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台背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宽松的生育政策，鼓励和支持生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现了两次婴儿潮。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总数为6.02亿人。

计划生育雏形：20世纪70年代初，领导人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当年提出了“晚、稀、少”的宣传口号，即鼓励晚婚晚育，生育间隔至少三年以上，一对夫妻最多生育两个孩子。

列入宪法：1978年3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第一次载入宪法。10月，中共中央发布69号文件，提出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

独生子女政策：1979年1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将69号文件中的“最多两个”去掉，变成了“最好一个”，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开始。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时，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

“双独二孩”政策：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各地根据该法制定“双独二孩”政策。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

“单独二孩”政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政策。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即“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三孩”政策：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并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地限制了人口增长，然而该政策也对独生子女的性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13年发表在《Science》杂志上的论文“Little Emperors: Behavioral Impacts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对出生在1979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后的人作为自然实验样本进行研究，分析计划生育政策对独生子女性格的影响。

2007年3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30名代表呼吁政府废除该政策，他们关注的焦点是“年轻人的社会问题和人格障碍”。

几十年来，发展心理学一直对没有兄弟姐妹的人群行为模式很感兴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提供了一个识别独生子女的因果影响的自然实验。

对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学者认为是由父母以及与同龄人(包括兄弟姐妹)的社会互动塑造的。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又叫利社会行为，是指符合社会希望并对行为者本身无明显好处，而行为者却自觉自愿给行为的受体带来利益的一类行为。一般亲社会行为可以分为利他行为和助人行为。

因此，心理学文献认为，与父母的不同关系以及与兄弟姐妹缺乏互动是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特征不同的两个原因。例如，独生子女的父母可能对他们的需求更敏感，从而可能会给独生子女更大的安全感和信心，同时独生子女的父母也可更能以促进孩子理想发展的方式与他们互动。然而，来自父母的更多关注可能伴随着更高的期望和在生活中成功的压力。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很自然的实验，帮助学者从家庭背景的影响中提取出独生子女的影响。

作者从政策严格执行的北京的普通人群中招募参与者进行了实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于1979年推出，因此实验要求参与者生于1975年或1978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出生），或1980年或1983年（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出生），同时要求在出生时父母双方都是城市户口。这种抽样方式确保了独生子女政策后的人群受到严格执行的政策的约束，并且所有的人群在父母户口状况方面都是相似的。

最后的样本包括421名受试者，出生年龄平均分布在1975年、1978年、1980年和1983年，性别比例平衡。

实验中收集了参与者的人口和社会经济信息。将样本与国家统计局2009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的北京子样本进行比较，以检验样本的代表性。我们的样本受教育程度高于一般人群，但其他方面类似，因此在下面的实证设计中控制教育程度。

作者从下面几个维度收集实验参与者的行为信息：

独裁者游戏（Altruism，衡量参与者之间的利他主义程度）；

信任游戏（Trust，衡量参与者能够相互信任的程度和他们的可信赖程度）；

风险博弈（Risk-Taking，衡量参与者的风险厌恶程度）；

竞争博弈（Competitiveness，通过游戏衡量参与者的竞争意识）。

上图展示了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之前和之后出生的参与者在行为上的差异。结果发现：

在独裁者游戏中，独生子女更不愿意与其他参与者分享（低3.3%），更加独裁；

在信任游戏中，独生子女发送给其他参与者的信息更少(低4.5%)，返回信息的次数更少（低5%)，平均信任程度更低；

在风险博弈中，独生子女对高风险投资的投资明显减少（低8.3%），更加厌恶风险；

在竞争博弈中，独生子女中愿意参与竞争的人数更少（低7.6%）。

文章进一步进行了具体的实证设计。考虑到在政策出台之前，作为独生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意愿决定的。因此，如果直接进行OLS回归，系数中不仅包括独生子女的影响，还会包括任何被忽略的家庭背景变量的影响，这些变量会影响成为独生子女的可能性。

作者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这一内生性，如下式所示，用D_i（是否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来测量内生变量Single_i，从而剥离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外生影响。

工具变量回归发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独生子女身份对行为有显著的因果影响，系数约是直接进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回归相关系数的两倍。具体结果发现：

在独裁者游戏中，独生子女比其他参与者分享的概率平均减少16%；

在信任游戏中，独生子女比其他参与者返回信息的次数平均减少11%；

在风险博弈中，独生子女比其他参与者对高风险投资的投资平均降低19%；

在竞争博弈中，独生子女比其他参与者选择竞争选项的概率平均下降20%。

在上述实验后，作者进一步进行了问卷调查，参与者被问一些问题来评估他们的性格类型和人生观。参与者被问到：

你认为明天会是晴天的几率是多少?请写一个从0到100的数字，0表示绝对没有机会，100表示绝对确定。

该问题被广泛用作乐观的指标。结果发现：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个体和因中国独生子女政策而成长为独生子女的个体明显比其他人更加悲观。

同时，实验对参与者进行五人格（Big Five Inventory，简称BFI）问卷调查，对人的开放性、责任心、外向性、随和性以及神经敏感性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个体和因中国独生子女政策而成长为独生子女的个体的责任心更差，并且神经敏感性越强。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本文的研究结果是通过对政策实施前后在北京直接出生的人群的比较得出的，但结果同样适用于中国其他严格执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城市地区。此前的研究表明，北京独生子女与其他城市地区的差异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