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中，消费者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偏好，是影响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生产者的偏好，则是决定市场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偏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整个市场上的供求。

 

那么，偏好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在规定商品“同质”的简单假设下，消费者只会通过“价格”的不同对商品或者服务产生偏好。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商品明显是达不到“同质”假设，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品牌、质量、外观，甚至消费者正确或不正确的主观印象，偏好的不同也就随即产生了。

 

不仅在商品上，扩展在全球层面上，国家、民族、团体之间的相处方式与关系同样会构成潜在的偏好。过往研究多关注从国家之间的文化距离、地理距离等普遍关系出发研究一国消费者对某一国产品的消费偏好，这种视角可能会缺失对个体国家层面独特性质的考察，比如——国家之间的历史关系与短时的政治摩擦。

 

为了补充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哥伦比亚商学院的Raymond Fisman教授、南加州大学的Yasushi Hamao教授、Yongxiang Wang教授于2014年3月在国际金融学期刊《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发表论文“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Exchange: Evidence from Shocks to Sino-Japanese Relations”就以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摩擦作为研究对象，解释了国家民族情绪与经济贸易的关系。

 

 

作者简介

 

Raymond Fisman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现：波士顿大学

 

Yasushi Hamao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现：清华大学

 

Yongxiang Wang（汪勇祥）

南加州大学马歇尔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通过分析2005年与2010年的中国和日本之间关系波动事件，作者发现与中国保持较高经济依赖度的日本公司在事件中遭受了更严峻的挫折。同样地，与日本保持较高经济依赖度的中国公司同样存在这一结论。

 

而且，这种“加剧”的效应，更多地发生在那些生存在中国国有企业所掌控行业中的日本企业上，但当这些日本公司雇佣了较多中国员工时，这一效应却又会相应减弱。这些结果强调了国家经济、政治实体在调解贸易摩擦中公司产出的重要作用。

 

 

01

研究背景

 

在本文中，作者以2005年与2010年发生的两次中国和日本两国摩擦作为研究事件，分析了国家民族情绪、国家间摩擦对两国经济实体造成的影响与机制，尤其是对于公司这一层面造成的微观冲击与路径，并且进一步地分析了这些影响的异质性及其成因，解释了国家冲突是怎样传导，并且最终形成企业异常收益的。

 

对于研究事件，作者首先选择了2005年的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新历史教科书》内容中的历史事实进行篡改、歪曲的行为（在后文以“教科书事件”简称），将日本对周边国家的侵略战争进行美化。

 

这一对历史的篡改，体现了日本当局对历史事实的扭曲与侮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日本军国主义下遭受蹂躏的亚洲国家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这一事件引起了亚洲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尤其是中国。

 

除这一事件以外，作者还选择了2010年钓鱼岛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当年9月7日，钓鱼岛附近海域，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受到日本海上保安厅一艘巡逻船冲撞，后又受到日方另外两艘巡逻船跟踪、冲撞、截停、登船、检查。

 

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严重关切这起事件，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对日本巡视船非法扣留中方渔民渔船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立即放人、放船，避免事态进一步升级。同月24日，日本地方检察厅宣布释放中国渔船船长。9月25日凌晨，被日方非法抓扣的渔船船长詹其雄返回福州。此事之后，全国各地民众抗议情绪高涨，多个城市举行保护钓鱼岛运动。

 

 

02

数据与重要核心变量

 

 

对于日本上市公司，作者使用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计算其与中国经济的联系程度。

 

首先，作者构建了核心解释变量 Fraction_China_Sales，具体计算为日本公司向中国销售产品额度占总销售额度的比例。

 

对于某些没有直接向中国销售产品，但在中国开设工厂等投资行为的公司，作者使用Fraction_China_Assets表征日本公司在华资产与总资产的比例。

 

作者还构建Fraction_Other_Sales，表征日本公司对除中国以外的国外地区销售额与总销售额的比例。

 

对于中国上市公司：

作者分别计算Fraction_Japan_Exports；Fraction_Others_Exports 表示中国公司对日本出口额占比与对除日本外的国家出口额占比。

 

另外，为了研究中日关系冲击影响股票回报的路径，作者还分别构建了政府、消费者脆弱程度指标。

 

具体地，作者使用给定行业内国有企业销售额与行业销售额占比作为政府脆弱程度指标SOE-Intensity，然后，通过识别公司为 B2B（business-to-business）还是B2C（business-to-consumer）以表征消费者强度Consumer_Intensity。

 

对日本企业在华雇员人数数据，作者构建Fraction_China_Empl表征日本企业在华雇员占比。

 

最后，作者还通过计算中日双方公司流通股份中的散户投资者比例表征该公司股票对投资者情绪的脆弱性（散户越多，投资者群体易受到情绪波动的程度加深，从而越可能造成股价的波动）。

 

03

实证与结果

 

在实证阶段，作者通过计算围绕两个目标事件的累计异常收益（CAR）表征企业产出绩效，对教科书事件与钓鱼岛争端分别命名为CAR_Textbook与CAR_Senkaku。作者首先通过下述模型，讨论双方企业互相的经济依赖程度是否显著影响在事件窗口期内形成的异常收益。

 

 

各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在（1）-（10）列中展示了日本企业相关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日本企业对华经济依赖程度显著地与窗口期内企业累计异常收益负相关，这一结论在不同的控制变量组，两个不同的冲击事件中都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Fraction_Others_Sales这一指标的估计值发生了符号反转而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这表示日本企业对华经济贸易并不能简单地作为日本企业对外贸易的代理变量，换句话说，对华贸易并非在日本企业对外贸易中占据较多份额。

 

总的来说，上表得出了文章的第一个结论：对华经济依赖程度显著地与中日摩擦事件中日本企业形成的累计异常收益负相关，并且这一负向关系在钓鱼岛争端中更加严重。随后，作者以中国上市企业作为样本集，重复了上述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首先，要在分析结果前提出的是，中国企业本就更少地与日本产生经济依赖性，在作者收集的样本中，75%的样本企业对日出口占比为0。

 

表中显示，对日经济依赖性同样地与中国企业在摩擦事件窗口期中的累计异常收益显著负相关。

 

这一结果与日本企业样本中的分析类似，但是从规模上，中国企业的累计异常收益似乎对对日经济依赖性具有更高敏感性。

 

随后，为了分析中日企业双方经济依赖程度与累计异常收益的关系在摩擦事件前后的变化趋势，作者使用滚动窗口在摩擦事件前后估计了前述模型，并将Fraction_China_Sales参数的时序变化绘制如下：

 

 

上面两张图分别绘制了以教科书事件（a）和钓鱼岛争端（b）构建窗口期的Fraction_China_Sales参数估计时序变化图，图中可见，在教科书事件前（图a第一条垂线左边），作者同样观测到了对华经济依赖程度与累计异常收益的负向关系，这一观测作者将其归咎于窗口期前日本寻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造成的局势紧张，而这一“事前”的负向关系并未在图b中发现。

 

在两个摩擦事件中，这一负向关系都持续增大，而且在教科书事件后这一关系（第二条垂线后）继续增大，但在钓鱼岛争端后这一关系几乎没有变化。随后，作者在中国公司样本上重复上述分析：

 

 

首先，对于中国公司样本来说，作者同样观测到了教科书事件前的局势持续紧张情况（图c第一条垂线前估计参数的持续下降），不同的是，作者在中国公司-教科书事件窗口期后还观测到了对日经济依赖程度与累计异常收益关系的完全反转，但是，事前下跌与事后反转情况都未在钓鱼岛争端中出现。

 

总的来说，上述图像表示如果扩大事件窗口期，之前得到的结论仍然成立，为了排除这种关系仅仅是因为某一方经济下行导致的联动，而非政治摩擦事件引起，作者还使用2007年日本地震与2008年四川地震作为事件重新估计了上述模型，并未观测到类似的负向结论。

 

完成前述分析后，作者开始解释前述分析中由于中日关系摩擦事件导致负面关系的生成路径。作者从两个方对路径进行检验，分别是消费者抵制和政府介入程度。

 

具体研究过程则是通过在模型中添加Fraction_China_Sales Consumer_Intensity的交乘项，因为Consumer_Intensity表示了某给定公司是否主要面向个体消费者开展业务，所以这一交乘项体现了消费者对给定公司绩效的重要程度。

 

对于政府介入程度，作者在模型中添加Fraction_China_Sales与SOE_Intensity的交乘项，因为SOE_Intensity表示了某给定行业中中国国有企业比例，所以这一交乘项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某行业的介入力度强弱。

   

 

加入交乘项后的模型估计结果如上表所示，在第一列和第二列中，作者分别引入两种交乘项。其中表征中国政府介入强度的交乘项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示中国政府介入强度较高行业中的日本企业会更多地因为对华经济依赖程度收到更大负面冲击。

 

第三列中，作者引入Fraction_China_Empl以表征特定公司中招收中国职工比例。该项的参数估计为正且显著，这表示日本企业通过聘用中国员工可以抵消部分的负面效应。

 

 

04

结论

 

在文章中，作者通过2005年和2010年两年中的两件重大的中日关系摩擦事件，并研究了国家间的摩擦对国际经济交流的影响。

 

通过研究，作者观测到了市场对摩擦事件存在明显的负面反映，这说明经济交流活动可以被国家间突然出现的异常事件所影响。

 

此外，文章还表示：这种影响的产生机制可归结为政府介入导致经济贸易行为难以开展（对日本企业来说）以及民间个体投资者消费者的排斥情绪（对中国企业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