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改进的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潜在类别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存在四种生产性老龄化模式：低强度照料型、高强度照料型、居家劳动型和在外工作型。多分类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个人因素中的性别、年龄、功能状况，经济因素中的职业和收入，社会因素中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和社会网络对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老龄化有显著影响，环境因素没有显著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对提高农村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健康福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随着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和《“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家庭发展、互助养老、社区治理、社会公益等活动，继续发挥余热并实现个人价值”，“通过培育积极老龄观、加强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发展老年志愿服务、引导基层老年社会组织规范发展扩大老年社会参与”。“老有所为”已成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政策目标之一。有学者认为西方背景下的“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概念与“老有所为”在中国语境下可以互换。“生产性老龄化”将老年人视为有益于社会的资源，老年人可以更有效地融入和参与对家庭、社区和社会产生持续贡献的活动。但迄今为止，还很少有研究从中国农村老年人的视角来定义生产性老龄化，本研究应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探索中国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并检验影响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因素。

       现有关于老龄化的概念框架大多是以世界卫生组织积极老龄化框架为基础。该框架强调参与活动对生命质量的作用，活动参与作为框架中的中间变量，是连接前因诸多因素（个人、行为、健康和社会服务、经济、社会和物质环境）以及后果（老年人健康福利）的桥梁。在本研究中引入这一框架的前因部分，即讨论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老龄化及其相关的一系列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且在中国农村家庭养老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并非是一种规范的理想化模式，本研究将生产性老龄化界定和测量为5个指标：社会活动、休闲娱乐、家务照料、有酬家庭劳动和就业（在外工作）。综上，本研究提出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数据来源：本研究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纵贯调查。调查对象为巢湖农村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基期调查的设计样本量为1800份，2018年跟踪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234份。由于本研究中的关键数据——时间利用调查是2018年跟踪调查的项目，因此本研究采用2018年跟踪调查的数据。

变量选取：主要因变量“生产性老龄化”使用时间利用信息，通过回顾性24小时时间日志（Time Diary, TD）方法对老年人生产性活动进行测量。调查项目包括15个特定活动，分为社会活动、休闲娱乐、家务照料、自家有酬劳动和外出工作共五类。

实证分析：

       第一，采用潜在类别分析系统评估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确定能拟合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理想类别数的潜在类型。即多少种“生产性”类型足够代表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的多样形式？

       第二，根据外显变量的条件概率对潜在类别的特征进行归纳，并加以命名。即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类型有哪些特征？分布的比例如何？

       第三，运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个体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的影响，并检验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即农村老年人的个体、经济、社会、环境因素中哪些因素与其具有的生产性老龄化模式相关？

       第一，本研究根据农村老年人在社会活动、休闲娱乐、家务照料、自家有酬劳动和在外工作的时间使用情况，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发现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低强度照料型、高强度照料型、居家劳动型和在外工作型。与已有的侧重中国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不同，这是第一个描述中国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和劳动方式的多元化图景。

       第二，对农村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从个体因素来看，高龄、功能状况越差的老年人从事高强度照料或工作的可能性更低；但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的“生产性”并不完全受限于其功能状况，而更有可能的是，即使是功能状况不好也尽可能地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性活动。

       第三，从经济因素来看，非农业或经济收入更高的老年人在外工作的可能性更大；但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目前农村老年人除了家庭劳动和照料参与的生产性活动比较单一，教育带来的知识技能和生产力的差异在家庭劳动和照料活动中不明显。

       第四，从社会因素来看，有配偶或与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参与高强度照料和居家劳动的可能性更大，且与孙子女同住也显著提高了老年人参与高强度照料的可能性。这说明在以集体主义价值为核心的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下，配偶、子女、孙子女等家庭核心成员对于照料和家庭劳动的需求决定了老年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义务，对老年人生产性参与和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最后，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老年人生产性老龄化模式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研究选择的调查点（中国中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社区建设普遍落后有关。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相对落后，农村老年人迫于经济压力以及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带来的农业生产和未成年孙子女的照料压力，如何更有效的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促进老年人的发展性社会参与，是我们进一步推进农村养老社区建设、关注弱势老年群体需求的生产性老龄化政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