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有两起涉嫌学术不端的事件搅动学界，引发不小的波澜，其应对和处理也让人困惑不已，甚至愤愤然！

第一起事件是，4月15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经济学》（季刊）编辑部宣称，其接收到的投稿论文“明显剽窃”，并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进而作出四项处理决定。

第二起事件是，4月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发布声明，认定该校何伟教授的著作《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符合相关学术规范，不构成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

对于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话题，本号曾经发布过多篇分析文章，分别是硕士生举报导师，“当吕翔遇上张裕卿，研究生如何应对造假导师？”；饶毅教授举报裴钢院士，““已有明确结论，不再调查”，饶毅挑战的不是风车，而是风”；一小撮网友举报张文宏医生，“为了斗倒张文宏医生，他们终于搜来了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完全抄袭，“湖南大学三起硕士论文100%抄袭？导师可能是冤大头”，坚持着一贯的学术立场。

在近几年来，学术不端的举报日益增多，但正如厦大博士与北外教授这两起事件所显明的，其中有着许多让人困惑的地方，即学术不端应该由谁来认定？由谁组织？经由什么样的程序？调查结果由谁发布？是否可以申诉？对申诉结果不服怎么办？

迄今为止，这些问题都还是，一本糊涂账，偏偏混过关！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就来解剖这两只小小的麻雀，看看各自包含着哪些不足之处，并在最后给国内学界处理学术不端问题提出5点建议。

 

 

 

01

北大《经济学》：正义的私刑？

 

在其官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https://ceq.ccer.pku.edu.cn/xwsd/522366.htm）上，《经济学》编辑部发布一则处理决定。

其中宣称，厦门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生杨某龙投稿给该刊的论文“明显剽窃”他人论文。

“本刊2022年2月20日收到杨某龙的投稿《跨国技术授权、出口贸易策略选择与社会福利效果》。经查，该文在理论模型（包括字母表示、模型假设等）、论文结构（包括行文思路）、模型主要结论、重要图表等方面，明显剽窃蔡明芳和杨雅博2016年发表在台湾《經濟論文叢刊》44卷第4期第641-658页的《技術授權與最適貿易政策》一文。”

 

 

由此，该编辑部将杨某龙的投稿论文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进而作出四项处理决定，包括10年内禁止投稿给该刊，通知该博士所在单位，处理决定发布于该刊纸版，并在官网主页上展示至少2年。

对此，厦门大学学风委员会也随即发布情况说明，宣称该校已经启动调查认定程序，将作出相应处理。

从这份处理决定可以看出，该编辑部并未使用“涉嫌”，而是直接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其措辞之严厉，处理之严肃，让人生畏。

然而，从认定权限、认定程序和救济手段上，这份处理决定却让人无法不提出诸多质疑。

其一，从认定权限上，《经济学》编辑部是否有权独立作出学术不端的认定，是否可以自行给出处理决定，包括在自己的官网主页上“游街示众”2年之久？尤其是最后一点，这是否成为一种“正义的私刑”？

其二，从认定程序上，《经济学》编辑部是否事先组成学风委员会，与投稿人杨某龙进行沟通，听取其陈述和自辩，之后再由学风委员会作出综合判断和认定，并给出处理建议。

其三，从救济手段上，是否允许杨某龙向《经济学》编辑部或其主管部门北京大学提出申诉，对申诉不服是否可以向法院起诉，甚至起诉编辑部侵犯自己的名誉权？

从行文看，这份处理决定愤怒有余，而理由不足，甚至对于其中的权限、程序和救济手段全然没有提及，好像自己已经掌握最后的真理，而所有的质疑都是胡搅蛮缠，拒不认错。

没有人是真理的唯一持有者，《经济学》编辑部也不能自作法官，自己起诉，自己判决，甚至还自己执行，一局终裁，让投稿人和厦门大学全程处于懵逼状态。

如果你是厦门大学学风委员会，也会抓狂，自己的博士生已经被某顶级刊物认定为“严重学术不端”，菜已经做好端上来，你吃还是不吃，不吃就是质疑《经济学》编辑部的学术能力和学术道德，吃就等于让渡了自己进行独立调查和认定的权利，也提前剥夺了当事学生提出申诉的权利。

还可以质疑的是，自从2001年办刊以来，《经济学》编辑部是否第一次遇到投稿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情况？如果是，那么“游街示众”的处理也不好说什么。但如果不是，编辑部之前是如何处理的，这一次为何厚此薄彼，偏偏对一个在读博士生“游街示众”，甚至几乎判处其学术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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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北京外国语：越俎代庖+护崽心切？

 

在4月19日以来，微信公众号、微博、知乎等多个平台流传一篇文章《多位学者举报何伟学术不端》。

该文章声称，收到来自北京、广东、上海等地10位学者联名举报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何伟学术不端的举报信，并随文附上一篇41页的文章《何伟博士学位论文学术不端统计分析报告》。

该报告指控，何伟教授的博士论文《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存在“文字表述剽窃”“重要思想观点剽窃”“过度引用”等问题，并附上该博士论文和相关段落出处的对比图。

 

 

 

据悉，何伟2000年进入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其博士论文《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在200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共176页。她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同时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4月2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委员会发布声明，宣称该校何伟“基于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符合相关学术规范，不构成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并严厉谴责和保留依法追究“蓄意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的恶劣行为”。

 

 

如果说北大《经济学》编辑部的正义感爆棚，那么北外学术委员会肯定是搞笑感爆棚。

其一，时间紧迫。从周二举报到周五公布调查结果，仅仅用了不到3天的时间，该校是如何组成调查委员会，如何查证，如何作出认定的？

一本书176页，举报材料47页，其中一一罗列出可能涉嫌“剽窃”的对照篇章，更有涉嫌“被剽窃”的英文文献多篇，请问该校学术委员会是如何在不到3天时间内就完成所有查证的？

 

 

其二，越俎代庖。10位学者联名举报的是，何伟的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而何伟是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的，理应由中大学术委员会组织调查和认定，何以北外学术委员会急忙忙来抢活，难道不感觉瓜田李下吗？

其三，答非所问。联名举报的是，何伟的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而北外学术委员会认定的却是何伟“基于博士论文出版的著作《On English Tense英语时态论》”，完全驴头不对马嘴。因为从博士论文到出版专著，中间还有修订和清洗的无数可能。

其四，47页的举报，详细罗列对照篇章，哪能一句话就打发了？正常和应当的调查报告是，在47页举报的基础上，一一给出回应，说明为何“不构成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而不能笼统一句话。

其五，不注意避嫌。何伟教授不是一般教授，还是长江学者，位列于学校的最高层次人才。对于这样的举报，北外学术委员会更应该慎重，也更应该给出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而不是一句话打发10位实名举报的学者，否则会给人留下护崽心切的猜想？

最后，既然是针对博士论文的举报，建议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独立地组织调查，并给出认定，这事关中大的学术声誉，既不可装鸵鸟，也无需顾忌别人的面子。

 

 

 

03

针对处理学术不端举报的5点建议

 

学术不端是学术研究的毒瘤，应当予以清除，但清除起来，我们既不能愤怒用事，也不能简单了事，而是应当制定和出台细致的、公平的处理程序，最终让实质正义在程序正义中得到体现。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提出如下5点建议。

其一，只有有资质的单位才可以组织调查和认定学术不端。

学术期刊本身没有组成学风委员会或学术道德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调查和认定学术不端的专门机构，不适宜单独作出认定，而应当提交给教育部学风教育委员会，并通报给当事人所在科研单位的学风委员会，由后二者作出调查和认定。

其二，在组织调查中，应当允许事先听证。

当前的学术不端调查一般都是由学校主导，当事人几乎没有机会自我辩护。设置听证的前置程序，可以保障当事人的自我辩护权利，真正体现公平公开公正。而当事人不参加或弃权的，学校可以单独进行调查。

其三，在调查结束后，应当发布详细的调查报告。

不同于北外式的一句话打发人，无论是认定学术不端，还是澄清之，针对这类举报，学风委员会都应当发布详细的调查报告，一一列出充分的证据和论证。没有证据的认定和否认，都是耍流氓。

其四，允许当事人对认定结果提出申诉。

当前的申诉几乎仅仅是程序性的，学风委员会作出认定，也负责回复申诉，没有实际意义。有鉴于此，申诉应当是向科研单位的纪委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诉，并由纪委或上级主管部门单独作出书面回复。

其五，对申诉结果不服的，当事人有权向法院起诉。

这一点几乎没有被纳入到学术不端的处理程序中。

因为学术不端的认定会涉及到后续的各种处理和当事人的多项权利，包括被纪律处分，被开除学籍，被剥夺硕士博士学位，失去教师岗位，失去教师资格，记入学术诚信档案，甚至被开除公职等等。

尤其是从被开除学籍到被开除公职，应当允许当事人寻求更多的权利救济途径，特别是由独立的第三方主持且有对等抗辩机会的救济途径，也就是法院的庭审。将更多的利益纠纷、名誉纠纷和学术纠纷纳入到法治治理的轨道，也正是依法治国的体现。

从来没有完美的学术共同体，但对于其不完美的部分，应该给出完美的处理方案。而只有公平公开公正，才能维护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

对此，让我们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