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况：熊易寒，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副院长。

学术论文的选题策略和写作技巧，其实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式，每一个成熟的学者都会形成带有自身印记的体验、心得和章法，进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旨趣与写作风格。一个好的学术研究，我认为应该具备这样一些要素：首先是提出一个好的问题；其次有一个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是质性的方法或者定量的方法，也可能是混合的方法；最后要有好的数据。当然最好还有好的文笔，好的文笔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不仅可以更加精彩地表述问题、描述现象，还可以增进大家的阅读兴趣。

研究领域和选题不一样，选题是我们写一篇论文或一本书时所提出的一个研究问题，而在进入选题阶段之前，我们先要选择一个研究领域。这里可以借用商学院上的一个术语——“蓝海战略”：如果某个领域研究者相当多，竞争非常激烈，我们就称之为“红海”；如果某个领域相对较新，你是拓荒者，竞争者很少，那么我们就称之为“蓝海”。一般来说，“蓝海”比“红海”的投入产出比更高，因为之前的研究者相对较少，可供我们深挖的潜力可能更大，所以我们尽可能不要轻易进入一个过度拥挤的“红海”的研究领域。一方面红海的开发时间比较长，新发现、新理论的概率更低；另一方面，我们作为后来者也不容易脱颖而出。

大家都知道“蓝海”更好，但问题是怎样发现“蓝海”？当我们感觉一个领域非常有研究价值，那么在搜索文献的时候，通常一定会发现该领域之前已经有人研究过，如果侥幸在中文世界没有发现同类的竞争者，那么在英文世界里也往往会找到同类的竞争者。如果发现之前没有人研究，有可能是文献搜索使用的关键词不对，也可能是该领域暂时没有研究可行性。发现“蓝海”是不容易的，不要轻易填补国内外研究空白。“红海”与“蓝海”是相对而言的，以我自己为例，十几年前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农民工问题就是一个红海，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都在进行研究，但那个时候农民工子女问题还是一个蓝海，我是比较早进入这个领域，并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现在，农民工子女问题也差不多变成一个“红海”了。

当然，除了“蓝海”，“红海”也有开发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细分的策略，把“红海”中的某一个区域开发成一个类似于“蓝海”的领域。“红海”一旦获得成功，影响力会更大，因为它的读者群更大，引用率也更高。总体上，对于青年学者来说，选择“蓝海”是一个比较好的战略。

选定一个研究领域之后，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研究问题，明确自己的问题意识。那么，什么是问题意识？检验一个学者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能不能用一个“为什么”来表述自己的研究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学术问题通常都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并且现有的理论没有办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它能够引起我们的好奇心，构成了一个puzzle。

怎样去发现问题？研究者需要具备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即能够在具体和抽象之间不断切换，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转化为学术问题的能力，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书呆子用书本知识解释一切，生活在抽象世界里；普通人用日常经验解释一切，生活在具体世界里；而学者必须在抽象与具体之间往返穿梭。在学术研究中，我们要逐渐培养这种能力。

譬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了“搭便车”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常识，我们可以用一句谚语来表达：“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我们生活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体会。但这种现象背后是什么呢？从一个和尚、两个和尚到三个和尚，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怎么把它概念化呢？用学术语言来说，从一到三，就是组织的规模问题。这样就把现象抽象化了。组织规模越大，人们越倾向于搭便车，因为个人的贡献很难被其他人有效地识别，做多做少一个样。

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梁启超说：“能够发现问题，是做学问的起点；若凡事不成问题，那便无学问可言了。” 爱因斯坦也认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更困难，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无论是梁启超还是爱因斯坦，都认为提出一个问题要比解决一个问题更加困难，更加重要。因为如果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就无法意识到它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出问题或者重新定义问题是最重要的创造性活动。提出猜想的人往往要比最终证明猜想的人更为人们所熟知。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问题是好的问题？好的题目在现实层面和理论层面均具有重要性。现实上的重要性在于，你所解释的现象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是重大的、具有持久影响的，譬如经济增长、国家兴衰、政体转型、社会冲突。有些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问题，我们可能无法找到终极答案，但恰恰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我们对于知识的兴趣和激情；理论上的重要性在于，你提出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比前人更为有效地解释了某个重要现象。理论一定涉及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不一定是理论。理论涉及的是抽象层面上重要的因果关系。

我们都希望能够选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但重大的问题绝不是大而不当的问题。有些人可能对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价值中立存在一些误读，认为对我们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问题，应该在价值上、情感上保持完全的中立，不应该有个人情感的涉入，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价值中立只是说我们不应该因个人的主观偏好去裁剪事实，比如凡是符合我的预设的资料就认可它，不符合的就无视、忽略它。我们对自己的价值立场应该有一种反思，每个人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立场带入到研究中，这些价值立场可能包含了某些偏见，但我们并不排斥在研究中有个人情感的涉入。比如有人去研究种族歧视，研究大屠杀，我相信你肯定会有愤怒，没有愤怒是不正常的。我们可能会对研究对象有好奇、着迷、愤怒，但是情感不会让我们去歪曲事实、伪造数据，不会影响到我们相对全面、客观的判断。实际上如果没有情感的涉入，是很难坚持在一个问题上投入很多时间、精力的，也很难有创造性的发现和洞见。

其实，我的博士论文一开始是想做乡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过程。但我2006年、2007年回到湖南做研究时发现计划生育已经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地方政府不再严格地执行这个政策，农民与基层政府在生育问题上的冲突也大幅减少了。后来我就转向了对农民工子女问题的研究，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转变，起因于200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叫做《心里话》的诗朗诵，在一瞬间征服了我。这个节目让我第一次关注到农民工子女这样一个群体。孩子们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三个月后，我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已经执行了一年的博士论文计划，重新选题，写这样一群“城市化的孩子”。这个选择背后其实就是我的价值观和情感在发挥作用，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也曾经在县城的中学借读，对他们的经历我感同身受。

有了“大问题”，同时也要有“小答案”，小答案应该是足够具体的、可靠的。“小答案”就意味着我们不要追求面面俱到，不要想着百分之百解决、终结一个问题，一项好的研究能够不断激发后续的研究，在争论中让问题得到推进。一个重大的问题往往需要我们化整为零，把它分解为多重步骤的过程。比如X导致Y是一个好的理论，X和Y之间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距离，因为如果它们之间的距离太短，它们很可能就是同一事物。而一个比较长的因果链条，需要被分解为若干个步骤和中间过程。

论文的问题类型大致可以分为研究问题、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研究问题通常用“为什么？”的句式来表示，常常表现为悖论——需要一个让悖论变得合理的理论。譬如，既然人是理性的，为什么不选择搭便车而愿意参加革命？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参加革命，我一个人承担百分之百的成本，但是受益者可能是以万计、以亿计的，我的收益可能是万分之一、亿分之一，这样一个在经济学意义上明显不理性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

现实问题一般用“是什么？”的句式来表达，常常表现为困境——需要一个包含价值判断的事实陈述。譬如，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个事实陈述其实有很强的价值判断成分，“苦”、“穷”、“危险”都不是绝对的概念，而是相对的、比较的、建构的概念。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用到一个词叫“空心化”，我们在研究城市化的时候讲到中国乡村的空心化问题，这个空心化就是一种包含价值判断的陈述。它把农村人口的减少表述为一种危机，你看城市越来越像欧洲，农村越来越像非洲。农村的人才在流失，资源在不断地被抽取，导致农村在凋敝。而换一个角度，换一种价值，农村的人口的减少不是空心化，而是城市化，城市化就是农村的人口向城市迁移，农业部门的人口向工业部门、商业部门迁移，这是一个正面的现象。农村人口少，不代表凋敝，欧美的农村人口也是很少的，但农村的人均收入跟城市相差无几。

政策问题通常用“怎么办？”来表述，常常表现为策论——需要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譬如，在邻避运动盛行的情况下，如何解决邻避型公共设施的选址问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可以提升居民的支持度和遵从率？

在写文章之前，要考虑清楚是要解决一个研究问题、现实问题还是政策问题，定位准确才能把论文写好。如何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认为大体上有三种途径：

第一，通过对社会事实的观察，发现有趣的和重要的政治事实，进而寻找其背后的缘由。譬如，为什么同样是资本主义体系，欧洲是高福利国家，而美国的福利水平比较低？为什么意大利的南部和北部实行的是同一套政治制度，民主的绩效却大相径庭？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往往伴随着比此前的贫困时期更多的社会动荡？大家既要关心关注国家大事，譬如媒体的深度报道，为我们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多线索；同时也要留心身边那些不起眼的小事，譬如城市更新导致很多社区小商业消失了，这会给城市社区的社会资本、邻里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第二，寻找理论和社会事实之间不吻合的地方。当两者有出入的时候，去寻找新的解释。我们要在理论文献与经验世界之间反复穿梭，发现理论与事实相悖反的情况。譬如，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学者认为只要把价格搞清楚，就会有良好运行的市场，而事实并不见得如此，那么这背后的缘由是什么？又如，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在缺乏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人们不大可能参加集体行动；但事实上人们经常会奋不顾身地参加集体行动。

第三，理论对话。面对不同的理论流派，我们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理论范式，从而调和这些看似有冲突的理论，这也是一种发现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通过阅读文献，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寻找现有理论的软肋，在理论争辩中找到自己的学术立场，或将原本对立的或不相关的理论范式整合起来，譬如，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取向与文化研究取向，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多元主义与精英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这些看似针锋相对的理论传统是否可以调和乃至于整合成一个新的理论范式？

需要特别强调一下，在中国在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认为需要兼顾两个立场。

第一个立场我称之为“在中国”。 所谓“在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in China，是指“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不存在美国/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美国/中国只是一个田野（所有的国家都一样），美国/中国的经验现象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研究者必须通过对经验材料和数据的分析，通过理论与事实的互动、中西经验的对话，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通则和理论。我们不能把中国看得过于特殊，一定要在比较的视野中观察和思考中国。

所谓“为中国”，用英文来表述就是social science for national interest，社会科学必须关注社会的福祉和人类的命运，作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还有义务为中国的社会发展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唐世平认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是通过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知识来改善人类的福利。从这个层面上讲，社会科学不是“玩学术”，而是要解决基本问题。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思考“Who cares”——为什么别人要关心我写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与我的研究对象无关的人想要阅读这篇文章，想要去看这本书？我的论述中一定有他所关心的那些社会事实，有他所关心的那些因果关系。“So what”——也许你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在理论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就需要make sense，为我们的研究建构意义。

无论是问题的发掘，还是意义的建构，都需要借助社会科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不是天马行空的，而是基于我们既有的理论，基于我们之前的知识沉淀。我们提出的问题应该具有知识增量的意义，能够刷新学术界的认知。

怎样去培养这种想象力、创造力？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研究方法的训练，理论的积累，阅读和模仿，但它们都不是想象力本身。我相信想象力有一部分来自于天赋，比如爱因斯坦的天赋；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于训练，通过研究方法的训练，通过对现有知识的阅读和理解，可以提升我们的想象力。每一门学科看待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这可以通过训练来部分地达成。其实学者最基本的能力就是一种工匠的能力，学者就是学术工匠。我们称之为大师的人，其论著像艺术品一般精致，这种才华很大程度上依赖天赋而不是训练。而对于一般的学者，能够做出“工艺品”就不错，刚入门的初学者哪怕做出一个“日用品”也值得肯定。学术训练只能保证我们做出“日用品”以上水准的合格产品，并不能保证一定能生产出一个“艺术品”。

那么在训练过程中如何培养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呢？我个人的建议是：

第一，我们要有保留地、批判性地读书，一定不要迷信任何经典。所有的作品都有漏洞，要么是事实层面的，要么是逻辑层面的，甚至有可能提问的方式就已经错了。

第二，我们要关注大事和身边的事。观察的能力非常重要，一个对理论敏感的人，应该对生活足够敏感。如果你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熟视无睹，非常迟钝，是不太可能做出非常好的研究的。发现问题的起点是观察。

第三，要多思考，善于联想。读书的强度不要太大，要有一定的时间用于思考。如果阅读不能激发你的思考，要么这不是一本好书或好文章，要么你根本没有读懂。

第四，要建立学术档案。学者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把不同的文献分门别类地储存在电脑里，自己有任何的想法、灵感，也一定要把它们记录在案。

最后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写作技巧。 

其实我不认为有什么写作技巧，如果说有，那么最重要的技巧就是不断地写作。

每个人做研究都会吃一些苦头，如果没有吃过苦头，不太可能形成所谓的技巧。技巧本质上一种适应和进化，我们在摔过跟头之后形成的生存技能。教科书不可能教这样的研究经验，我也没有办法直接教大家，大家只能自己在研究中自行掌握。 不下水就永远学不会游泳，做研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为什么持续写作很重要？第一，如果不去写作，你会觉得脑海里所有的想法都是完美的。如果所有的想法只在大脑里运转，不形成文字,除非你有无与伦比的逻辑思维能力，否则很难发现它的漏洞所在。没有人可以一气呵成写出一篇无懈可击的论文，我们要通过写作来增进对自身的理解。第二，我们可以通过写作来促进他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果你不写出来，别人没有办法真正去理解这个问题，也没法理解你的想法，所以写作是至关重要的。

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两个意识，一个是我们前面强调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在研究或者写作开始的阶段未必明确，它是一个逐渐聚焦的过程。特别是对于质性研究来说，我们的研究问题有可能是在研究的收尾阶段才包装完毕。大家千万不以为论文各个组成部分的顺序和我们写作的顺序是一样的。我们的摘要和导言往往是最后才写好的，先写实证部分，再写文献综述，再写结论部分，最后才写导言。为什么最后写导言，因为导言要把论文的全部“卖点”呈现出来，不到最后阶段，我们往往不知道论文的“卖点”或亮点在哪里。

讲到“卖点”，就涉及我们要强调的第二个意识，市场意识：你的读者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要看你的论文？他们（匿名审稿人）为什么要支持你的论文在某个期刊上发表？他们（同行）为什么要引用你的研究成果？我们写中文论文和英文论文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翻译问题，更重要是，中英文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有所差别，对话的理论或引用的文献不尽相同，对现象的描述也不一样。譬如，中文语境里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不用做任何解释，中国人马上就能理解。但你要把它翻译成Private Migrant school，外国读者就很难理解，因为他们会觉得私立学校很好，比公立学校好多了，你必须进一步解释，这类是专门招农民工子女的，并且缺乏合法的办学资质。

不同的学科也不一样，你的论文投给政治学、经济学期刊，还是社会学期刊，写作肯定不一样，运用的理论也会不同。面向学术界、大众还是政府官员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关注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学术界有更强的理论偏好，这个故事对理论发展有什么推动？大众可能有猎奇的心理，这个故事是不是引人入胜？官员更加关注的是故事背后的政策议题，这个议题是不是重要，是不是亟待解决的。但大家都喜欢有趣、有意思的文本，没有人喜欢读无聊的东西。

写作需要灵感。灵感是怎么产生的？灵感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轻易获得，需要在某一个问题上有长时间的积累和摸索。产生灵感的时刻、地点，都具有非常强的偶然性，也许在高铁上，也许在飞机上，也许在睡梦中。证明孪生素数猜想的华人数学家张益唐，有一天去看朋友音乐会的排练，出发前二十分钟，他去朋友家后院散步，后院经常有小鹿出没，他想看看鹿会不会来。他坐在树下，没有等到鹿，却等到了一丝顿悟的灵感，仿佛就在那个瞬间，他感觉自己跨越了挡在孪生素数面前的那根发丝。回去之后的几个月里，轰动世界的《素数间的有界距离》问世了。

张益唐没有等到小鹿，却等到了灵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灵感带有一种神秘主义的色彩。但可以确定的是，灵感是写作的一个副产品，不是说有了灵感才开始写作，而是只有不断地去写作才有可能遭遇灵感。大家要重视直觉，如果你的直觉告诉你一些方向性的东西，不妨跟着直觉走。直觉和顿悟是我们长时间的思考、阅读、观察、分析的产物，而且容易在一个相对放松的状态下产生，因此大家要劳逸结合，如果某段时间研究没有什么进展，你非常苦恼，不妨把它暂时放一放，去做另外一项研究，或者去做其他的事情。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就会突然获得灵感。在不断思索的同时，给自己留有一些闲暇的余地，会对灵感的产生有帮助。

我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进展。2008年10月份就要预答辩了，7、8月份的时候，我还只是收集了一大堆材料，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这时候我采访到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小姑娘，讲她在中学的一些经历，农民工子女与上海本地学生的互动，她为什么会选择职业学校，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等等。突然间我就开窍了，脑子里就好像灵光一现，思路瞬间就清晰了，有一种文思泉涌的感觉。到九月底的时候，论文初稿就顺利完成了。

灵感不知在什么时候产生，只有不断地去工作，不断地去写作，才有可能碰到关键的人物或者关键的信息来点燃自己的想法。只有珍珠是做不成项链的，必须要有一根绳子把它们串起来。这根绳子什么时候产生，我们其实不知道，但不能等有了绳子之后再去找珍珠，应该事先把珍珠找出来。有了绳子之后，我们决定哪些珍珠应该被串起来，哪些珍珠可能会被舍弃，因为它的颜色或者大小不适合放在这根项链里。

做研究的人，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无用功是必要的付出；做研究一定会有徒劳无功的时候，我们有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是用来失败的。李连江教授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

学术的艰辛和愉悦都在极限工作，以求不断突破自我。只要是实做研究，不是单纯做文章，永远就不会驾轻就熟。有研究经验，能知道黑暗中大体摸到何处，离洞口尚有多远，少些惶恐茫然，多点耐心坚韧。已有的成绩，只是自信的凭据，不是成功的保证。除非甘心自我克隆，否则选题就是自讨苦吃，材料永远繁杂难解，文献总是半生不熟，分析必须挖空心思，写作始终惨淡经营，发表永如万里长征。天才自当别论，“忽悠”更须别论，中人之材而有志于学，听听实话，或许有助于增强耐心韧性，少受以顺为逆之苦。

成熟的学者做起研究来并不会比初学者轻松多少，既往的研究经验不会自动降低研究的难度。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做了无用功很难受；可是，等到研究完成之后，我们回头去看，就会发现无用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无用功，就好比我们不能因为第一个包子没让你吃饱，就否认第一个包子的效用。

可能有些人写出来的论文比较平淡，请记住我的一句忠告，“写作就是投入一场战斗”。我们应该提出尖锐的问题，每一篇好文章或者每一本好书，都应该有明确的敌人。你需要寻找批判的靶子，寻找对立的文本。哪些文献是支持你的假设的，哪些文献的观点是你所反对的？你主要反对的是谁的观点？我和哪些学者存在共识？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文章看起来是在“和稀泥”，只是对所有文献做描述、归纳，这样的文章无法激发人们的阅读欲望。好的文章应该是有战斗性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兼顾思想和技术的平衡。一些文章看起来中规中矩，研究方法上没有致命的缺点，但大家读起来会觉得无聊，我把这种文章称为“精致的平庸”——有证据而无思想。它可能用非常精致的方法证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没有理论上的创新和冲击力。另一种文章，我称之为“自负的深刻”，这些文章有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没有足够的证据。我认为“自负的深刻”要优于“精致的平庸”，因为前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检验的洞见，有可能被后来人发展为好的理论。当然最好能够做到“精致的深刻”，思想和证据兼具。

文献回顾是一个“树靶子”的过程。写文献综述的时候，不是简单地罗列别人的思想和观点，而是要对现有的学术观点、学术立场进行归纳，然后逐个地进行批驳。如果现有的文献都是对的，那么读者就会问你的这篇文章的价值在哪里？因此文献综述必须具有进攻性，告诉读者现有的文献、现有的理论解释都是不充分的，或者有些甚至是错误的。写作则是一个不断“打补丁”的过程，实证分析的部分是防御性的，是不断地“打补丁”的过程。遇到同行或审稿人提出的质疑，我们逐步构筑一个防御体系，弥补论文的不足，虽然不可能尽善尽美，但至少要避免严重的硬伤。

这里我有一个可能是反常识的建议，在写作之前不要读太多的文献，阅读十几篇这一领域里最重要的文献就可以了。所谓最重要的文献，就是研究这一领域绕不开的文献。大家应该读的文献有两种：一是经典的，所有人都引用的文献。读几篇经典，你就会很快熟悉这个领域，经典的参考文献也应该是你的参考文献。另一种是这个领域里最新的文献。当然最新的文献应该来自好的期刊或者好的作者，否则就有可能在做无用功，别人可能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你还浑然不知。

写作要非常重视逻辑，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可以补救，如果逻辑一开始就是错的，就无法补救了。现实中一些完美的故事，往往都是形迹可疑的。如果一篇社会科学的论文，数据是完美无缺的，我一般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对研究者来说，是不可能用上帝视角掌握全景的，除非数据是虚构，否则我们掌握的数据一定是不完美的。不管是定量的数据，还是定性的数据，我们能够看到的实际上都是局部。在涉及到一些复杂的因果关系、因果机制的时候，通常不可能完全借助事实来进行推理。即便我们掌握了全部的事实，复杂的因果关系和因果机制也不会自动呈现，必须要借助逻辑的推理来将其呈现出来，论文的叙事要服务于因果关系的链条。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本质上都是在说好一个故事。作为讲故事的人，我们应该让这个故事变得可信，而逻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

转载自：刘西川阅读写作课

内容来源：公共管理研究，本文选摘自《通识写作：怎样进行学术表达》pp.152-170，葛剑雄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责任编辑：小文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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