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建伟撰写的《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论文《教育的婚姻回报：“学得好”与“嫁得好”》研究了教育的婚姻回报，发现婚姻市场上受过良好教育的未婚者能够匹配到更优秀的婚配对象，从而揭示了教育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教育的婚姻回报率显著为正，且存在性别、城乡与世代差异。几个重要发现：首先，女性相对男性教育的婚姻回报率更高，说明“学得好”才能“嫁得好”；其次，教育的边际婚姻回报递减；第三，城镇的教育婚姻回报率相对更高，但农村女性的教育婚姻回报高于城镇男性。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近年来我国女性受教育水平快速提高、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缩小的事实。农村女性在婚配市场上相对城镇女性不利，但相对农村男性则处于优势，因此农村女性通过教育实现“嫁得好”的激励非常充分，而农村男性婚姻的教育回报对其受教育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教育水平得到了显著改善。各级教育女性入学率普遍提升，性别间教育不平等相对上一代人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如何解释我国近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相对提升，尤其是在“男性偏好”的不利条件下，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迅速改善呢？一种观点认为，这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牛建林和齐亚强，2010）。也有观点认为，高等教育扩招之后男性的优势在下降，而农村地区下降的幅度更大（张兆曙和陈奇，2013）。此外，基于澳门的经验研究认为，政府推广和普及义务教育，直接增加了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柯丽香等，2013）。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教育的经济回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来解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升。

本文则从教育的婚姻回报角度提出了独特的教育动机，认为女性接受教育的婚姻回报相对上升，最终转化为女性教育成就的快速提高。婚姻市场存在依配偶教育特征的正向分层配对，夫妻双方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正相关，称之为教育同质匹配。教育的婚姻回报率为正，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匹配到受过良好教育对象的概率也越高。现行婚姻市场中存在未婚男性增加而引起的性别比率失衡、男性相对女性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更高、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女性比较稀缺的现象，因此可以合理推定，女性受教育能够获得更高的婚姻回报率。为了匹配更高教育水平的对象，可行的办法是进行更多的婚前教育投资，把自己变得更具有吸引力。这样一来，女性相对男性具有更强的教育投资激励，即为了实现“嫁得好”而努力“学得好”。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该调查以家庭为单位，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先后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开展了三期调查，每次全国调查样本量约7000-8000个家庭。描述统计显示，本人与配偶受教育程度接近，各教育阶段约一半人的配偶受教育程度与本人相同。本人与配偶在教育维度上体现为正匹配，未上学人员在婚姻市场上更多地匹配到未上学人员，大学及以上人员更多地匹配到大学及以上人员。

本文将本人和配偶的教育程度设定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构建教育决定模型和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型，组成递归双变量模型。在教育决定模型中，既包含了家庭经济因素，又包含了家庭背景因素，控制了受访者出生时的户口、住房、民族、性别、世代、兄弟姐妹数量等。在婚姻决定模型中，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为被解释变量，本人的受教育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初婚时的户口、住房等为控制变量。实证过程分为三步。首先，检验性别身份对教育获得的边际作用，识别出女性身份的不利影响及其机制；其次，检验教育与婚配模式的关联机制，估计得到教育的婚姻回报率，并识别出女性身份对婚配结构的积极影响；第三，检验女性身份对教育获得影响机制的逆转，检验性别身份的教育效应，教育与婚配模式的关联机制，并分析不同出生世代人群所存在的效应差异。

完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结果显示：首先，教育的婚姻回报显著为正，存在着较强的依教育而正匹配的婚姻配对模式。不论出生在哪个年代，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个体匹配到高教育程度配偶的概率越高。说明，若“嫁得好”或“娶得好”，提高本人的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有效路径。其次，女性受教育的婚姻回报高于男性。虽然女性获得更高教育水平的机会比男性低，但女性匹配一名更高教育程度配偶的概率更高。第三，1950年代出生的群体教育的婚姻回报率最高，这与这代人受过良好教育水平的婚配对象供给少有关。综合以上分析，女性要提高婚配质量，需要更好地提升本人的受教育程度。随着婚姻中双向选择障碍的逐渐消除（自由恋爱），婚姻市场的竞争信号会逆向传递到教育决策中，激励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

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婚配模式也可能呈现出二元特征。预计城乡之间的男性与女性在教育与婚配结构中存在程度各异的教育与婚配激励。因此，区分城乡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了前文的结论。婚配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女性教育的婚姻回报显著高于农村男性。对于农村女孩而言，通过教育—婚配途径改变自身经济社会地位，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同时发现，农村女性匹配到一个既定教育程度男性配偶的概率要高于农村男性匹配到同等教育成度的女性。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男性受教育程度高于女性所带来的意外后果，就是婚姻市场上对教育特征竞争的概率逆转，使得男性匹配到高教育水平女性的难度更大。农村女性，如果要匹配到一位更理想的婚姻对象，更有激励提高自身的教育程度。

为使结论更可靠，必须要证明未婚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同样受到婚配过程与模式的影响。因此，进一步利用“80后”未婚样本对教育决定模型再回归。研究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男性不再有利于个体获得更多教育，同等条件下女性获得更高教育的概率更高。少数民族的回归结果显示，少数民族近年来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量要超过汉族，说明民族身份有利于获得更多教育。少数民族样本回归结果同样说明，为了匹配到教育程度更高的婚姻对象，个体有动力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

本文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教育的婚姻回报角度为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本文证实了婚姻市场存在显著为正的教育回报率，受教育水平越高，匹配到高教育水平对象的概率也越高。女性的教育婚姻回报率相对男性更高，农村女性相对城镇男性更高，教育的边际效果也更强。当地已婚样本配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显著激励了未婚者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女性接受更多的教育，不仅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经济回报，还能带来巨大的社会回报。如何改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及教育的婚姻回报观念（尤其是欠发达地区），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此外，为在校女学生提供多种形式的财务资助，降低家庭经济条件对女性受教育的负面影响，实现平等自由的婚配等也是保障教育的婚姻回报为正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