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储蓄率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快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具有吸引力的话题。就以往理论而言，生命周期理论（the life-cycle theory）（Modigliani，1970；Modigliani and Cao，2004）认为人们会在一生中工作的年份增加储蓄，但这种理论已被证明在家庭层面并不成立（Chamon and Prasad，2010）。预防性储蓄动机理论（precautionary savings motive）指出人们会为处理今后的不测事件进行预防性的储蓄准备，但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和公共医疗服务体系恰恰在过去二十年间获得了长足进步。低水平的金融发展理论（low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将高储蓄的原因归结为国家低的金融水平，这显然也与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的现实不相符合。最后，由于文化被认为在短时期内的不变的，故而对储蓄率增长基于文化信念的解释也不能成立。

 

魏尚进和张晓波在他们2011年发表于美国《政治经济学杂志》（JPE）上的文章（值得一提的说，该论文获得了2014年度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以全新的理论解释了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即所谓“竞争性的储蓄动机理论（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他们认为，人们储蓄的原因是为了谋求在婚姻市场上更有利的地位。具体而言，当性别比例（按本文定义，性别比例=适婚男性人数/适婚女性人数）上升，那些养儿子的家庭会为应付婚姻市场上增大的竞争压力而提高储蓄率。但相应的，养女儿的家庭却不一定会降低储蓄率。原因在于它们同时拥有影响其储蓄行为的两种动机：其一，未来女婿的高储蓄率和搭其便车的可能性使养女儿的家庭降低了储蓄率；其二，为提高女儿在未来家庭内的地位，养女儿的家庭又会提高储蓄率。二者的作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抵消。

 

本文分别利用家庭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上述理论。其中，家庭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与作者在贵州的调研所得；省级层面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二、数据证据

 

在这一部分，作者提供了一些背景性质的数据证据，并为之后的实证工作做了准备。

 

（一）性别比例与储蓄率

 

 

 

在上图中，实线为储蓄率，虚线为性别比例。显然，二者的变动趋势十分一致。

 

（二）居民的储蓄目的：养男孩与养女孩的家庭对比

 

在CHIP数据中，被调查者被要求对其储蓄目的进行基于重要性的排序。在七个选项（子女结婚、子女教育、留作遗产、盖房、退休、医疗支出和其他）里，前三项作者被认定为与子女直接相关（directly related to children）。

 

 

从整理后的上表可以看出，无论对三人家庭还是四人家庭，为儿子结婚进行储蓄往往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事情。

 

（三）储蓄率与结婚事件

 

 

上图是作者根据其在贵州的调研数据所绘。图中横轴代表年份，竖线代表结婚事件发生的年份。显然，人们在婚前几年内会显著地提高储蓄率，并且，准新郎的储蓄率比准新娘更高。

 

（四）家庭财富与结婚的可能性

 

 

由于农村房子可以分为砖瓦房与土墙房，而前者显然代表了家庭更高的财富水平。因此，用房子质量作为自变量，可以验证其对婚姻是否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在上表中，因变量被定义为家庭中有未结婚的适龄子女，上述显著为负的系数正说明了拥有更多财富的家庭的子女在婚姻市场上更具优势。城市居民所用住房或买或租，代表了家庭不同的财富水平。利用同样的方法，作者证明了上述促进作用在城市中亦十分显著。据此，作者证实了本文的关键假设，即家庭财富与子女在婚姻市场的竞争能力正相关。

 

（五）性别比例失衡的决定因素

 

作者认为中国婚姻市场上性别比例失衡是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重男轻女思想；（2）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3）低价的产前检查（胎儿性别）费用。这也就意味着本文实证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不会很严重。但是，为保证计量结果的稳健性，作者在后文中依然使用了工具变量法（IV）对回归结果做了进一步的检验。

 

（六）婚姻中的低流动率与“看不见的手”

 

由于本文使用到省级数据进行分析，故而很有必要考虑一下婚姻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是局限于本地的。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92%的农村人生活在自己出生的村庄，62%的城市人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城市，89%的夫妻来自同一个村庄（那么显然的，夫妻二人来自同一省的比例只会更高）。另外，根据CHIP数据，82%的外出务工夫妇来自同一村庄。这些特征化事实都证明了婚姻市场在省级层面上流动性不高。换言之，人们更多的是在本省内找到终身伴侣。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家庭并不会知道本地确切的性别比例，那么性别比例又是如何影响其储蓄行为的呢？对此，作者以“看不见的手”的思路进行了解释。具体而言，虽然没有具体数字，但在性别比例失衡更严重的地区，人们会从身边人那里明显感受到结婚费用的提高（如来自女方更多的要求）。

 

三、实证结果

 

（一）家庭层面

 

为保证实证结果稳健，作者仅选取了三人家庭（不包括家中住有老人和其他亲戚的家庭）作为样本。并且，因为CHIP数据并不能区分家庭中仅有一个子女，抑或是还有其他已经成家并搬离父母住处的子女，为获得更准确的三人家庭样本，作者将女户主年龄限制在四十周岁以下。

 

以性别比例为自变量，储蓄率为因变量，在控制了家庭收入、子女年龄、户主特征、本地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突如其来的外生冲击（如突发大病）等变量后，对农村家庭的实证结果如下表所示：

 

 

显然，在农村养男孩的家庭样本中，性别比例与储蓄率呈显著正向关系；在养女儿的家庭样本中，性别比例与储蓄率的关系并不显著。这证实了本文的理论。

 

之后，作者通过将女户主年龄放松到45周岁以下，将家中住有老人和其他亲戚的家庭也纳入样本，使用中位数回归法等一系列手段检验了结果的稳健性。结果显示，在上述三种扩展的样本中，前述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为考察养女儿的家庭与养儿子的家庭在面对性别比例上升时储蓄行为的不同变化，作者将上述两种不同类型的家庭置于同一样本中，并构造了性别比例与哑变量（养儿子的家庭取1，养女儿的家庭取0）的交叉项。

 

 

 

如上表所示，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性别比例自身的系数不显著。这也就意味着，养儿子的家庭并非天然具有进行更多储蓄的动机，而只有在一个性别比例更高的地方，养儿子的家庭才会有这种激励。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测十分一致。

 

接下来让我们看城市的情况。对城市家庭的实证结果如下所示：

 

 

 

显然，来自城市的样本同样支持本文假说。

 

（二）省级层面

 

作者用省级面板数据做了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由于数据的可得性问题，作者在回归之前做了一系列处理。但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仅引述其回归结果：

 

 

上表显示，省级数据同样支持本文理论。

 

（三）工具变量回归

 

如上文所论，由于性别比例主要决定于三个外生因素，上面诸多实证的内生性问题可能本就不十分严重。但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作者依然使用工具变量法做了进一步的检验。

 

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为“家庭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所受惩罚”。它包括两类：（1）罚款；（2）被罚与否作为哑变量。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如下：

 

 

上表证明了工具变量与自变量之间显著相关。基于此，最终实证结果依然支持本文理论，见下表：

 

 

 

四、结论

 

本文作者提出竞争性的储蓄动机理论，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之谜。他们认为，不断提高的性别比例才是造成中国储蓄率在过去二十年间不断提高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为应付婚姻市场中日益严峻竞争形势，养儿子的家庭有强烈的动机进行储蓄，以保证其儿子在竞争性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与此相应的，养女儿的家庭既有增加储蓄的动机，亦有减少储蓄的动机，故而其储蓄行为与性别比例变动的关系并不显著。本文作者分别用家庭层面和省级层面的数据验证了这一新理论。

 

五、余论

 

（1）与本文主题相关，魏尚进与张晓波等（2012）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了若把房子作为status good（相对于房地产经济学中将其房子仅仅视作consumption good）时，房价会如何变动的问题。

 

（2）本文计量手段并不复杂，理论也很好理解。但是，用新理论与过去的主流理论进行对话，特别是针对储蓄率这种十分一般性的议题，这是只有到大师的高度才能做的事情。

 

文献来源：

Wei, Shang Jin, and X.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3(2009):511-564.

 

 

 

 

*文章来源：文献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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