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最终消费的贡献率一直处于高位，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达到了54.3%，然而居民消费率却一直维持在40%上下的较低水平。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符合我国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的必经之路。而充分发挥居民消费潜力，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新业态、新模式，其动力作用不容小觑。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近几年智能移动终端迅速普及，网上零售持续扩容，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电商平台大力推广的话题营销、种草营销、短视频营销、直播带货等新型方式，使得网络消费不仅呈现出规模扩大化，还体现为结构升级，进而成为消费加速的新力量。

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超过8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59.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达2.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2020年12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超过9.8亿人，网络消费用户规模达到了7.8亿人。持续扩张的网民基数为网络消费迅速发展提供了条件，方便、快捷、多样化的网络消费对传统消费的替代作用进一步凸显。

这种新消费模式的出现潜在地将整个社会划分为两大群体，即网络消费家庭和传统消费家庭。如果前者的消费支出额显著高于后者，那么理论上讲，后者转变为前者，将会一定程度上释放一部分消费，进一步扩大内需。而普惠金融意在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提供信贷，缓解家庭所受的流动性约束；另一方面间接提升了消费者金融素养，改变家庭资产结构，提升收入水平，进而通过资产及财富效应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得支付的便捷性大为提升，从而也带动了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易行健和周利，2018；张勋等，2020）。为更深度研究网络消费这一新型消费模式，并进一步明确住户部门金融发展的方向，提升消费金融的服务质效，我们使用CFPS2016-2018的数据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尝试从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网络消费的角度挖掘居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的可能性，并定量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对网络消费支出的带动效果。

理论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提升了家庭消费能力，促进了消费意愿的发生、以及消费形式的转变，带来了更多的网络消费支出。而网络消费虽因价格优势挤出了实体消费，但线上购物的体验增加了消费的选择自主性，个性化的长尾消费需求能够通过平台匹配得到精准的满足，消费者的异质性偏好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而被充分挖掘，另一方面又被激活出潜在消费、催生出新消费。统计性分析发现网络消费家庭的年度消费支出、年收入、总资产与净资产均是总体样本的1.3倍左右，在消费支出、禀赋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异质性。且网络消费家庭多为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镇家庭，受流动性约束的比例较少。我们同时也统计了按收入和户主年龄分组后的网络消费家庭占比，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最低收入组、户主年龄大于65岁的网络消费家庭占比远低于其他群体和平均值，对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这两个群体户主上网的比例、互联网作为重要信息来源渠道的比例均远低于总样本平均水平。

考虑到普惠金融发展大大提高了居民金融参与的便捷性，降低了相应门槛，我们使用代表传统金融渗透状况的家庭金融参与程度、代表数字金融发展状况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共同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使用Probit模型进行了检验。重点关注不同普惠金融发展程度下的家庭如何产生网络消费行为，即关注了怎样增加更多网络消费家庭的问题。（1）总体分析来看，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正向地提升了家庭网络消费的概率，结合原始数据及估计系数，收入增加、金融服务参与种类的增加、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改善、家庭上网成年人数量的增加，提升网络消费的概率较大。（2）分城乡研究发现，金融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对提升城镇居民家庭网络消费概率的意义更大，而收入、家庭平均受教育程度、参加养老与医疗保险人数占比则对于提升农村居民家庭网络消费概率意义更大，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于总体农村家庭网络消费概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影响显著，低收入群体对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更敏感。（3）分四个异质性群体来看，收入在不受流动性约束的两个群体中，对家庭网络消费概率的影响较大，而金融参与程度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在有耐心且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家庭中影响更明显。（4）老年家庭金融参与程度的增加大幅提升了网络消费概率，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影响不明显，说明整体社会的进步难以精准解决老年人数字鸿沟的问题，而通过线下对金融服务参与的渗透，则可以较高效率地促进老年人群体网络消费行为的发生。（5）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已经网络消费的家庭来讲同样有意义，会提升其网络消费的频率。

同时，基于扩大居民消费的研究目的，我们研究了网络消费家庭的增多是否总体上带来了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为避免统计性分析的样本选择性偏差，我们采用静态横截面数据及动态两期面板数据，分别使用了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模型及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发现：（1）总体上，网络消费行为在提升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上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网络消费行为能使家庭消费支出增加约20%，会带来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的下降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比的上升。（2）有网络消费行为的城镇家庭、老年家庭及农村低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增加更明显。后两种家庭有着较强的消费多样化需求，然而数字鸿沟带来的两极分化情况较为严重，其存在阻碍了大部分人群享受数字经济带来的便利。（3）转变为网络消费家庭初期，消费支出增长低于横截面数据中的综合效应，说明家庭开始网络消费之后的支出增长是渐进的。

进一步地，针对网络消费家庭，研究了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其网络消费支出额的影响，即关注了如何使这些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更多。继续选择网络消费家庭样本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普惠金融发展对这些家庭网络消费支出绝对额的影响。（1）金融参与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显著正向提升了家庭网络消费支出额，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2）分组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更深地影响了城镇家庭、频繁网络消费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3）家庭金融参与程度对数字金融发达地区的家庭网络消费支出影响更大，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字金融一般地区影响稍大，说明在发达地区要更侧重微观家庭金融的参与，而在一般地区要尽力追赶，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4）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更多促进了传统金融参与程度较高家庭的网络消费支出。（5）青年家庭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较小，老年家庭受影响最大。统计性分析发现青年户主家庭的网络消费比例高达70%，网络消费支出也相比较其他两个群体更多，因此在网络消费已成为绝大部分人固定习惯的情形下，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对于青年家庭网络消费支出就无足轻重了。而对老年网络消费家庭来讲，情形恰恰相反，家庭金融参与程度的提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进步可以更大幅度提升其网络消费支出额。（6）家庭收入越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网络消费支出额的影响越大。机制分析表明，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便利支付、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家庭收入三种机制提升家庭网络消费支出额。

在互联网广泛普及的当今，网络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主要的消费方式。网络消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实体消费，但总体效应是扩大了家庭消费支出。而普惠金融的更进一步发展能更大程度上推广网络消费和提高网络消费支出额。上述结论带给我们的政策启示主要有：首先，鼓励金融机构进一步开发适合家庭的金融产品，一方面重点加强对老年群体的线下金融产品渗透，并根据资信、财务状况细分客户，分类别推荐不同的金融理财产品、信贷产品等；另一方面深入推广便携式移动设备客户端或小程序，完善、细化其金融功能，积极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区域平衡发展。其次，重视使用传统媒体推广互联网使用，并在适当场合设立公益助老点，一对一解答网络使用的日常问题，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使互联网融入到衣、食、住、行等各个生活场景，潜移默化改变居民的消费方式。再次，促进农村低收入者的收入提升、保障低收入家庭成员受教育的权利，避免因贫弃学的情况发生，并继续提升新型农村医疗保险的保障力度，激发重点群体消费意愿。从而在微观家庭层面，充分释放隐藏的消费潜力，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在中观、宏观层面，能有效抵抗和降低以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事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

*文章来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侵权必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