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国内储蓄率始终位居世界前列（尽管期间有过波动），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物质财富大量积累。当前热议的全社会债务存量不断膨胀的现象，如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是国内物质财富大量积累后的会计记账结果，是好事，而非坏事。

当作为流量的实物储蓄不断地以借贷的方式向投资转化，必然导致：（1）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存量不断增加；（2）全社会的债权债务关系不断膨胀；（3）以债权形式托管在产权登记部门的金融财富不断膨胀；（4）与债权相对应的债务存量不断膨胀。因此，从宏观角度看，全社会债务存量不断膨胀仅是全社会物质财富不断膨胀的一个会计记账结果而已。

债务对于单个企业或个人来说是负担，是坏事，但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如果它能与物质财富同步增长，则是福利，是好事。稍有会计常识的人都知道，有债务必有债权，否则你从哪借的债呢？因此，债务存量越大，则意味着债权存量越大，从而簿记物质财富的债权类金融财富的存量越大。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出质疑，社会上大量的债是向银行借的，是虚拟财富，或者说，是纸上富贵。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然。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质疑，具体讨论一下银行在充当借贷媒介过程中所发生的真实债权债务关系。

假设甲企业为购置设备向S银行申请一笔100万元的贷款。甲企业首先需和S银行签订一份贷款合同，并在S银行开立一个存款账户，然后，S银行在甲企业开立的存款账户中增记一笔100万元的存款，整个贷款过程就完成了。如果不考虑存贷款利差问题，那么，当上述贷款过程完成时，甲企业和S银行所发生的真实债权债务关系是：甲企业欠银行100万元（以贷款合同为依据），与此同时，S银行也欠甲企业100万元（以银行存单为依据）。因此，从净债权债务关系看，当上述贷款过程完成时，贷款者和银行之间实际上互不相欠。

那么，甲企业为什么愿意支付高昂的利差成本而向S银行申请贷款呢？这是因为，由银行开出的“借据”（存款凭证）是拥有最高信誉和流动性的“借据”，它几乎可以实现任何类型的“实物借贷”——企业或个人向银行贷款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物借贷”，更通俗地讲，就是为了“购买”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必须的商品、服务和劳动力，否则它们没有必要支付高昂的利差成本而向银行贷款。

普通民众往往只见债务，不见债权，以至于谈债色变。实际上，如果从宏观角度看，债务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仅是全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会计记录而已。说得更具体一点，全社会的债务存量仅是实物储蓄以借贷的方式向投资转化后借方的会计记录。

之所以说，债务对于个人、家庭或企业来说，是负担，是坏事，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是福利，是好事，是因为：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有债务则必有与之相对冲的债权，当全社会的债务和债权对冲之后，虽然债务债权类金融财富归零，但与之相对应的物质财富却得以留存，并会随着债权债务关系的膨胀而不断地积累壮大；对于个人、家庭或企业等微观个体而言，有债务却未必有与之相对冲的债权，由于债务是负的金融财富，因此，债务的增加会威胁到债务人所拥有的金融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全社会债务存量的扩张和全社会宏观杠杆率的上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仅指全社会的债务总量在上升，而后者则是指全社会的债务总量和资产总量的比值在上升。债务总量上升并不意味着宏观杠杆率一定上升。

正是由于经济社会存在不断膨胀的债权债务关系，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才会得到不断积累。否则，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扣除实物交换的部分）只可能有两种命运：要么被它的所有者全部消费掉，要么被堆放在所有者自家的地窖中烂掉（实际不可能发生）——类似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真若如此，整个社会将不会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如果产品的所有者把它借给他人，不仅可保全其原有价值，而且还可获得可观的利息收入，何乐而不为？对于借方而言，同样可以从中获益：企业家可以将借来的产品组合起来，形成新的生产力，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并赚取可观的利润收益；消费者可以用借来的产品解决消费和收入错配的问题；政府部门则可以用借贷的办法来平滑税收和支出的波动。

延续上面的例子，假设甲企业用贷款派生的存款向乙企业“借入”（购买）100万元的设备，钱货两清后，甲企业将其在S银行的100万存款转入乙企业在S银行开立的存款账户，此时的债权债务关系演变为：甲企业欠S银行100万元（以贷款合同为依据），与此同时，S银行欠乙企业100万元（以银行存单为依据）。

因此，当上述贷款活动和“实物借贷”活动都完成后，最终的会计轧差结果是：甲企业向乙企业“借入”（购买）了100万元实物商品，乙企业则获得了一张由S银行开立的100万元的借据（银行存款）。这张100万元的借据，就是银行系统增发的货币。

在这个过程中，S银行的净债权增量为零，但作为金融中介，它获得了可观的利差收入；与此同时，在它的帮助下，经济社会通过借贷的方式实现了价值100万元的实物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物质财富的积累）。因此，若从会计学角度看，在以银行为媒介的融资活动中，真实的借贷关系实际仅存在于企业（个人）和企业（个人）之间，而非企业（个人）和银行之间。

继续延伸上面的例子，如果S银行因存款准备金头寸不足（即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行的“借据”——基础货币供应不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政策偏紧），它只能向甲企业提供80万元贷款，甲企业在签订贷款合同后仅获得80万元的存款（借据），那么，在现有价格水平下，甲企业只能向乙企业借入（购买）80万元的设备。而对于乙企业而言，尽管它最多可生产100万元的设备，但它最终只会生产80万元的设备（假设乙企业生产的设备只有甲企业需要），而不会满负荷生产，然后将20万元“借”（卖）不出去的产品放在仓库中锈蚀掉。

在上面的例子中，仅是由于央行不愿向商业银行多开出一纸借据（几乎不花费任何社会成本），就导致全社会的实物储蓄和实物投资减少了20万元，相应地，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量也因此减少了20万元。非但如此，由于甲企业的设备投资低于最大可能值，从而其产能扩张也将低于最大可能值，进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从上面的例子可以悟出一个简单的道理：当经济的产出潜能尚未完全释放，或者说当市场尚未完全出清时，“印钞票”同样可以创造物质财富。

还有一种情形：由于央行基础货币超量发行，导致S银行最多可以向甲企业提供120万元的贷款。假设甲企业是两个同业竞争企业甲1和甲2的加总，二者共同到S银行竞争120万元的贷款，拿到贷款后，又共同到乙企业竞买设备。在原有价格水平下，乙企业最多只能生产100万元的设备，但由于货币超发，甲1和甲2企业总的名义购买力上升至120万元，竞买的结果必然是，二者购买的设备总量依然等于乙企业的最大产能，而出清价格则是原来的1.2倍。也就是说，央行超量发行货币，并不能提高商品的出清数量（GDP），它只会抬高商品的出清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上述例子告诉我们，在现代经济社会，钱或者说货币，是人们最常使用的“实物借据”（债权凭证），而且是由国家背书的拥有最高信誉和流动性的“实物借据”，这也是为什么随着物质财富的积累，M2余额（银行存款余额）越来越大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钱”多了是好事。但是，如果对货币的发行不加管控，则很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各国都法定中央银行对货币发行进行管控，即根据全社会商品（服务）的产出能力来确定货币的发行规模。

然而，“钱”发少了对经济的危害更大，因为，如果缺少“钱”这种公信力最高，流动性最好的借据，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就很难“借”（卖）出去。一旦货币供应不足，企业的最优选择一定是压低产能，而不会满负荷生产，然后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堆放在仓库（烂掉）。这样一来，不仅全社会的物质财富积累量（储蓄）会减少，而且消费总量也会减少，经济资源被无谓浪费。因此，衡量全社会货币发行量多了还是少了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经济的产能利用率。

一般来说，如果经济的产能利用率低于80%，就说明货币供应不足，此时央行应适度扩大基础货币的发行，以提高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如果经济的产能利用率高于85%，则说明货币供应过量，此时，央行应适度回笼基础货币，以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活动。就目前我国的情况看，经济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已明显低于80%的正常值水平，货币政策本身应该大幅度放松，而非保持“稳健中性”。

当然，当具有最高公信力的借据（现金和活期存款）出现短缺，市场也会被迫“创造”一些变通措施，以缓解“钱”不足的压力。例如，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工具——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会因“钱”发得少而明显增加。年初国内甚至出现了用猪肉来偿债的极端做法，这实际是国内货币供应严重匮乏的一种极端表现。

总之，政府不仅要防止货币的多发，更要防止货币的少发。货币多发，将会引发通货膨胀，导致债权人财富缩水，进而引发社会关系的紧张；但如果货币少发，不仅会引发通货紧缩，导致债务人负担加重，而且还会导致GDP蛋糕变小，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这不仅会压缩政府当前的施政空间，而且还会损害经济未来的增长潜能。因此，如果我们固守货币越少发越好的错误理念，那么最终将会使包括政府在内的全体国民受损。

中国的货币存量相较其他国家之所以偏大，主要是因为国内借贷融资是以银行为中介的间接融资为主，而欧美国家则主要以债券类直接融资为主。实际上，对于投资者（借贷者或者储蓄者）而言，持有银行定期存款和持有债券并无本质差别。如果将国内由企业和个人贷款衍生的银行定期存款视为“债券”（而非货币），那么，我国的真实货币存量其实并不如M2统计量所反映的那么大：在我国M2统计量中，55%是流动性很差的定期存款。

*文章来源：经济学家茶座 Teahouse、经管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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