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尹教授的报告做得非常全面，把相关问题都言简意赅说到了；朱院长也做了非常全面的补充，下面我简单补充几点个人观点。

第一，我国债务具有企业债务占比大的结构性特点。我国债务总额与GDP的比在2.7左右，和发达国家水平相近，但与之不同的是，我国债务总额的半数以上是企业债务，而企业债务的大部分又是国有企业债务。

例如，在2015年底我国168万亿的债务总额中，企业债务接近100万亿，国有企业债务约80万亿。我们团队研究我国债务问题近十年，在2016年的《经济研究》上发表论文《我国企业债务的结构性特点》，提出大量债务集中于数千家企业是我国债务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一直到近期，这样的债务结构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企业债务结构和我国不同，如美国的债务中家庭部门债务较多，日本则是中央政府债务占比较大。

我国债务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而国企使用债务提供了公共品或准公共品。国企承担的公共责任较多，举债筹集的资金部分用于促民生、稳就业等公共事业，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说，我国很大部分的债务是为国企筹资，而举债获得的资金又用于提供准公共品，这就定义了我国债务的结构和属性上的特征。除了公共属性，债务集中于国有企业，也催生了潜在的预算软约束问题。

国企举债，债务资金又部分服务于公共目标，就自然而然产生了公共部门隐性担保的问题。根据我们去年在《中国工业经济》上发表文章的测算，隐性担保大概使得城投债融资成本降低了四成。这是因为，市场认为拥有政府隐性担保的城投债的风险相对较低，因此要求的融资成本也低。

第二，我国债务呈现此种结构的根源是纵向财政失衡，即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不匹配。地方要实现多重目标，但是分配的税收资金相对不足，便产生了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下降，一些地区的税收增长因为疫情也遇到瓶颈，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用举债的方式弥补收支缺口。

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快速增长的城投债务，其有息负债总额在2021年达到50万亿。也就是说，因为财政收入难以支持地方政府完成所需的项目，尤其是很多大型基建类项目的建设，所以地方政府就需要借助另外一个主体，如城投企业，来举债融资完成要做的事情。当然，城投债务只是地方债务的一类，还有其他类型，包括地方政府债券等。但地方债务问题的根源之一都是在税收的分配上。

第三，债务是否可持续，取决于当期发债是否能提升未来税收收入。如果当期举债能够为未来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尤其是使未来的税收收入增长、税基扩大而减少政府对于债务的依赖，这就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换言之，当期债务投入相当于只是一个初始投入，未来的方向是更少依靠债务，而更多依靠税收。

当期发债是否能、何时能形成未来的税收，则需要具体分析。地方债务投入实际上可能面临时间期限不匹配、成本收益不匹配等多个问题。

例如，大量地方债务投入了基建领域，尤其是高投入、慢回报的交通基建。常言道“要致富先修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理论上可以联动其他地区，产生更多经济往来，带来更多经济效益产出以至于增加税收。

然而这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投入的资金并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回收，并弥补举债的成本。如果税收尚未得到显著提升，而债务已接近到期或者债务利息压力增大，收入便不足以还本付息，这就带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的时间期限不匹配问题。

另一方面，很多债务资金投入了具有一定正外部性的公共品，而正外部性不一定能转化为经济效益，甚至根本不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然而，债务是必须要偿还的，至少利息是必须定期偿还的。

比如，一些国有企业举债来建设不收费的普通公路等基础设施，这些国企要遵循项目自负盈亏、收支平衡等原则，但所投入的项目又是成本大于收益的，一些外溢性并不能变成项目自身的收益来还本付息，这就带来了成本收益难以匹配的问题。我们团队在去年8月份的《财新》以及《南方周末》的采访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

总结一下以上内容：

第一，我国的债务具有很强的结构性特征，相当一部分是国有企业借债，用于提供准公共物品、服务公共事业建设等。

 

第二，地方债务的根源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存在纵向财政失衡，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存在不匹配。

 

第三，债务投向经济建设领域，会促进政府未来的税收收入的增长，但有时投入和回报在时间上是不匹配的。

在更深的层次上，地方债务问题又涉及到国家治理的问题。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有很多议题未来要进一步深化研讨，比如如何管控地方债务风险，如何在中央和地方间分配各类税收，才能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尤其是疫情之后，又产生了不少新的变化，如部分地区土地出让收入下降、税收增长放缓等。

在这些背景下，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维来统筹谋划地方债务的分配、使用和管控，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总目标而言既是非常急迫的，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