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消费是如何被贸易自由化影响的-学说文章

家庭消费是如何被贸易自由化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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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08:23发布

吴思

西北工业大学

学生

这篇文章来看下经营、家庭消费、贸易自由化——家庭消费是如何被贸易自由化影响的

研究背景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其改革开放进程中影响最深远、冲击最剧烈的事件之一，也是其改革开放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加入WTO后，中国政府按照承诺大幅度降低货物进口关税、开放服务贸易市场、修改相应的法律法规等，这些都很有可能给国内的企业和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进而影响家庭经济决策。而消费支出作为家庭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家庭经济决策的重要方面，对于中国的家庭而言，其消费支出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吗？如果受到影响的话，贸易自由化通过哪些路径和渠道影响家庭消费呢？基于当前中国政府大力鼓励进口和进一步下调关税的政策背景，在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内需，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作用的客观现实面前，厘清贸易自由化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传统的贸易理论指出，总体而言，一国可以通过贸易自由化提升其社会福利水平，但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动态调整以及收入的再分配效应。近年来，基于地区层面的一系列研究重点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冲击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作用，包括物价水平、工资水平、收入不平等、就业、区域间迁移、贫困率、犯罪率、劳动力市场动态调整等。劳动力市场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所产生的调整成本会减少潜在的贸易福利（Dix-Carneiro, 2014），而本文基于更加微观的视角，从家庭层面来探究这一调整成本的存在性。基于家庭消费行为（包括家庭消费支出、平均消费倾向和家庭消费结构）的多个维度，本文初次以中国为样本系统地探究贸易自由化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作用及其微观作用机制，并从多重视角全面探讨关税削减与家庭消费之间的异质性关系，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

研究发现

刘铠豪、臧旭恒和王雪芳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3期的论文《贸易自由化与家庭消费——来自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微观证据》基于1997—2009年城镇住户调查（UHS）微观数据，利用各行业关税税率差异以及各城市“入世”前产业结构的差异，构建了地区层面的初始关税水平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贸易自由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

（1）关税削减冲击抑制了家庭消费支出的增长和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抑制了平均消费倾向，并抑制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得生存型消费支出占比上升、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和享乐型消费支出占比下降）。该结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预期效应检验、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等条件下依旧稳健。

（2）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关税削减冲击通过对家庭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冲击、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影响不同类型商品的物价水平三个路径进而影响了家庭消费。

（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关税削减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地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区；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与较高地区；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地区与较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区与较差地区）、不同家庭（家庭劳动力均为低技能、家庭劳动力既有低技能也有高技能与家庭劳动力均为高技能；家庭成员中无贸易部门就业者与家庭成员中有贸易部门就业者；家庭成员中无非正规就业者与家庭成员中有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较高家庭与较低家庭）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研究启示

（1）建立与关税削减冲击挂钩的津贴保障制度，可以从根源上缓解关税削减冲击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本文研究发现，在关税削减幅度较大的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儒家文化影响较浅地区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区的部分家庭（包括低技能劳动力较多、家庭成员中有贸易部门就业者或非正规就业者、家庭收入中工资收入占比较高的家庭）在关税削减冲击下其家庭消费受到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大，不利于挖掘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因此，类似于美国的贸易调整援助项目（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致力于帮助那些“由于贸易冲击导致就业和收入受到负面冲击”的美国工人，中国也可以建立相应的与关税削减冲击挂钩的津贴保障制度，例如，对遭受关税削减冲击较为严重地区的贸易部门工人给予一定的工作津贴，或者通过再分配政策（比如个人税收减免）对其进行相应的补偿；对关税削减冲击引致的部分行业的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失业救济金以及分流安置和培训再就业的机会等。当关税削减冲击对这类群体产生的负面冲击被削弱甚至消除时，其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也会被相应地削弱。

（2）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畅通劳动力社会性流动渠道以促进劳动力跨区流动，尽可能地减少关税削减冲击所带来的调整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扩大进口和下调关税对家庭消费的潜在抑制作用，从而有助于实现“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这一宏观政策目标。本文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关税削减增大了地区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意味着城市间的劳动力流动不够充分，从而使得受关税削减冲击较大地区的劳动力无法通过迁移到受关税削减冲击较小地区来尽量规避这一负面冲击。因此，在《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指导下，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同时，畅通劳动力社会性流动渠道，逐步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以推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而提高城市间劳动力的流动性并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关税削减冲击所带来的调整成本。

（3）加快教育供给改革，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是规避关税削减冲击抑制家庭消费的有效路径。本文针对家庭劳动力技能类型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从家庭劳动力均为低技能的家庭，到家庭劳动力既有低技能也有高技能的家庭，再到家庭劳动力均为高技能的家庭，关税削减对家庭消费的边际影响依次减弱。因此，在“中国正从人力资源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时代背景下，适当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构建开放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优化结构、强化内涵，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水平，让更多人共享更加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和更加平等的高等教育机会，提高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关税削减冲击对家庭消费的抑制作用。

（4）建立高效务实统一的非正规就业管理体系，创新和完善劳动制度，引导非正规就业规范化发展是规避关税削减冲击抑制家庭消费的必由之路。本文针对家庭成员就业类别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与家庭成员中无非正规就业者的家庭相比，关税削减对家庭成员中有非正规就业者的家庭的边际影响相对更大。因此，利用“劳务派遣”规范非正规就业中劳动关系，强化社会保障以逐步改善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环境，通过完善相关法规法律以保证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条件的合法性来保障非正规就业者的权益，建立健全非正规就业的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关税削减冲击所带来的调整成本。

吴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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