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开放经济中的增长、转型与失衡
茅锐获奖论文《开放经济中的增长、转型与失衡》摘要
传统多部门开放宏观模型的稳态均衡表现为平衡增长路径。这意味着:第一,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给结构在长期中恒定不变;第二,国际借贷净头寸的长期贴现值收敛于0。然而,这两点特性却与现实观察不尽相符。首先,即使在稳态增长中,结构转型仍持续发生。其次,经常账户失衡长期、普遍地出现。因此,需要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为理解以上现象提供统一的范式。
本文首先发展了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在一个包含农业和工业这两个可贸易部门与服务业这一不可贸易部门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中持续出现的结构转型。模型除了证明农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将不断下降、服务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将不断上升外,还通过显式解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将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规律。这是因为,结构转型将由两种效应共同推动。第一种效应来自工业部门较快的技术进步率,故被称为“生产力效应”。在其作用下,劳动力将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第二种效应来自不可贸易品相对价格的持续上升,故被称为“Balassa-Samuelson效应”。在其作用下,劳动力将从工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流动。在结构转型初期,第一种效应相对占优,故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上升。在结构转型后期,第二种效应相对占优,故工业部门的就业份额下降。但在整体层面,仍能保持稳态增长的特性。在将模型参数对韩国的经济数据校准后,数值模拟结果能较好地刻画韩国的结构转型历史。
基于各国经济结构的差异,本文继而提出了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问题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在由制造业和金融业构成的封闭经济中,制造业企业生产最终消费品,金融部门提供金融中间服务。该服务能够控制获得贷款企业的平均投资风险,从而为制造业部门创造更多的生产性资本。静态模型发现,制造业相对于金融业的劳动生产力越高,经过金融部门处理的生产性资本的价格就越昂贵。因此,在两国开放模型中,制造业-金融业相对劳动生产力较高的国家就在制造业部门具有李嘉图比较优势,从而将专业化地生产并出口最终消费品,而制造业-金融业相对劳动生产力较低的国家就在金融部门具有李嘉图比较优势,从而将专业化地提供金融中间服务并对外投资生产性资本。将以上李嘉图贸易理论拓展到两期世代交叠框架中,动态模型证明,只要制造业-金融业比较优势随技术进步而不断加强,两国就会到达完全分工的稳态均衡。因为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丧失了国内储蓄工具,为将年轻时的部分财富转移至老年时期,其年轻人便必须对外储蓄,成为净债权人。由于其对外资产的规模随经济增长而扩大,它将长期成为经常账户盈余国。而相对应地,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将长期成为经常账户赤字国。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基于国际产业分工而形成的全球失衡对盈余国和赤字国而言都是帕累托改进。
本文随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结果进行了实证检验。首先,根据静态模型的结论,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将专业化于最终消费品出口,成为双边贸易盈余国。其次,根据动态模型的稳态均衡解,可以推导出一个能够直接估计双边经常账户余额差值的结构方程式。以OECD国家1975-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的实证检验表明,即使在控制文献中经常账户的其他决定因素后,制造业-金融业相对生产力较高的国家仍然具有显著较高的概率以成为双边贸易盈余国,与静态模型的结论一致。与此同时,制造业-金融业相对生产力进步率较快的国家,其经常账户余额在GDP中的占比也显著较高,与基于动态模型结论所推导出的结构方程式一致。在考虑多边抵制效应和内生性问题后,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证支持依然稳健。
本文最后对全球失衡问题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做了两方面拓展。首先,通过引入对外直接投资摩擦和国际借贷摩擦,动态增长模型允许了两国在稳态均衡中同时出现不完全分工,从而能更加贴近现实。模型表明,只要相对于摩擦系数而言,在具有金融业比较优势国家中金融部门的劳动生产力足够高,就仍将吸引来自具有制造业比较优势国家的储蓄。因此,制造业-金融业比较优势与国际产业分工和经常账户失衡的关系不会改变。其次,在具有不完全分工的拓展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外生国际金融市场崩溃冲击并计算不同冲击频率下各国长期收入的现值发现,当冲击频率足够频繁时,参与国际分工时的收入现值就低于退出国际分工时的收入现值。这是因为,当退出国际分工时,不具备比较优势部门的劳动生产力能够获得比参与国际分工时更快的进步。因此,当国际金融市场崩溃发生并迫使各国回到封闭经济时,其所遭受的福利损失就相对较小。该结论表明,尽管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产业分工有助于提高一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但单一的产业结构也会使其在国际分工格局瓦解时蒙受更大的损失。因此,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在收益与风险之间权衡。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在以下方面做出了创新和贡献。第一,不同于其他对结构转型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并证明了工业部门就业份额先升后降、按倒“U”型变化的原因,并在合理的参数校准下,模拟了符合韩国历史的就业份额变化幅度,从而为传统宏观理论和结构转型现象完善了统一范式。第二,本文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弥补了被其他全球失衡问题研究者所忽视的、盈余国与赤字国之间存在经济结构差异这一缺憾,尤其完善了金融发展差异解说,从而对全球失衡现象的福利含义做出了不同解读。第三,本文补充了既有实证文献对全球失衡问题根源的探讨,发现在已经研究的因素之外,制造业-金融业比较优势具有显著和稳健的解释力。第四,本文拓展了动态李嘉图模型,并在有不确定性冲击的背景下考察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从而为存在全球金融市场崩溃威胁下的经济增长战略提供了分析思路。
*文章来源: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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