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指出，新冠疫情通过劳动力市场、资本积累、生产率等渠道对“10+3”经济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传统服务业受到严重创伤，但疫情推动了电商、数字金融、数字医疗等新型服务业发展。疫情还加快了全球产业链重塑，但“10+3”地区的地位不会受到显著影响。报告认为，“10+3”经济体当局应重点聚焦数字化、物流、跨境支付结算、区域供应链安全等关键政策领域，以促进后疫情时代区域经济复苏。主要情况如下。

过去50年里，“10+3”经济体GDP总量在全球的占比从约10%升至25%以上。AMRO预测，全球经济的重心将继续向亚洲转移。但新冠疫情中断了这一趋势，通过劳动力供应、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削弱供给潜力，长期内抑制产出给“10+3”地区带来了“伤痕效应”。部分经济体成功避免了中期产出损失，产出路径也超越了危机前水平。实证证据显示，疫情后实施逆周期财政和货币刺激的经济体产出损失较小，结构性改革也有助于改善中期增长前景，同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助于减少中期产出损失。

疫情加剧出生率下降趋势。新冠疫情致死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对适龄劳动力数量影响有限。然而，疫情加剧了部分经济体出生率缓慢下降的趋势，如中国、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

边境封锁政策导致外来劳动力减少。关闭边境政策可能对未来的跨境务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尽管低技能人员疫情后仍会返回，但高技能人员可能重新考虑就业目的地，转而流向其他地区的发达经济体或地区内的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

劳动参与率下降。疫情后各国和地区劳动参与率普遍下降，其中菲律宾、韩国、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受影响较大，相比2019年，2020年下降了1.0-2.9个百分点，2021年下降了2.5-9.1个百分点。促使劳动力退出市场的因素包括，感染新冠及受后遗症困扰、需要照顾感染的家人或停课的子女、青年决定继续深造、中老年群体决定提前退休等。疫情还会拉低劳动力增长前景。经济复苏后，青年可能重返劳动力市场，但中老年劳动力可能选择提前退休，导致永久性劳动力损失。以日韩为例，我们假设各年龄段人口保持在2021年水平，劳动参与率2022-2026年的增速保持在2020-2021年平均水平，即疫情导致的就业意愿变化持续五年，则2022-2026年日本劳动力增长率为0.3%，韩国为-0.1%；若未暴发疫情，两国同期劳动力增长率分别为0.9%和0.6%（图1）。

疫情通过抑制投资影响资本积累。在疫情导致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往往推迟新投资计划，导致资本通过折旧而不断损耗。尽管历史经验表明，经济衰退导致的投资萎缩往往在不确定性消退后就会好转，但本次疫情后“10+3”经济体投资活动持续萎缩，反映了企业资产负债表受创、直接投资减少以及财政空间受限等因素。

企业资产负债表恐受创。疫情导致的财富减少、债务累积在短时间内影响了企业借款、投资的意愿和能力。部分企业规模较小、人员接触密集、周期性强，同时自身债务负担较重、流动性缓冲不足，因此在疫情冲击中受影响较大。为此，一些经济体采取了全面的信贷支持（日本和韩国），其他经济体采取了多种定向支持措施，包括提供优惠贷款、税收减免、延期还款、债务重组等。在政策的支持下，“10+3”经济体企业破产数量较疫情前未出现显著增加。但若疫情持续过久，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可能无法产生足够利润来偿付贷款。一旦支持措施退出、全球融资环境收紧，各经济体可能面临不同程度的企业倒闭潮。在极端情景中，企业和家庭大规模违约可能削弱银行资产质量，导致银行破产，并产生传染效应。但考虑到疫情前“10+3”经济体银行体系总体稳健，资本充足，上述情景仅构成尾部风险。

短期内影响直接投资。若投资者不满当局的疫情防控措施，甚至担心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则会导致资本流入放缓甚至出现资本外流。一旦信心丧失，恢复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受疫情影响，2020年本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但由于“10+3”经济体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交通基础设施一直保持较强竞争力，2021年外国直接投资快速反弹。

财政空间缩小制约部分经济体公共投资。总体上，尽管“10+3”经济体疫情期间财政空间缩小，但公共投资水平未显著下降。此外，债务状况恶化也制约了部分“10+3”经济体的公共投资。部分经济体（印尼、菲律宾）偿债负担沉重，需要平衡资本投资以及中期内恢复财政缓冲的需要，基础设施缺口较大且市场融资能力有限的经济体（如老挝和柬埔寨）面临尤其严峻的挑战。

新冠疫情对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创新活动和资源配置三个渠道传导。

人力资本受损。新冠疫情导致青少年学业中断，使其总体学历水平下降，且成年后薪资水平降低、失业概率上升。同时，线上教学服务的可得性存在国别差异，依赖于政府长期以来对数字教学设施的投资，中国、韩国、新加坡的覆盖率较高。工人失业也使其技能生疏或过时。疫情期间，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长期失业率均有上升，恐导致人力资本受损。不过，当局重视为劳动力提供数字技能培训，例如2020年6月东盟的数字化倡议。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调查显示，42%的受访者习得了至少一项数字技能。

部分经济体企业创新活动减弱。一方面，疫情和经济衰退抑制了创新型企业的设立；另一方面，封锁措施也催生了创新的商业模式。从国内投资来看，相较于疫情前，新加坡新设企业数量有所增加，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地区和越南新设企业数量有所减少。从境外投资来看，外国直接投资继2020年回落后2021年大幅反弹，其中研发和数据中心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中日韩。

资源重新配置存在滞后。从劳动力来看，疫情后经济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劳动力要向新经济形态重新配置，在此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摩擦性失业；而政府对特定部门劳动力提供工资补贴，可能将劳动力锁定在衰退部门，阻碍结构性重新配置；此外，边境封锁措施限制了地区内劳动力流动，不利于劳动力的高效配置。从生产要素来看，持续的放松监管和融资支持可能加剧“僵尸企业”问题，使生产要素锁定在低效企业或部门，降低整体经济生产率。若此类企业在政策支持退出后破产，将对银行体系造成冲击，甚至诱发银行业危机。

新冠疫情对“10+3”地区旅游业形成严重冲击。疫情暴发前，旅游业是部分“10+3”经济体的支柱产业。新冠疫情对“10+3”旅游业造成了空前冲击，入境游客较2019年锐减85%。中国作为主要游客来源国，预计仍会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封锁，拖累“10+3”旅游业复苏。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受冲击尤为严重。2020年从对GDP贡献率来看，柬埔寨和泰国受影响最严重，从2019年的超过20%骤降至2020年的不到10%。从就业来看，柬埔寨和越南受影响最严重，旅游收入减少也导致部分“10+3”经济体外部头寸恶化。

疫情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很多“10+3”经济体相关政策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大提高了数字服务的使用。较为发达的东盟经济体的互联网用户数及互联网渗透率在2020年和2021年出现明显上升，目前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一是电商行业成为疫情中的亮点。据统计，2021年东盟地区电商零售额达1740亿美元，较2019年增长49%。中国电商零售额2.8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日本和韩国分列全球第4和第5位），约占全球的56.8%，而该比例十年前还不到1%。2021年，中国电商零售额约占全国零售总额的52.1%，是全球首个电商零售超过实体零售的国家。本地区很多经济体推出了支持电商发展的政策。东盟出台电商协议，内容包括支付基础设施直连、跨境二维码互认、消费者保护等。中国“十四五”发展规划也提出提高电商渗透率，发展跨境电商。

二是数字金融服务快速发展，监管机构发放数字银行牌照。数字金融服务包括通过数字方式提供的支付、授信、侨汇、保险等一系列金融业务。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2020年线上银行渗透率在“10+3”经济体中最高（图2）。为规范数字金融服务，“10+3”央行及金融监管当局制定了数字银行标准，并发放牌照。中国、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韩国及菲律宾已出现无实体网点的数字银行，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东盟国家也正在这一领域取得突破。

三是数字医疗蓬勃发展。在疫情封锁下，大量用户涌向线上医疗平台。2020年，“10+3”经济体主要数字医疗平台的用户达到近10亿。中国最大数字医疗平台“平安好医生”的新增用户2020年1月环比增长高达900%。从市场规模看，中国数字医疗市场规模增长48%至284亿美元，数字药房市场规模增长28%至283亿美元，预计2023年将取代美国成为最大的远程医疗市场。东盟的风投基金也正在加速布局相关领域。未来，政策制定者需关注如下领域，一是确保政策连贯性和服务质量；二是建立明确的数据保护法律框架；三是厘清报销规则；四是提升从医人员的数字技能；五是强化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四是物流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日韩已成为全球物流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第三方物流运输市场规模中均排名靠前。物流运输业占东盟地区GDP的5%，就业人数约1700万人。世行2018年物流绩效指数显示，日本在“10+3”经济体中排名最高，其次是新加坡。尽管电商发展提振了物流需求，但封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物流运输。OECD分析发现，新冠疫情对东盟地区的物流业整体呈负面影响，2020年物流业务营收预计萎缩12%。其中，航空运输和仓储业务受到冲击最为严重。笔者预计“10+3”地区物流运输市场将进一步发展。最后一公里投递和航运平台等投资屡创新高，大型物流公司也加快区域内布局。电商零售增长将支撑“10+3”物流运输业扩张。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运用有利于满足迅速增长的需求。

“10+3”地区的出口制造战略面临挑战。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区域内经济体纷纷采取出口制造战略，并不断向价值链中高附加值领域发展。2019年，“10+3”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0%-50%。受疫情影响，这一战略也面临越来越多问题。

一是新冠疫情加速了全球价值链重塑。疫情期间，企业借助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来满足防疫规定、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部分制造业因此从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此外，芯片等关键产品的“断供”也暴露了全球价值链过于冗长、复杂的弊端，各国开始考虑重塑价值链以提高其韧性。联合国贸发会认为，当前供应链发展存在四个趋势，即多样化、可复制化、回岸化和区域化。这些趋势的演变动态将主要取决于价值链参与者对成本收益、政策环境以及供应链韧性的评估。数据显示，缩短供应链正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尤其是在医疗、服装等需要快速响应的产业。

二是疫情推动主要发达经济体制定新的产业链转移政策。联合国贸发会发现，主要发达经济体引导产业回流的设想由来已久，但疫情期间出台的政策，落实速度明显加快，产业针对性显著提高。例如，拜登政府在2021年6月提出了一系列应对关键产品供应链脆弱性的政策，主要针对药品、高端电池、关键金属及半导体等。因疫情期间医疗设备短缺，日本寻求从中国迁回相关产业，并在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等领域推出了数十亿美元的补贴方案，吸引全球领先制造商赴日建厂。全球出现半导体短缺后，韩国也引导高科技产业回流并提高了生产环节的自动化程度。

“10+3”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会大幅度下降。一是“10+3”经济体劳动力成本较低，对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优惠政策，商业法律法规较为完善，多年来形成的优势很难在短期内被其他地区复制。二是“10+3”地区市场广阔，拥有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对跨国企业具有持续吸引力。三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可进一步整合地区市场、降低关税，有效发挥成员比较优势，防止产业外流。中日韩跨国公司甚至可考虑将供应链回迁至“10+3”地区内，例如将高端制造业迁至中国，低端制造业迁至地区其他国家。四是缩短供应链无法完全消除供应链风险，也可通过供应商多元化实现相同效果。

疫情后出口制造仍是“10+3”地区的重要发展战略。“10+3”经济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并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仍可通过多种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10+3”经济体须适应疫情后的时代潮流，不断向高附加值领域进军，利用数字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并注意绿色和可持续转型。中日韩可通过技术转移、技术援助以及加强多边合作提高供应链稳定性。

综上，疫情对“10+3”地区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包括资本积累速度放缓、资产质量恶化、人力资本受损、产出增速下降等。受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呈现重塑趋势，跨境贸易和服务也将受到影响。但与此同时，疫情也催生了创新活动，新型服务业将得到快速发展。鉴此，AMRO对“10+3”经济体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整合区域数字化资源。成员当局可树立行业标杆，完善法律法规，鼓励数字创新，以确保数字转型的普惠性。东盟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数字支付、身份识别、网络安全等方面相对落后，因此，“10+3”经济体需加强政策协调，弥补数字鸿沟、加强数据保护等领域合作；可考虑设立特别基金，为结构化改革提供长期资金。

二是提高物流运输互联互通和一体化水平。跨境贸易仍是“10+3”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各成员可继续消除跨境物流的政策障碍，同时可探索建立智能物流平台共享物流信息、技术以及基建商品和服务。目前东盟内互联互通较为领先，中日韩可考虑接入东盟现有系统，推动“10+3”地区的物流运输一体化进程。

三是建立实时跨境支付结算系统。实时跨境支付系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普惠金融以及推动区域贸易一体化。多数东盟国家已建立较为成熟的实时支付基础设施，部分东盟国家正着手建立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下一步，“10+3”经济体应考虑加强区域内实时支付系统标准的兼容性，围绕数据保护加强合作。

四是提高区域供应链安全性。疫情凸显了全球供应链脆弱性，芯片、食品等关键物资断供，拖累了区域及全球经济复苏。东盟国家已发起倡议保障关键物资供应。未来，“10+3”经济体应着眼于建立区域内的必需品供应链，深入研究各经济体间的关联性以及潜在风险。

五是恢复人力资源储备。疫情严重影响了青年学业和工人技能的发展，尤其是柬埔寨、老挝等人力资源薄弱的国家。成员当局须采取措施，提升线上教学网络稳定性、发放电子教学设备等，帮助学生完成学业；为工人提供技能培训，帮助其掌握人工智能等新技能。

六是加大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疫情对无接触交互的要求促使“10+3”经济体大力发展通信基础设施，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政府可通过减税、加强基础设施投资等方式推动转型。

七是重建财政政策空间。财政政策可在危机时期支持经济并减轻“伤痕效应”，但新冠疫情大大消耗了“10+3”经济体的财政政策空间。因此各成员需在经济复苏势头巩固后重建财政政策空间，具体措施包括保障税收、设立财政缓冲以及提高政府举债能力等。

*原文为东盟与中日韩（“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发布的ASEAN+3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2022（AREO）报告中第二章ASEAN+3 Growth Strategy in the Pandemic’s Wake，原作者为Marthe Hinojales, Ling Hui Tan, Chiang Yong (Edmond) Choo, Vanne Khut和Hongyan Zhao，原文见https://www.amro-asia.org/wp-content/uploads/2022/04/AMRO-AREO-2022_Full-Chapter2.pdf。本刊获AMRO授权编译刊发。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