而各国在核心技术领域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作为数字技术的先行者，美国仍然占据着数字技术核心领域的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前沿技术准备度指数，美国、瑞士和英国分居前三位，我国仅居25位。
全球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核心技术领域的巨大差距，导致全球数字鸿沟现象依然明显。从数字经济规模来看，高收入国家、发达经济体占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的绝大部分。2020年，全球47个样本国家中数字经济规模增加值超万亿美元的国家为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合计规模为26.9万亿美元，占比82.4%，根据预测，2025年对应六国总规模占比将达到85%，头部效应显著。
图2 2020和2025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数字经济比重
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近年来不断出台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倡议，区域间数字贸易领域合作主要包括三类：
二是以CPTPP、RCEP、DEPA、USMCA等为代表的区域协定；
整体上，虽然目前区域协定的国际影响力有限，但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区域数字协定很有可能在未来走向多边化，并推动各国在其他领域重新开展国际合作。此外，区域间数字贸易合作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和分歧，主要集中在跨境数据流动与网络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关税等方面。
首先，各国高度重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着力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传统产业。美国先后发布《智能制造振兴计划》《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提出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创新技术加快发展技术密集型的先进制造业；德国提出《数字化战略2025》，强调利用“工业4.0”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其次，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充分释放制造业数字化后发优势。物联网、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的深度应用，有利于实现制造业供需的精准调度与匹配，突破以往由于产业链条冗长导致的算力与工业信息流不匹配之间的障碍，充分整合制造业细分行业资源，释放制造业海量数据。
最后，疫情进一步强化制造业领域对数字化转型的需求。据世界经济论坛（WEF）2021年6月初分析，新冠疫情下工业4.0技术是全球市场中企业生存的必备技术。TrendForce集邦咨询研究显示，新冠疫情之下数字化转型加速，2021年全球智能制造市场规模上升至3050亿美元，预期至2025年有望达4500亿美元，年复合成长率达10.5%。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主要赛道。
第一，近年来，各国加快在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方面的布局，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国家核心竞争优势之一。
第二，以5G网络、千兆固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等为代表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为各国数字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能。
第三，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例如，预计到2023年实时数据将占全球数据圈25%的份额，在新应用数据实时处理需求驱动下，高性能数字基础设施成为发展方向。
作为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一方面，各国将加快发展对数据要素的储存、利用和分析。IDC预测数据显示，预计2025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334ZB。为了加快释放海量数据要素价值，各国将持续加快公共数据开放和行业数据标准化。
另一方面，数据保护也将成为国际合作的长期重心。目前关于数据要素的测度尚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国际贸易过程中对数字产品、数据要素的保护也由于多边协定的差异而缺乏有效完备的手段，因此未来各国有望深度探讨数据安全问题，针对数据跨境流动展开更加有效的保护和合作。
数字货币作为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基础的货币数字化形式，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的央行考虑在短期内发行数字货币，这些央行所在经济体覆盖了全球20%的人口。2022年，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印发《金融标准化“十四五”规划》，提到稳妥推进法定数字货币标准研制。国家宏观层面的规划标志着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这不仅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也标志着全球数字经济格局加速演进过程中，中国积极探索数字经济过程中的应对方案。
首先，加快部署未来决定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日前，包括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明确将适度超前部署5G、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多方正加紧绘制新一轮“新基建”规划图。据工信部此前发布的数据，2021年全年新增5G基站数达到了65.4万个。在推动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与传统数字基础设施的协同作用，同时也要根据未来发展导向布局。
其次，加快数字经济领域核心人才的培养。数字经济的转型发展推动数字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对数字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1100万。国家、地方政府应当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数字人才建设，打造数字人才培养机制；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充分发挥各自主体优势，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相关人才的培养，同时建立产学研联合培养机制，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间紧密合作、协同培养。
最后，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关键性技术突破。应当加强自主创新和国际合作，持续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加强从基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各个层级数字科技的持续性创新和应用。
首先，不断探索符合中国现实发展的数字规则。当前，中国数字技术的利用深度与应用广度上仍有拓展空间。中国宣布加入的DEPA，允许缔约方在全盘接受和部分接受协议条款中做选择。因此，中国应对现有数字规则求同存异，将数字经济动能注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绿色发展等历史重大机遇，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数字经济模式。
其次，为新数字规则的制定积极发声。唯有建立在相对公平、互惠互利基础上的数字贸易规则，才能得到大多数缔约方的认可，形成长期、稳定的全球性框架。中国应当主动引领新数字规则的制定，吸引更多有相同诉求的国家加入。同时，进一步推动双边合作，积极探索与其他国家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和数字贸易方面的共同机会，提高自身影响力。
最后，主动适应高标准的国际数字规则。从长期来看，深入改革、主动适应高标准的数字规则有利于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提升未来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应当加快推动国内知识产权、隐私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改革，构建和完善国内数字知识产权和隐私保护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力度。
为了更好地释放数据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能，一方面，应当优化数据资源供给,加速数据流通。针对具体领域出台数据统一标准，不断提升数据供给能力。同时探索建立数据交易流转机制，加速数据流通。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应逐步完善落实各行业数据安全管理，同时针对数据流通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把控，强化各主体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