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 数字货币对贫困与性别的长期影响
原文信息: Suri, T., & Jack, W. (2016). The long-run poverty and gender impacts of mobile money. Science, 354(6317), 1288-1292.
01 背景与问题
贫困与性别不平等一直是阻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两大难题。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其中大多数在南非），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并且每5个孩童就有一个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贫困女性的人数远大于男性。此外，全球有7.5亿名妇女和女童被迫婚嫁，30个国家至少有2亿名妇女和女童遭受过生殖虐待。更糟糕的是，过去的一年里，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妇女和儿童遭受到了家庭暴力。研究减少贫困以及性别不平等的因素已迫在眉睫。
同时，数字货币在肯尼亚逐渐普及。相对于纸质货币，其具备低门槛、低手续费、远距离汇款等优点。数字货币代理机构还与VISA合作，以支持国际转账。既有调查数据表明，在数字货币推出的短短十年之内，就已经有96%的肯尼亚家庭使用过。并且，仅有2,700台ATM机的肯尼亚，却有超过110,000个数字货币代理机构。
现有文献已就社会经济、教育、婚姻制度、电视、固定电话等视角对贫困与性别不平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充分研究。然而，短期内改变这些影响因素较为困难，但数字货币的快速发展似乎能打破这个僵局。已有研究表明，肯尼亚的数字货币可以帮助居民获得更多汇款，以抵御收入与健康的风险冲击。但数字货币真能改变肯尼亚的贫困以及性别不平等的现状吗?
为了深入探究数字货币对于肯尼亚居民贫困与性别不平等的长期影响，本文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分析：（1）数字货币是否减少了肯尼亚的贫困与性别不平等问题? （2）数字货币对贫困与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机制是什么? （3）如果减少了，那么数字货币究竟使多少肯尼亚家庭摆脱了贫困，又使多少妇女能进入销售行业呢?
02 数据和方法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作者自身调查与收集的肯尼亚家庭居民数据（2008至2014年）。2008年，作者从肯尼亚南部的118个地区随机选取了3,000户家庭。2009年进行了追踪调查，有2,017户原抽样家庭完成调查。2010年调查了2008年抽样中的1,595原抽样户居民，其中265户没有在2009年进行追踪调查。2011年对前几轮缺失家庭进行补充调查，但因内罗毕（肯尼亚首都）的样本流失率过高，所以剔除了2011年之后内罗毕的480户居民家庭样本。在2014年的最终调查中，收集到了1,608户原抽样居民的数据。图1为肯尼亚人口密度分布图。
图1 肯尼亚人口密度图
（1）对于数字货币的测度。作者使用在肯尼亚的自研数据，选取了居民家庭附近一公里范围内数字货币代理机构的数量。
（2）对于长期贫困的测度。作者使用在肯尼亚的自研数据，通过对于消费、资产、职业选择、移民、家庭构成等指标进行测度。其中，消费是通过家庭人均消费的对数、家庭人均消费对数的变化、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贫困（每天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等四个具体指标进行测度；资产的测度为家庭资产的对数、储蓄的对数、使用金融工具的原因（安全性和便捷性）、银行账户数、储蓄信用合作社账户数、储蓄信贷协会账户数；职业选择的测度为选择从事创业或销售、半熟练工、农业、兼职的居民数量；移民的测度为自2007年开始家庭是否有成员移民以及移民的人数；家庭构成的测度为家庭的规模、孩童数量。
（3）对于性别不平等的测度。作者并非使用传统的性别不平等测度指标，而是通过以女性为户主与数字货币代理机构的交互项来测度性别效应。
本文的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下标i、j分别代表居民和地区，y为2014年家庭或个人相关结果（如：人均消费、贫困、极度贫困等）；A：2008-2010年间家庭周围一公里内M-PESA代理机构的数量；X（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项；γ：地区固定效应；ε：误差项。
03 结论
为了避免数字货币代理机构的推出受到个人或者家庭特征的影响，作者对数字货币代理机构与个人或者家庭特征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选取不同范围内机构数量变化（1公里、2公里、5公里）的情况下，数字货币代理机构的推出与个人或者家庭特征都基本无关。
表1 数字货币代理机构推出的相关性分析
（2008-2010年）
如表2所示，作者对居民消费（以家庭人均消费的对数、家庭人均消费对数的变化、每天生活费用低于1.25美元的人数、每天生活费用低于2美元的人数四个指标测度）进行了三次回归：第一个为基础回归，第二个加入了女性户主与数字货币代理机构变化的交互项，第三个在第二个的基础之上加入了家庭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财富、家庭银行账户数分别与数字货币代理机构变化的交互项。作者发现，以女性为户主的效应是平均效应的两倍以上，并且数字货币代理机构变化排在25%-75%的女性户主比前25%女性户主在人均消费上高出18.5%。
表2 数字货币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表3的回归形式与表2一致，作者通过回归发现数字货币增加了居民的储蓄，且以女性为户主的家庭受益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的推广确实增加了居民的银行账户。其原因为数字货币代理机构一方面在积极地与银行合作，另一方面，数字货币又是银行的强力竞争对手，从而倒逼银行抢占市场。
表3数字货币对居民资产的影响
接下来，作者还检验了数字货币对于居民职业选择、移民以及家庭构成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发现，数字货币更多地增加了居民创业或者从事销售工作的概率，并降低了女性从事农业或者兼职的概率。此外，数字货币还优化了居民家庭结构。
表4数字货币对职业、移民、家庭构成的影响
最后，作者认为数字货币可以通过以下几条影响机制来降低贫困以及性别不平等。第一，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更加安全与便捷的储蓄渠道，可以增加人们（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的现有储蓄，从而提高以后的消费。第二，移动货币通过增加正规或地下贷款，从而增加了生产性投资。第三，移动货币分担了风险，从而使女性居民能从事更高风险和报酬的职业。第四，数字货币通过降低汇款的成本，让居民能够由低收入地区迁移至高收入地区。同时，作者还进行了数字货币对肯尼亚全国的贫困与性别不平等的总体效应测算，发现数字货币的推广使全国194,000户家庭摆脱了贫困，以及185,000位女性进入到了创业或销售行业。
04 创新点
首先，本文的研究主题较为新颖。与已有研究更多关注无线电、固定电话、电视等传统信息通讯技术对贫困与性别不平等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本文更多关注于更为先进的信息技术对贫困与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其次，本文所选的研究地区较为独特。作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世界上最为贫困且性别歧视较为严重的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更能突显本文的研究意义。
最后，本文的研究视角较为丰富。作者不仅研究了数字货币的经济影响，还在研究之中加入性别效应这类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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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思考
首先，作者使用了丰富的数据，能较为全面地测度居民贫困（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并且，在表格的主回归以及固定效应中都加入了交乘项，使得结果更加稳健。
其次，作者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影响机制，并且对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使得本文的论证得到进一步强化。
最后，时至今日，区块链以及数字人民币等数字技术在中国得到飞速发展，他们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呢?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Mobile money, a service that allows monetary value to be stored on a mobile phone and sent to other users via text messages, has been adopted by the vast majority of Kenyan households. We estimate that access to the Kenyan mobile money system M-PESA increased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s and lifted 194,000 households, or 2% of Kenyan households, out of poverty. The impacts, which are more pronounced for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appear to be driven by changes in financial behavior—in particular, increased financial resilience and saving—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such as occupational choice, especially for women, who moved out of agriculture and into business. Mobile money has therefore increased the efficiency of the allocation of consumption over time while allowing a mor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labor, resulting in a meaningful reduction of poverty in Kenya.
*内容来源：3E经典论文，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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