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领域最为根本的本体论与方法论问题之一，对经济研究的推进和经济学术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近代中国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探索中，即涉及了针对这两种方法论的讨论，彼时学者不仅认识到这两种方法论是区分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依据，而且还充满理论自觉地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比较，为建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关于方法论的选择建议和选择理由，颇具开创性与原创性价值。文章在中国经济学构建探索的视角下，系统梳理近代学界关于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论述，通过勾勒思想演变的动态轨迹，尝试揭示近代中国经济学构建取得的进展，并在方法论层面对当前构建中国经济学形成历史镜鉴。

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经济思想表达，在中国自古有之，但在传统经济思想中始终未能形成明确提法。直至近代，这一组方法论范畴自西方相继传入中国后，在社会科学领域促发了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意识萌芽。经济学领域最先接触，是19世纪末传入的、与方法论个人主义相结合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说。该学说作为早批传入的系统化的西方经济理论，在国内流行一时，也使得个体主义曾在国内学界多受关注。

然至20世纪30年代，史盘（Othmar Spann）的全体主义学派传入中国，随即成为中国学术界一关注重点。彼时，学界也明确萌生了构建中国经济学、倡导开展适合中国之经济研究的学术诉求。在相关研究中，鲜有观点明确且系统地主张应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广泛采取个人主义。反之，不少学者认为，从理论角度，整体主义应被看作是人类社会在认识上的更新，更具一般性的理论优势。同时从应用角度，近代中国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局势和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以在开展相应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必须选择更具有适应性的整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也即是说，大量论述从不同角度，要求以整体主义构建中国经济学，进而使得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构建显示出更为突出的整体主义特征。

总而言之，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经济研究经历了从关注个人主义到更强调整体主义的思想转变。该转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整体主义在近代中国危难局势下更有利于实现民族独立，并且符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思维惯性，同时，该思潮的产生也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世界范围内政府干预思想的上升趋势。该转变也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已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学理论自觉，即不仅产生了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诉求，而且对方法论还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这一有关方法论的探讨，也使得中国经济学构建并非仅停留于简单的主张或倡议层面，而是基于整体主义，以民生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为线索，展开了进一步探索。

但客观而言，近代学界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这不仅表现为对个人主义的内在逻辑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个人主义的经济调节与资源配置作用缺乏重视。而且也体现在，片面地理想化了整体主义的优势，导致应用整体主义进行某些经济理论及政策的探索时，不够客观全面，从而造成了一定偏差。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处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热潮之中。作为一门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规律性成果的经济学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尝试将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进行整合，突破传统认识上二者的非此即彼，吸收和借鉴两种方法论的长处，宏观上从人民整体利益着眼，微观上从发挥市场作用着手，通过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性充分结合。换言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同时探索个体与整体的有机统一，可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选择。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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