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简要总结了疫情以来中国采取的宏观政策，并与美国的宏观政策进行了比较。在疫情发生后，中国动用的是强大的国有银行系统，采取发放信贷的方式投放货币；美国则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直接给个人发钱，然后个人拿着美钞从中国等国家购买实在的物品。可以说，中国的货币投放是生产性的（银行的风控标准），美国的货币投放是交易性（FED购买证券）分配性（直接发钱给个人）的。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前者会提高杠杆率和债务风险，并形成投资过剩；后者会造成严重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危机发生时任何宏观政策都会有副作用，要进行利弊权衡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

中国从疫情爆发到今天，经历了三个不同特征的阶段，分别为爆发期1.0，缓和期2.0，反复期3.0。当前的疫情3.0阶段，病毒传染性极高，传统的动态清零方式很难应对，需要付出较高的经济和民生代价。但是由于伤害性下降，加上中国疫苗普及率已经很高，可以进入闯关阶段，最终的目的是要“软着陆”。现在大部分国家已经“软着陆”，中国人口多，地区城乡差异较大，情况非常复杂，需要继续坚持动态清零，但是要为“软着陆”做好准备。我们建议在当前的疫情3.0阶段，中国的宏观政策应该做出调整，可以尝试向特别受困群体直接发放数字人民币，以形成以“民生民心”为锚的货币发行。当然，从现实操作来看，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总结一下疫情以来中国采取的各项宏观政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2020年疫情1.0，特征是集中爆发，杀伤力大，但病毒传染烈度相对不高，没有对物流、供应链、物资供应等供给侧产生实质性伤害。因此采取的宏观政策是：以定向普惠贷款和总量宽松为主的货币政策+以减免税、缓交社保、消费券等为主的财政政策。由于这些政策较好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也较好的呵护了供给侧，所以疫情1.0阶段，宏观政策起到了显著的效果，民生没有受到实质性伤害，经济在出口和投资的带动下恢复的也较快。

2021年疫情2.0，特征是零散出现，可防可控。奥米克戎还没传到国内，在各地高效的执行动态清零的政策下，疫情整体上处于可控状态，即使在某个地方零散出现，也能快速有效的实现清零，基本上没有发生大面积封闭和静态管理，经济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借助1.0时期的政策红利和大国经济自身的韧性，出现了快速的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甚至在2021年上半年部分领域出现了过热现象，导致中国在宏观政策上率先收紧，成为全球第一个退出疫情危机救助政策的国家。而且借助这个“黄金窗口期”，中国出台了大量的针对特定行业和平台资本的收缩性政策，这导致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快速变冷，出现了供给冲击、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

当然，即使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并不意味着要激进式的改变动态清零的策略。可以说，动态清零仍然是当前符合国情的抗疫模式，但是需要为过渡时期做准备。也就是，在动态清零作为前提的情况下，需要将防控疫情的次生灾害放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所以现在的目标应该是“两个清零”而不是“一个清零”：一是病毒本身的清零，二是民生、法治、人道等次生灾害的清零，不能再让一些伤害重大的事故，尤其是对法治和人道等方面的伤害重演。可以说，这两个清零有一个做不到，都很难说是战疫取得真正的成功。这体现的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中央精神。

在整个防疫过程中，为抗击疫情护航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重要。然而，与其它反危机政策相比，疫情时期的宏观政策难点在于，疫情防控带来的次生灾害产生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拿经济冲击来说，受到伤害最大的往往是市场化、现代化、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那部分群体，包括中小企业、个体户、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企业等，这些企业是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积累的生力军，吸收了大量的就业，缴纳了巨额税收，做着最前沿的创新探索工作。这些企业因为采用的是现代型、市场化和专业分工程度非常高的生产模式，非常复杂、精致，同时又非常脆弱，一旦资金链和供应链受到冲击，在一定时间内就很难修复。因此，当疫情发生后，为防控采取的停工停产措施将会对这些群体产生致命冲击。

在疫情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下，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发放信贷稳增长存在着一个悖论：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与商业银行的顺周期经营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信贷配置扭曲，比如银行在强制要求的普惠贷款指标下，可能会出现数据造假行为，将大企业的贷款分拆成多个1000万以下的普惠贷款，给企业的低息贷款转一圈回到企业的结构性存款（企业现金管理），给一些看上去为实体企业实际上由平台控制的主体房贷等。所有这些，都可能带来隐形债务的膨胀、杠杆率的快速上升和债务违约风险的加大。也就是，中国依靠银行系统投放货币的模式，短期内不会像美国那样引发高通胀，但会累计隐性债务和高杠杆风险。如果债务违约爆发后仍然采取货币化的手段，那高通胀其实也是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