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不良行为（逾期还债、拖欠信用账单、违约等）是经济领域的重要问题，如何筛选客户和预防客户的金融不良行为是影响银行机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大量研究发现个体的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等特征对金融决策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包括抵押贷款违约、信用卡使用程度、借款决策、储蓄和投资决策等。

然而，个体的非认知能力会如何影响其金融不良行为呢？

在传统概念中，个体的金融行为主要跟财产、收入、投资回报、金融知识、教育水平等相关。然而，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和金融行为（尤其是违约、失信等不良行为）直接的关系往往被忽略。

2018年，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Camelia Kuhnen教授和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的Brian Melzer教授在国际金融学顶刊《Journal of Finance》发表文章“Noncognitive Abilities and Financial Delinquency: The Role of Self-Efficacy in Avoiding Financial Distress”，从个体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角度研究非认知能力对金融不良行为的影响，对于关于心理学领域和金融学领域的研究都具有较大意义。

个体的自我效能定义为“认为自己的行为和努力可以影响未来的信念”。例如：坚信“有努力就有回报”的人有较高的自我效能，而坚信“努力了也不能改变什么”的人有较低的自我效能。

本文利用心理学领域常用的普林控制分数表（Pearlin Mastery Score），通过以下七个主观性问题对个体的自我效能进行测量：

（1）我完全没有办法解决我面临的问题；

（2）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被生活所摆布；

（3）我无法控制生活中遇到的事情；

（4）我只能做到那些我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

（5）在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麻烦时，我常常有无助感；

（6）我可以决定大部分在未来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

（7）对于生活中大部分重要的事情，我基本上无力改变。

本文基于追踪个体的调查问卷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源自美国全国青年纵向调查数据（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简称NLSY），主要包含两个数据集：一是1979年的初始调查数据，包含13000个14岁至21岁之间的对象；二是针对以上调查对象的子女，即儿童和青少年群体，在1986年至2014年间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

本文的主要研究样本来自第二个数据集，考虑到和金融决策相关的变量在2010年开始加入调查问卷，因此本文最终样本的年份包含2010、2012、2014，总共5933个有效调查对象。每个调查对象回复测量“自我效能”指标的七个问题，获得的总分在7至28之间，在最终样本中，取每个对象在2010年之前所有总分的平均值作为调查总分。然后根据所有调查总分的分布百分位数计算出各人的自我效能分数，范围在0和1之间。

首先，相关性分析发现：当个体的自我效能越高时，债务逾期、账单拖欠的比例显著下降，如下图所示：

其次，当个体的自我效能分数被量化成0和1之间的数值后，该文利用OLS方法研究个体自我效能对金融不良行为的预测能力，并控制认知能力、风险厌恶水平、耐心、大学学历、收入、净资产、年龄、性别、种族等因素的影响。

实证结果发现：当个体的自我效能越高时，其未来违约程度、信用卡逾期程度越低，并且更有可能获得信用卡贷款、车贷、抵押贷款，转向高利率现金贷的概率越低。如下图所示：

自我效能较高的个体是否受家庭影响较大？比如：父母在子女的性格养成过程中会投入更多精力和资源、在子女遇到困境时提供更多的财务支持等。

本文在实证检验中控制了家庭因素后，发现家庭因素无法完全解释“自我效能越高的个体，金融不良行为越少”的结果。

本文的机制分析发现，自我效能越高的调查对象，更有可能采取预防措施来避免陷入金融困境，例如为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进行储蓄、购买保险、设定退休计划等，因此当遭遇失业或患病时比自我效能越低的调查对象有更强的能力偿还债务。

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发现，个体的自我效能高低程度与其是否遭受经济冲击无关，比如生重病、失业等。这类经济冲击会显著地增加个体违约、账单逾期等金融不良行为的概率。然而，对于自我效能较高的个体，能够显著降低生病、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本文研究发现：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对金融不良行为有显著的影响，自我效能越高的个体发生金融不良行为的可能性越低，尤其是在经历重病、失业等经济冲击后，因为他们会采取预防措施来应对突发情况、避免陷入金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