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法律经济学中，人表现出的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有限意志力（Bounded Willpower）和有限自利（Bounded Self-interest）。人们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认知事物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且这种有限千差万别。否则，我们就不会寻求经验的帮助和外界的支援。经验法则导致的悲剧数不胜数，但我们仍在信奉它，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我们有限的理性。人类的意志力也是有限的，否则冲动消费和钻牛角尖也不会发生。甚至于，我们的自利也是有限的。但这并非是利他主义在人类身上的体现，而是人们对于长期目标的考虑和社会影响的安排，也就是说，本质上这仍然是自利的，但由于自身的修正，使其表现为有限自利。

超级计算机一样计算着成本和收益，像机器人一样油盐不进，还如同周扒皮一般吝啬自私。这不是真实的人。而一般谨慎的理性人这一平均概念，也无法量化，且以偏概全。这样的定义下，想要安排好人们的权利义务，以达到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满足，是非常困难的。

处于或即将处于破产关系中的个人，由于其处于一系列特定的环境中，其行为和选择更加受以下特性影响：极端规避性（折中性）、过于乐观的偏见、损失规避的极端偏好和成功较容易获得（易得性）的直观推断。

为什么要知道破产中的个人是什么样的？法律制度的构建，理应利用关于人类行为和选择的知识。所谓法律制度，实际上就是人们抉择（trade-off）的空间和方向。法律对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安排，和人们选择和行为具有很高的相关性，法律可以塑造人们的偏好，正如舆论可以被引导，营销得以成功。[1]我们可以通过了解破产关系中个人的特性，去引导个人破产走向健康和高效。

（1）折中效应

在破产程序中，人们努力寻求着和解或重组的可能性。同时，在债权人会议中，人们也寻求着较为折中的考虑，以谋求利益实现的效率和实效。折中效应是指一个同样的选择，当其置于选择范围的中间时，相比位于两端时拥有更高的评价。但折中效应需要提供选择序列，且这些选择是易于比较的。这一效应在砍价活动中十分常见，店家经常利用这一效应来获得实质上的高价。一些实验也证明了这一效应，有实验提供给参与者中端和低端的商品，结果选择各占一半；而另一组实验添加了高端商品，结果这一组有72%选择了中端商品。[2]

破产程序中的问题是，决策者常常得不到丰富的选择序列以进行对比。在较为稀少的选择中对于“极端”的厌恶常常导致了更加极端的选择。人在比较中寻求真实，没有比较人无法做出选择。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和债权人都面临着不同选择序列下的抉择。由于所处信息环境和利益诉求的不同，各方已知选择的集合在大小是不一样的。这导致每一方的“折中”选择只对于自己是折中的，人们面临了囚徒困境。但是由于破产法官和破产管理人的存在，得以观察各方的选择集合的内容和大小，然后平衡和调整每一方的选择集合，将使得债务人、各个债权人的选择趋于合理。这是破产优于执行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应是破产制度优化的一个方向。

破产管理人可以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下，且拥有较为明朗的视野，通过给予决策方整体的、综合了各方利益的选择序列供其排序，可以大大降低破产程序中的内耗和重整的失败率。

（2）乐观偏见

千万年来，人类在多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中前进，为了应对各种艰难险阻，我们锻炼出了乐观的社会心理，推崇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本是件好事情。但是由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无法完全客观的认识所面对的世界，而只好以较为乐观的偏见应对不确定性。即使是那些深入认识了所涉事物的人们，也会认为与别人相比，苦难更不容易落到自己头上。驾驶交通工具的例子就是如此，没有人会认为车祸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但车祸绝大多数都是由于一方驾驶员的过失造成的。这一心理在破产程序前常常控制着人们的行为。

破产法的功能，应当包括使市场主体时刻保持警觉，避免沉浸在乐见偏见中，而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一旦造成这样的损失，不仅对该企业或个人，对债权人，同时对市场的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这要求建立足够的威慑机制和惩罚系统，利用完备的退出机制，去规制市场进入和运作中的非审慎行为。

这在个人破产中意义更为重大。由于个人破产的原因，现行的高消费限制令外加穷追猛打的执行，并不能起到很好的威慑和惩罚作用。一是债务人没有东山再起的余地，由于已资不抵债，只好破罐子破摔，逃避执行和利用漏洞进行消费。这就好像将一切刑罚均改为死刑的后果一样：反正偷一块钱也是死，不如偷个一百万。

而乐见偏见则导致人们这么想：这么多人，我才不会是被执行成功的那一个。久而久之，市场就变得没有了退出机制，一个个失败的主体变成了整个市场的坏账，而只能通过以全体社会的支出为代价进行销账。这样的事情，银行已经做的不少了。银行的内部核销，实际上就是社会的核销。长此以往，人们对退出毫无顾虑，对进入和运营也就不甚在意了。

（3）禀赋效应和损失规避

经济学的传统理论是：当收入效应小的时候，个人对物品的最大支付意愿（WTP），与对同物品的最小补偿要求（接受意愿或WTA）,这二者之间的差别应当是可以忽略的。[3]因此可以得出权利不影响价值这个假设。但这一假设与现实相差甚大。实际上，当一个人拥有一个物品后，该物品对于这个人的价值就会上升：一百块买来的东西，转手原价卖出去总觉得亏。这就是禀赋效应，由此，拥有者由于对损失的规避这一天性，将高估其所有物的价值，而造成估价高于可能的买方的心理底线，而减少了交易机会。

在个人破产中，债务人和债权人、债权人之间都会进行议价行为。而禀赋效应和损失规避的影响将导致交易进程受阻。和解和重组需要达成良性的交易，而上述偏好和特性使人们常常功亏一篑，前功尽弃。法院和法律可以观察和总结破产中人们的行为，来规避这些不利因素，促成和解和重组制度的有效运行。

（4）易得性串联

人是懒惰的。人们在选择和行为时会基于容易获得的信息来做出决断，而非应当获得的信息。去获得应当获得的信息是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的，这产生了机会成本。深入了解和思考并不是人类的共性。这会产生对风险的错误判断：当媒体连续报道飞机失事的时候，人们会觉得飞机失事十分频繁。同样，当我们推动个人破产的时候，人们会认为个人破产的情况十分常见──当然他们见到的并不多。不仅如此，对于个人破产运行中的问题，也会被放大和扭曲，在同文层效应的扩散下，信息变得极端不对称。不仅如此，还会造成同文层本身的扩大化，最终导致社会认知的分裂。

在市场运行时，一些人会倾向于依赖直观的外来信息，而非自己的调查和理性判断。这会导致人们对风险评估的错误，原本具有很高风险的给予个人的投资，由于缺乏私人信息，只能从现有的信息源中寻找，而导致投资的失败。相反，由于存在大量不真实的外在信息，而导致错过成功投资的也比比皆是。破产法是市场运行的一个阀门，应当起到调节市场健康程度的作用。判断失败会让人陷入破产，而建立破产法的同时，信息制度的建设也是关键和必要的。

*文章来源：破产法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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