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建立模型，实证分析了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不同年龄段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中，本文把人口按不同的年龄段分组，即把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分别分成不同的人群：劳动年龄人口分为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和55—59岁共五组；老龄人口分为60—69岁与70岁以上共两组，在此基础上建立模型，研究不同年龄段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研究表明：15—24岁、25—34岁、45—54岁和55—59岁人口占比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60—69岁人口占比增加和少儿抚养比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35—44岁和70岁以上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同假设不符，有其特殊的原因。本文研究同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但同时减少了特定年龄段人口占比，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因此，为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必须考虑中国人口老龄化并灵活改变计划生育政策。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抚养比；经济增长

全球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并且全球人口老龄化正在以我们从未看到过和设想过的速度增加。如果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增加，预计到2050年，全球老龄人口数量将超过年轻人［1］。国际上把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标准。按此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达到7.12%，2019年上升至12.57%。据相关专家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数量的1/3［2］。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相比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带来的问题有可能比其他国家要严重。这是因为，1980年，中国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致使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而不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人口老龄化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自然发展过程，其产生的问题可以随时间逐步加以解决。并且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还不太发达、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来到了。此外，中国人口基数大，老龄人口是一个庞大的数字。2019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到约1.77亿人，且每年仍以约800万人的速度增加。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将会面临比世界其他国家更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充分准备，时刻准备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老龄人口的增加，势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影响。老龄人口的比例增加，会影响人口结构，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相应减少，由此会影响经济增长，且对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产生重大影响。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前人已经做了许多研究。但是，由于各个国家老龄人口的增长趋势、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各不相同，得出的结果也有所区别。因此，需要根据国家的具体特点，研究国家经济增长与老龄人口及其他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关系，再结合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鉴于此，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老龄化背景下中国人口结构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为此，本文利用中国1982—2020年的数据，使用计量方法建立模型，鉴别不同年龄段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核心是识别人口统计变量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并建立方程对经济增长进行预测。

人口老龄化到底对经济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Bloom等［3］认为对OECD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但影响不是很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老龄化则对经济发展没有明显的影响。武康平等［4］认为在一定假设下，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一致，人口老龄化率对二者均产生负的影响，政府应使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刘穷志和何奇［5］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在由积极影响转向消极影响。

在研究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早期，Solow［6］和Kuznets［7］已经研究了相关问题，但由于当时人口预期寿命较短，人口老龄化还没有成为一个问题。Bloom和Williamson［8］使用1965—1990年78个国家的数据，利用Harvard模型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每增加1%，人均GDP增长1.46%的结论。Kelley和Schmidt［9］使用1960—1995年亚洲和欧洲86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亚洲一些国家中，由于人口老龄化、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着政策的制定和经济增长。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了不同年龄人口在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Lindh和Malmberg［10］使用1950—1990年21个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50—64岁人口占比与人均GDP的增长正相关。Beaudry和Collard［11］对19个国家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15—64岁人口占比与经济增长有很强的对称性。Caselli与Feyrer［12］使用1990—1995年19个OECD国家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年龄段劳动人口的生产率，研究发现15—39岁人口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40—49岁人口的生产率相对较高，50岁以上人口的生产率比40—49岁人口的生产率低。

除了不同年龄段人口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经济增长。Barro［13］认为较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使得人均GDP的增长率也较高。Goldin［14］认为如果没有妇女劳动力参与劳动，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更低。其他学者认为增加人口密度会刺激经济发展［15-16］。谢雪燕和朱晓阳［1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正向的创新效应和负向的劳动力效应影响经济增长。还有学者研究表明，低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投资对经济的发展更加稳定［18］。汇率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样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经济发展的成功会使得货币增值。Lee和Mason［19］对19个国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低的生育率会使得人均消费提高。而Prettner［20］认为在工业化国家中，生育率的下降会伴随着人均GDP的下降。

学者对不同年龄段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结果，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很少用计量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一是从工业化与计划生育政策两个方面，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与进程，认为工业化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的重要因素，并且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是建立模型实证分析老龄人口、其他年龄段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把人口按不同的年龄段分组，在此基础上，研究老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以及少儿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口转变理论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特征从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转变成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最终进入人口老龄化。人口转变理论把人口结构转变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工业化社会，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这个阶段大约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死亡率下降，这主要归功于医疗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如饮食和卫生条件的提高和饮水安全等，这个阶段大约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阶段的主要特征是生育率下降。对生育率下降有多种解释，父母们这时可能认识到，他们不需要生育很多孩子来建立一个大家庭，父母的收入增加用来给少数的孩子提供更多的资源。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就必不可免。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医疗卫生制度的完善，中国人口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后才进入人口老龄化，中国却是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由于中国还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所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要结合人口转变理论和计划生育政策来解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不同时期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 ( % )

注：数据来源于对应年份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0—4岁人口占比是指0—4岁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其余年龄段含义类似。

表1列出了1982年、1994年、2005年和2020年的人口结构情况。由表1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口占比逐渐减少，中年人口和老龄人口占比逐渐增加。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比在1982年为4.91%，2020年则上升为13.53%，38年间上升了8.62个百分点。0—14岁人口占比在1982年为33.60%，2020年则下降为17.97%，38年间下降了15.63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降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与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不断提高。1981—2015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0.16年，男性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7.36年，总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8.57年。特别是1990年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增加较快，人均预期寿命的增加，提高了老龄人口占比。1965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最高，为6.42%，1999年降为1.53%，之后有所上升，2016年为1.62%，2016年后又开始下降。比较中国、美国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从变化趋势来看，1959年以来，三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美国和印度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幅度较小，而中国的下降幅度较大。从具体数值来看，在1970年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三个国家中是最高的；1970—1992年迅速下降，此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印度、大于美国；1992年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美国，在三个国家中也是最低的。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30，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4，印度的总和生育率为2.10。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的降低有两个关键时间点，其中，1971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1992年后中国迅速进入工业化时期。因此，工业化和计划生育政策这两个重要因素导致中国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也使中国快速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

4.1 基本假设

社会总人口按照其是否从事劳动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即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少儿人口指0—14岁的儿童，老龄人口指60岁以上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59岁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可以从事劳动的人口，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不从事劳动。因此，从创造GDP的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可以创造GDP，非劳动年龄人口不创造GDP，并且需要消耗劳动年龄人口创造的GDP。劳动年龄人口越多，能创造的GDP也越多，非劳动年龄人口越多，需要消耗的GDP同样也越多。如果GDP用人均数值来表示，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相应地用各自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来表示，那么，人均GDP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创造的人均GDP越多，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需要消耗的GDP也越多。从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越能促进人均GDP增长，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越高，越会抑制人均GDP增长。

综上所述，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与本文研究的需要，这里的研究基于以下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1：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2：老龄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3：少儿抚养比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

4.2 变量选取

根据有关研究，把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按年龄段分成不同的人群：劳动年龄人口分为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和55—59岁共五组；老龄人口分为60—69岁、70岁以上共两组。这样分组的目的在于：一是可以分析劳动年龄人口中不同的人群对人均GDP的贡献大小是否不同。二是可以检验老龄人口中不同的人群对人均GDP的影响是否一致。根据假设，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系数估计值的预期符号为：15—24岁、25—34岁、35—44岁、45—54岁和55—59岁人口占比的系数符号为正，少儿抚养比、60—69岁、70岁以上人口占比的系数符号为负。

本文因变量设定为人均GDP，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出实际人均GDP，单位为元。自变量包括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少儿抚养比（ydepend）、人口密度（density）、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invest）、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edulevel）、汇率（exchanger）、通货膨胀率（inflation）与劳动参与率（labpar）。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包括15—24岁人口占比（y15—24）、25—34岁人口占比（y25—34）、35—44岁人口占比（y35—44）、45—54岁人口占比（y45—54）、55—59岁人口占比（y55—59）、60—69岁人口占比（y60—69）、70岁以上人口占比（y70+）。少儿抚养比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少儿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在中国一般用0—14岁的人口占15—64岁人口的比例。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需要进行计算，使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按年龄分组的结构数据进行计算。其具体计算方法是，将劳动力每一种受教育程度分别按一定的教育年限进行计算，教育年限的设置如下：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16年。从2001年开始，《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分为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以上三个细目，且教育年限分别设置如下：大学专科以15年计算，大学本科以16年计算，研究生以上以19年计算。然后，分别用教育年限乘以该教育水平的人口数量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比例，再把各项相加，其结果就是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劳动参与率等于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占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经济活动人口数量是指所有年龄在16岁以上，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从事各种经济生产和服务活动的人口数量。

4.3 模型构建

Harvard模型以结合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根据Bloom和Williamson［8］的模型建立经济增长方程。因此，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其中，X1t表示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以及少儿抚养比，X2t表示控制变量，t表示时间。通过该模型，根据各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可以判定不同年龄段人口占比对人均GDP的影响。由于不同变量的取值范围相差比较大，为了便于模型估计，对各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这样可以压缩变量的尺度，使数据更加平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弱共线性、异方差性等问题。

5.1 描述性统计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2可知，少儿抚养比的最小值为0.2210，最大值为0.5460，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47倍，表明中国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较大，人口出生率下降严重。60—69岁人口占比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22倍，70岁以上人口占比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2.58倍，这两组数据表明中国老龄人口增长幅度较大，人口老龄化现象比较严重。

5.2 老龄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参考Oliver［21］的研究，设计五个模型进行估计。老龄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表3所示。

表3   老龄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注：括号内数据是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由表3可知，15—24岁、25—34岁、45—54岁、55—59岁人口占比增加，人均GDP会随之增加，与假设1相符，表明这些人群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但是，35—44岁人口占比增加，人均GDP会减少，这与假设1不一致。60—69岁人口占比增加，人均GDP会减少，这与假设2一致。70岁以上人口占比增加，人均GDP会增加，这与假设2不一致。控制变量中，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通货膨胀率和劳动参与率增加，人均GDP相应会增加；而汇率增加，人均GDP相应会减少。从模型的估计值中可知，15—24岁人口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会增加0.2566%；60—69岁人口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3886%；35—44岁人口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会下降0.7090%；70岁以上人口占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会增加1.1554%，后两种情况与假设不一致，在下文中会对其加以讨论。

5.3 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表4所示，这里同样设置不同的模型［21］进行估计。

表4   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表4可知，少儿抚养比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且在模型6至模型10中此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少儿抚养比增加，人均GDP相应会减少，与假设3一致。控制变量中，人口密度、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通货膨胀率和劳动参与率增加，人均GDP相应会增加；而汇率增加，人均GDP相应会减少。

综上，根据表4中模型6至模型10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15—24岁、25—34岁、45—54岁、55—59岁、70岁以上人口占比增加，能促进经济增长；35—44岁、60—69岁人口占比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少儿抚养比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由于60—69岁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70岁以上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说明中国老龄人口对人均GDP的影响相对比较复杂。

根据表3中模型1的估计结果，可得到人均GDP的预测方程为

由预测方程可知，15—24岁、70岁以上人口占比增加，人均GDP相应会增加；35—44岁、60—69岁人口占比增加，人均GDP相应会减少。另外，从模型中还可以看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的增加都会增加人均GDP，汇率增加则会减少人均GDP。

5.4 稳健性检验

关于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在表3中用五个不同的模型对老龄人口及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估计，估计结果中各个变量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在五个模型中都保持一致，并且都显著。此外，改变模型主要变量的测量方法，即用全国总GDP的实际值代替人均GDP的实际值，用各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代替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再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出的结果与表3中结果一致。表4中的模型6至模型10，少儿抚养比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并且都显著。同样，用全国总GDP的实际值代替人均GDP的实际值，用0—14岁的人口数量代替少儿抚养比，其他变量保持不变，对模型6至模型10进行估计，得出的结果与表4中结果一致。这说明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5.5 进一步讨论

根据前面的估计结果，有以下三点需要进一步讨论：

第一，模型估计结果显示70岁以上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2不一致。为什么70岁以上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现出这样的关系？经济学理论中的生命周期假说可以用来解释这个问题。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个人需要进行储蓄以供自己年老时生活之用。而个人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消费主要用于休闲和医疗花费，这时的消费是一生中最高的，由乘数理论可知每花费一元的消费，可以数倍地增加GDP。考察各个国家的情况，70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确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口要差，他们需要更多的医疗支出，家庭和社会也会尽可能地提供相应的支出。

中国卫生统计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的患病率，比65岁以下人口要高得多。以慢性病患病率为例，1993年，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总人口慢性病患病率的3.18倍；2008年，该比例上升到了4.10倍，慢性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医疗费用支出方面，65岁以上人口的医疗费用约占个人一生总医疗费用的70%，大约是65岁以下人口医疗费用的4倍甚至更多［22］。因此，虽然70岁以上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这是由于其特殊的消费结构造成的，并不表示增加70岁以上人口占比有助于提高人均GDP。

第二，通过对估计系数的比较，表明中国45—54岁人口在不同的劳动年龄人群中对人均GDP的贡献最强，表明这部分人群积累的工作经验最多。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的报告中认为工人年龄越大，积累的经验越多，而经验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的生产能力也最强。为什么中国不是55—59岁人群积累的经验最多呢？这与中国的退休年龄有一定的关系。国发（1978）104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分别为：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即使男性55岁没有退休，大都也会退居二线。以上分析，说明中国工人最有经验，生产能力最强的年龄大致为45—54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他们不但生产能力最强，而且在家庭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与价值，他们既要抚养孩子，也要赡养老人，他们的负担最重，其消费也相对较高。

第三，35—44岁人口占比与人均GDP按前文假设1应该呈正相关关系，一些学者在分析其他国家的情况时得出的结果也是正相关，本文估计结果为负相关，这与假设1以及其他学者得出的结论不一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来解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于1971年，文中选择的数据止于2020年，其35—44岁人口正好处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后出生的，因为这个年龄段的最大年龄是44岁，从2020年开始往前推算，2020年达到44岁的人口出生年份是1976年，正是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第6年。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各年35—44岁人口占比，使得35—44岁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劳动年龄人口中其他年龄段的人口没有这么特殊，相比较而言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较小，因而其占比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1相符。另外，35—44岁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并不等于说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因为这种现象只是暂时的，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的自然降低，这个年龄段人口占比与人均GDP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本文研究表明：15—24岁、25—34岁、45—54岁和55—59岁人口占比增加，能促进经济增长；35—44岁、60—69岁人口占比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少儿抚养比增加，会抑制经济增长。35—44岁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这是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的短期现象。70岁以上人口占比与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于这部分人口医疗费用花费较大，并不表示这部分人口能真正促进经济增长。

从研究结果中可以得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与人均GDP呈负相关关系，即老龄人口占比增加，人均GDP会减少。主要原因是：老龄人口占比增加，劳动年龄段人口占比相应减少，会抑制GDP增长率，从而相对减少人均GDP。中国不仅老龄人口在快速增长，而且总人口增长率在不断下降，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提高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如果以65岁以上人口为老龄人口，预计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于2050年达到26.01%［23］，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进一步减少，这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

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劳动参与率。实际数据表明：1982年以来，中国15—64岁人口占比、劳动参与率、65岁以上人口占比变化趋势大致为：2010年前，中国15—64岁人口占比一直在上升，且于2010年达到最大值，2010年以后开始下降；劳动参与率大致呈下降趋势，在2010年后略有上升；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一直在上升。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参与率，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和较小的城镇隐性失业现象比较严重，消除这些地区人口的隐性失业是提高劳动参与率的一项重要手段。另一个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方法是提高退休年龄。中国目前法定退休年龄无论男性女性都比较低，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可以逐步提高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最终达到男性与女性均在65岁退休。

第二，增加就业率。2010年后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大致呈上升趋势。针对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增加，国家可以制定适当的措施增加就业。如适当投入资金，扩大职业培训范围，增加职业学校，在全国建立一套完善的就业与再就业培训系统。对于在职人员，要安排定期培训，以便能及时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对于失业人员，对其进行免费再就业培训，以便失业人员能及时掌握新技术，重新就业。

第三，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一项措施是改变计划生育政策，鼓励生育。1980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严格实行一胎制，当时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具体如何实施，有两种方案，即一胎政策与两胎政策。随着人口实际生育率的降低，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生育率。为此，中国已经及时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适当调整，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依然太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仍然在持续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为523.24万人，死亡人口为531.36万人，死亡人口比出生人口多8.12万人，2021年上半年人口出现负增长，当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目前为了提高生育率，缓解人口老龄化，不仅要鼓励家庭生二胎、三胎，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支持措施，减轻家庭在住房、生育、养育与教育等方面的负担。

文章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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