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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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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22 05:30发布
田野实验研究
田野实验研究
来自田野实验——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们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帮助政府制定政策法规,这不仅需要他们在宏观上进行正确的设计,由于理论模型的局限性,他们还需要兼顾许多细节问题。作者认为,经济学家之所以有这样的职责,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很多政策制定者没有时间或意愿考虑细节问题,他们倾向于借助直觉进行决策;二是尽管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这些细节是“无趣的”,但它们对于政策法规的最终效果却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01

引入

在摩洛哥的丹吉尔市,政府采取了“建设基础设施”和“补贴末端连接”相结合的方式推进供水管网的覆盖。2007年,Amendis公司斥巨资修建了大型供水管道系统、为每家每户修建了卫生间,并在与政府的合作下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以覆盖接入管网的费用。然而,这一贷款项目的参与率却很低。Devotoet al.(2012)的研究团队认为,这是申请流程背后巨大的交通成本导致的。因此,他们决定随机抽取一些家庭,帮助他们完成申请材料的递送。最终,供水管网的接入率提高到了69%。不难发现,制约这一项目成功的因素并非项目本身的设计问题,申请流程背后蕴含的成本在项目付诸实施之前可能从未有人注意到。
作者指出,经济学家们在学校接受到的思维习惯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处理这些细节问题的场景。Banerjee(2007)对经济学家们“不愿参与到细节问题中”的状态做了非常好的概括:“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以机器的模式思考: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万能的按钮’,只要按下按钮,世界就可以自行运转起来,而他们自己则免于深入机器内部一探究竟”。
当经济学家进行政策设计时,通常会对“什么是重要的”进行假定,然后才开始真正的设计,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总能准确识别出“重要的问题”。那些从未得到理论或实践关注的问题,会被自然而然地忽略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经济学家们也可以尝试将其思维模式应用于细节问题上,因为这些问题影响的都是激励、信息、不完全理性等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他们还需要非常善于观察,从而能够注意到他们所建议的改变究竟带来了什么影响。
Alvin Roth将的形象塑造为工程师、Banerjee则将的形象塑造为“经验丰富的工匠”,而作者将这种“细节导向型”的思维模式概括为“管道工的思维模式”。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站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肩膀上,但并不活在一系列固定的假设中。相比“做什么”,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更关心的是“如何做”。借助“实地实验”这一有力武器,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在追求“好的政策”的道路上不断地修修补补。
本文的论证过程沿着“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的思路进行,作者希望通过本文传递的主要观点是:一部分经济学家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时间去从事一些管道工作,对于社会和学科本身都有好处。

定义

02

1、什么是“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
作者认为,经济学家的三重身份——“科学家”、“工程师”和“管道工”——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工作内容和工具: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通过理论框架分析问题;作为工程师的经济学家将理论应用于具体场景、进行实际的设计;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自然实验、设置实地实验的方式观察现实世界的运作,并在需要时进行修修补补。
虽然作为“工程师”和“管道工”面对的都是现实世界中的诸多政策法规制度,但作者认为,二者仍有明显区别。对于作为“工程师”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先验的,他们会基于现有理论和想要达成的目标设计出“一台机器”;而对于“管道工”而言,“重要的问题”是后验的,只能通过观察“机器在现实中的运转情况”来识别。
2、什么是“管道工作”?
作者将管道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直觉上被认为与目标无关的细节问题,一类是直觉上被认为与目标有关、但被认为不需要干预的问题。
作为以Banerjee et al. (2015)中印度的Raskin大米补贴计划为例,解释了“直觉上被认为无关的细节问题”。在该计划的设计下,中央政府将提供资金来为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低价大米,然而,真正符合条件的居民中只有30%的人知道“自己可以领取低价大米”这一信息。研究团队因此希望通过提高项目的透明度来提高符合条件的家庭实际收到的补贴,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发放写有资格确认和大米配额的实体卡片”。结果表明,“发放实体卡片”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家庭收到的补贴水平。这一方法后来也被推广到印度所有的转移支付项目中。在这一例子中,“是否需要通过实物来提供信息”这一问题在项目实施之前并未得到关注。我国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建档立卡”或许从正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作者又以印度的MGNREGS项目为例,解释了“直觉上被认为有关、但被认为不需要干预的问题”。根据该计划的设计,政府将出资提供计时工资制的工作岗位。在村务委员会向中央政府提供前一笔资金的使用证明后,才会收到下一笔可供使用资金,这使得资源的分配效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资源错配问题和寻租问题: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资金闲置或资金短缺问题,村务委员会提供的资金使用证明也通常是不及时和不完善的,约有50%的工人实际上“并不存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团队针对资金分配的流程进行了改革:村务委员会可以直接在系统中向中央银行提交资金申请、提供资金使用证明,而不必经由村和中央之间的各级行政区划,中央银行的资金也直接下发到村务委员会的账户。(为便于理解,读者可类比中国的“扩权强县”、“省直管县”改革)结果显示,这项改革在不减少工作岗位的前提下减少了22%的项目支出,说明寻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在这一例子中,“行政审批流程”被认为是不需要干预而能自行运转的制度,但实际上问题恰恰出现在流程本身。
图片
 1改革前的资金审批流程
图片
 2改革后的资金审批流程
作者在这一部分使用了“设计水龙头”和“铺设管道”两种工作来类比两种不同的细节问题,但笔者认为这两个例子可能不利于读者理解,故没有采用原文的说法。

03 

现实需求

现实需求-为什么政策制定需要“管道工”?
在这一部分,作者说明了社会对于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需求的来源——政策制定者并没有意识到、也很难真正意识到细节问题的重要性。
1、对于重要问题的忽视
现实中存在着对于“管道工”的巨大需求,其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们并没有意识到管道问题的重要性,这些问题因而不得不由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来解决。
作者以印度Kerala邦的卫生保健改革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该邦的政府为了解决当地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的高发病率等问题,决定在卫生保健部门建立由医生、护士和志愿者组成的新组织,其主要职责是进入社区鼓励居民转变生活方式、预防疾病。然而,研究团队在与政府工作人员开会讨论政策细节时却发现,他们对于一些细节问题并不感兴趣。(如,为什么假定医生能够接受护士和自己有同样的建议权、为什么在平均30000人只拥有2名医生的时候认为这个计划存在可行性)政府的工作人员还表现出了矛盾的逻辑: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个政策设计非常完美;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面对地方自主权时自己无能为力、自己不能强迫医生和护士们做任何事情。
作者认为,原因部分在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可实际上可能并不如人们想象地那般擅长自己的工作”。在这里,作者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农民不需要通过排列组合获得不同氮磷钾肥之间“最优的”混合比例,而是只要最终的效果“足够好”就可以接受。
2、更进一步——为什么重要问题“被忽视”?
作者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为什么会发生“官员不认为管道问题重要(而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情况?在本文中,作者引用Hanna, Mullainathan and Schwartzstein et al.(2014)提出的“选择性关注模式”对该问题进行了解答:简而言之,人的认知中存在“认为A不重要→不会关注A→不会注意到A的影响→认为A没有影响→认为A不重要”的反馈循环,这使得那些一开始不被认为重要的问题,之后也很难得到对于其真实价值的正确认识。除此之外,专业工作者个人的丰富经验可能还会加剧这种“选择性关注”。政策制定者们身上的这种特征尤为明显:他们通常会自动将问题进行简化,直到这些问题符合他们印象中对于“人应该怎样、需要怎样、实际怎样”的假设。
对于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而言,建模的艺术性通常要求他们对于现实进行“必要的”简化,这使得模型自然而然地忽略掉了一些细节,从而使得“科学家”通常不能正确识别阻碍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
3、一种“神奇的想法”
作者认为,政策制定者不仅会忽视重要的问题,还会产生一种神奇的想法:只要拥有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还不错的想法,细节问题都可以自动得到解决。
这在印度的“废钞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废除正在流通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但这一决定并未基于足够的事前准备:中央银行没有足够的新纸币储备、新旧纸币的不同大小导致大量ATM机需要翻新、印度当时的移动支付也并不发达。不难预料,这一政策带来了大范围的公众恐慌和经济混乱。

04

能力匹配

能力匹配--为什么经济学家是好的“管道工”?
经济学家能够作为“管道工”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具有和“管道工作”的要求相匹配的能力。在这一部分,作者想要论证的是,经济学家之所以能成为“好的管道工”,根本原因在于很多“管道问题”都和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息息相关,因而可以用经济学的知识和方法解决。
在这一部分,作者以Campbell(2016)关于“选择架构”的研究、Handel and Kolstad(2015)关于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研究等为例,说明了经济学家如何运用关于行为科学的理论解决问题;运用Ashraf, Bandiera, and Lee (2015)和Deserranno(2015)关于招聘策略的研究、Banerjee et al.(2016)关于印度补救教育计划的研究为例,说明了经济学家如何运用激励理论解决问题;运用Madrian and Shea(2001)和Chetty et al.(2014)关于“默认参与(default-in)”设置的研究等,说明经济学家如何运用动态均衡分析解决问题。
作者认为,经济学家在知识技能上具有的这些“比较优势”决定了那些重要的“管道问题”应当由经济学家来解决。

 

05

天然工具

天然工具--管道工作与实地实验
作者认为,不论现有的理论多么精妙、先验的证据多么充分,它们在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时通常都非常无力,因此,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不得不进行实地实验和考察评估。作者以Banerjee, Duflo, and Glennerster (2008)关于印度Rajasthan邦护士出勤制度改革的研究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
作者特别指出,“‘管道实验’并不等同于RCT”。原因在于,“管道实验”发生在现实世界中,受到多种多样的干扰,而RCT通常经过了仔细的设计以控制外界干扰、研究某一特定因素或某一特定干预带来的影响。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认为随机田野实验是“管道工”的天然工具,具体原因如下:
(1)现实中通常没有合适的“反事实”,而随机田野实验可以人为构造一些“反事实”
(2)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同时做出大量决策,借助仔细设计的实验,有可能每次只操纵一个“政策杠杆”
(3)一个实验通常有确定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在结束后必须提交关于实验结果的报告,这有利于政府的实践,或者说,有利于推动官员“写下政策”,而不仅是“想出政策”
(4)与政府合作共同设计随机实验的过程有利于政府意识到他们可以控制的“政策杠杆”
在随机田野实验的“实验性”和“随机性”之间,作者认为“实验性”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随机性”在条件不允许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牺牲。
作者以Banerjee et al. (2012a)对于Rajasthan邦警队管理改革的研究为例论证了上述观点,并说明了“当政策以随机对照试验的形式进行时,至少可以让人们意识到做错了什么”这一优点。

06 

学科发展

学科发展——“管道工”与“科学家”的身份
作者认为,除了现实需求之外,“管道工”的工作也有助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发展。对于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而言,官员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的看法可能并不正确、无益于理解问题本身;但对于作为管道工的经济学家而言,官员对于一个问题的看法不论正确与否都很重要,因为他们的看法会最终影响政策的实施。此外,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意料之外”,他们又会激发出更多的研究问题和研究兴趣。
对于管道工作的主要质疑是:“管道工作”究竟是科学研究还是简单的管理咨询?管道实验的结论究竟能否推广?对于这些质疑,作者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回应:
(1)     管道实验产生的反事实可以用来评估因果效应,且由于其可以大范围进行,从而能够评估政策的均衡影响
(2)     管道实验可以用来在不可复制的政策环境下验证机制;由于政府不关心管道问题,经济学家还可以拥有更高的自主权;经济学家甚至可以引入一些现实中不存在的变量,从而观察自然状态下不易被观察到的机制
(3)     作者强调,管道实验的两个天然特性——真实存在、规模较大——本身就证明了其重要性,而根据这样的大规模实验所得的结论能否推广反而不那么重要
但作者也承认,“管道实验”也存在“不能太过复杂”的特点,否则将给政策的执行机构带来过大的压力(此时,政府部门的执行力不足或许就成为了一个”管道问题“)。

07 

结论

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选择这个学科,正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可以用来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而实现积极影响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由科学家设计框架、由工程师将框架从理论放进现实,由管道工通过修修补补使它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运转正常。
经济学常常被“对物理学的嫉妒”所征服,希望找到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这导致人们质疑管道工作的合理性。本文试图论证的是,尽管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需要承担“管道工作”、也并非经济学家的所有时间都应该用来从事“管道工作”,管道工作仍然是经济学家职业中的固有部分。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文所使用的例子大多基于印度等国家的政策实践。我国在重大政策的推广上通常采用“试点——推广”的模式,且我国政府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比印度政府成熟许多,因此文中的许多观点可能并不适合直接套用于中国的实践。此外,本文并非一篇标准的实证文章,而是作者基于其多年的研究总结的对于经济学、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参与政策设计的思考。文章本身具有启发价值,但同时也反映了经济学研究的关注点朝向“一根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问题发展的趋势,作者所使用的类比其实也并不十分严格。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转型讨论班
*侵权必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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