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和工资税的权衡——来自中国的证据
李心怡
中国人民大学
学生
最新发布文章——增值税和工资税的权衡——来自中国的证据
摘要:
本文研究了增值税的实施对我国企业避工资税的影响。利用中央政府2005年废除农业税来衡量财政压力和随后增值税征收的执行力度，本文的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增值税的征收导致避工资税这一现象的显著增加。对企业异质性和实际反应的研究表明，避工资税的增加主要源于小型和现金紧张的私人企业的成本优化。我们的论文呼应了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了理解跨税种合规性溢出 (compliance spillover across taxes)的重要性。
作者简介:
李力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刘正铖，香港大学经管学院
聂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席天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编译来源:
Li, L., Liu, K. Z., Nie, Z., & Xi, T. 2021. Evading by any means? VAT enforcement and payroll tax evasion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185: 770-784.
依次为本文作者
李力行 刘正铖 聂卓 席天扬
个人和公司的逃税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最近的文献证明了各种政策干预对于减少逃税行为的有效性，如审计、第三方报告、公开披露和对税务机构的激励。然而，如果加强对一种税的征收力度会加剧其他领域的逃税行为，那么这些政策的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基于逃税行为的多重性质，本文研究了增值税（VAT）的征收情况，即在生产过程中对商品的增值部分征收的税款，如何引起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工资税逃避。我们把增值税作为税收的一个重要部分有三个原因。首先，自1994年中国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增值税一直是政府收入的最重要来源。第二，地方上的增值税征收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由于中国实行区域分权制，地方政府在管理经济政策和筹集增值税收入的能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第三，增值税征收是世界上一个基本的公共财政问题。这一特点保证了我们研究的外部有效性，以便更好地了解财政能力的制约因素。同时，工资税（社保缴费）在公共收入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与增值税不同，工资税收入是由权力较弱的社会保障机构收取的。工资税收入单独计入社保基金，不得挪作他用。增值税和工资税之间的收支分离导致了协调问题。因此，当增值税的征收变得更加严格时，现金有限的公司就会逃避工资税，以节省总成本并维持其在市场上的生存。
我们利用中央政府2005年废除农业税的政策冲击来探究增值税执行的影响。在2005年之前，农业税是由县级行政部门征收的。农业税的废除给各县带来了收入的短缺，并导致各县根据农业税的损失来加强其他税种的征收，特别是增值税。同时，由于社保基金和地方行政部门预算之间的分离，农业税的废除并没有直接影响工资税的征收。利用这一特点，我们根据各县原有的农业税收入计算出各县的收入冲击，并将收入损失作为工具变量来估计增值税征收对企业逃避工资税的影响。
我们的实证研究采用了制造业企业的综合面板数据，证明了增值税和工资税之间存在明显的逃税替代模式。以所有销售额在5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为基准，增值税实际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企业缴纳的工资税实际税率就降低3.25个百分点。这些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这些检验考虑了各种混杂因素、公司经营动态以及增值税税率和收入损失的替代措施。
我们通过对潜在机制的几个调查来补充基线结果。首先，企业通过减少就业、流动资产和债务来应对增值税的执行；然而，工资税的逃税模式不太可能是由这些实际反应所驱动的。第二，当企业财政紧张和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它们会更多地逃避工资税。第三，我们用国有企业进行安慰剂测试，由于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不太容易受到现金约束和利润损失的影响。我们没有发现类似的工资税逃避模式。总而言之，这些结果证明了我们的先验假说，即负面的征管溢出效应 (enforcement spillover effect)是由商业压力和现金紧张驱动的。
我们的论文与越来越多的关于不同政策和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合规替代或溢出的文献相呼应。López-Luzuriaga和Scartascini（2019）是这一文献的最新贡献，他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以了解不同类型税收的合规溢出机制。他们认为，改变一种税的征收力度或对不合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可能会促使纳税人更新他们对其他税的征收信念。反过来，不同税种的合规性溢出是正还是负，取决于不同类型的逃税行为的检测概率之间的相关性。López-Luzuriaga和Scartascini（2019）报告说，从财产税到销售税的合规性溢出是正的，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溢出可能是负的。当税务机构分散，现金紧张的公司通过逃避由权力薄弱的机构征收的税款来节约成本时，往往会出现逃税的替代现象。
此外，我们的研究与研究发展中国家财政能力的文献有广泛联系。我们的研究结果有一个政策含义，即在一个政策领域增强国家能力可能会无意中在其他领域造成社会成本。这种逻辑延伸到了非法活动转移的现象，即在某些领域加强执法会加剧其他领域的制度漏洞，如进口税的执行、犯罪威慑和污染监管。
我们的论文也与研究权力下放和国家能力之间相互作用的文献有关。Cai和Treisman（2004）提出了一个权力下放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税收政策执行力度的薄弱是由区域间的投资竞争产生的。Mast（2020）将纽约州企业获得的30%的免税额归因于区域间的竞争。Burgess et al. (2012) 记录了区域间对收入的激烈竞争加剧了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我们的论文表明，负外部性不仅可能来自空间互动，也可能来自部门间的溢出效应。因此，加强对一项政策的执行可能会损害权力薄弱部门的绩效。本文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在官僚系统内加强政策协调的论点。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介绍了中国零散的税收制度的背景。第3节介绍了本文使用的数据。第4节介绍了实证策略。第5节报告了基线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6节探讨了逃避工资税的潜在机制和企业对增值税执法的真实反应。第7节得出结论。
在中国，雇主和雇员共同承担向两种社会保障基金缴款的责任：养老金（基本养老保险，BOAI）和公共健康保险。法定的社会保障缴款率要求雇主缴纳雇员工资的20%用于养老金，6%-10%用于医疗保险。除了雇主的缴款外，雇员还需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10%缴款给社保系统。作为财政刺激计划的一部分，尽管法定费率在2019年有所降低，但社会保障缴款仍然是企业成本的一个重要部分。
社会保障体系的两个特点使社会保障支付成为企业支付的税款，而不是代表雇员的储蓄。首先，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区域上是分散的。地方社保局在管理养老基金和分配社保福利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此外，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养老金制度，雇员在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时，无法携带他们应得的福利。
第二，养老金制度采用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雇员的缴费被存入他们的个人账户，而雇主的缴费则进入现收现付制度，没有对未来的养老金福利作出保证。在现实中，地方社会保障机构可能会挪用个人账户中的资金来支持现收现付制度。因此，个人账户中的储蓄只用于计算退休后的养老金支付。这种操作使得个人账户本质上是一种会计工具，而不是一种投资。因此，养老金在功能上等同于现收现付制度。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6年的报告，个人账户的赤字高达养老基金总额的90%。这些制度上的摩擦破坏了遵守社会保障支付的激励机制。
工资税征收的行政系统权力薄弱且分散。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地方社会保障办公室负责工资税的征收。1998年，由于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后下岗工人激增，全国各地的养老基金面临着支付赤字的严峻挑战。为了维持社会保障体系，财政部建议地方税务局帮助征收工资税，并将决定权下放给省级政府。然而，这项改革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大幅提高收入征管能力。大多数采取这项改革的省份只授权地方税务管理部门征收，而将计算和监督工资税支付的工作留给了社会保障部门。此外，在许多地区，地方财政局也参与了与社会保障体系相关的政策实施。因此，地方税务局无法获得企业的工资信息，也没有强烈的动机来加强工资税的征收，而工资税最终是单独计入社会保障基金。可能是由于工资税管理部门和地方税收管理部门之间的协调问题，截至2008年，31个省中只有18个省将征收权交给了地方税收管理部门。关于这项改革的有效性的经验证据是有限的，而且没有结论。
总的来说，地方政府征收工资税的积极性不高。工资税阻碍了雇主扩大投资和就业的积极性，而这正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同时，关于社会保障资金使用的严格规定禁止地方政府将社会保障资金转用于其他用途。由于缺乏来自地方政府的人员协助，社会保障机构缺乏监管手段，很难发现逃税行为并对雇主进行处罚。反过来，逃避工资税的现象也很普遍。雇主采用各种机制来逃避工资税，包括少报工资，推迟缴纳社会保险，以及雇用临时工。一些企业调查报告称，2019年70%的企业支付的工资低于法定税率。根据《财新》2018年的一份报告。如果所有公司都被要求完全履行其社会保险支付义务，企业的平均成本将增加30%...... 为了降低成本，雇主通常会想办法避免全额缴费，例如将报酬分为基本工资和奖金，只对基本工资纳税，或者雇用更多的临时工来逃避社会保险义务。
与工资税不同，增值税是由国家税务局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征收的。由于财政能力有限，逃避增值税在中国曾经是一种普遍现象。逃税的手段包括现金交易、伪造账目和交易，以及使用假发票从增值额中扣除进项投资。Fan et al. (2018) 发现，2001年全国范围内采用的电子发票系统是对征税能力的一个大型改革，同时证明了之前增值税征收的严重松懈。事实上，在我们的样本中，涵盖了2001-2007年采用电子发票制度之前的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可比的增值税支付率只有12%。这个比率仍然大大低于17%的法定比率。
地方政府在影响增值税征收的有效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虽然国家税务局是垂直管理的，但他们的资源和能力有限，无法发现逃税行为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此外，地方政府有相对强烈的动机来帮助增值税的执行，因为他们获得了固定的增值税收入份额。因此，增值税的强度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促进增值税征收的动机。
2005年以前，中国的农民支付的农业税相当于总产量的15%左右。农业税收入主要归县政府。2000-2004年期间，农业税占县级政府税收收入的17%以上。图1显示了农业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平均比例分布，表明各地区对农业税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异。
中央政府在2006年的第一天正式废除了农业税。在2006年之前，实施了几轮废除的小规模试验。实际上，地方行政部门大多遵循中央政府的指示，在2005年停止征收农业税。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农业税的废除对全国所有地区都是一个外生的冲击。图2显示，2005年以后，增值税收入在县级行政部门预算中的平均份额急剧增加。这种模式符合“财政压力”的前提，即认为县级政府在农业税废除后面临严重的收入短缺，不得不加大增值税的征收力度。
二、数据
1.数据描述
我们使用的企业层面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年度调查。这些数据提供了所有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人民币（约72万美元）的制造业企业的业绩和财务状况。国家统计局执行严格的数据保密政策，禁止将调查数据用于税务审计。这种做法保证了企业如实报告其纳税情况的积极性。我们重点关注企业的增值税和工资税的支付情况。我们还利用了一系列的企业特征，包括行业、县域位置、所有权结构、总销售额、利润和总工资。
我们研究2001-2007年期间的情况有两个原因。首先，2001年之前的工资税数据是不可用的。其次，由于中国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后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大多数分析中，我们以私营企业为样本，但也探讨了国有企业的模式，以进行比较。按照Cai和Liu（2009）的做法，我们剔除了异常值，以获得一个持续可靠的样本。我们从中国财政部公布的《省以下公共财政统计》中获得县级财政信息。我们使用农业税、预算收入和财政转移支付来计算2005年废除农业税后的收入损失。县一级的发展水平可能会影响其税收执法的能力和动力。为了解决影响税收的混杂因素，我们控制了一系列县级的变量，如人均GDP和社会保障补贴。此外，工资税执行的区域差异可能由县域人口中的退休人员比例决定。我们将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老年人口比例作为退休人员比例的替代变量。
有效工资税税率（Effective payroll tax rate）。我们重点关注社会保障缴费的两个主要项目。第一个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个是健康保险。这两项缴费包括了中国雇主支付的社会保障的绝大部分。我们用企业在这两个项目上的总支付额与总工资之间的比率来衡量有效工资税率。
有效增值税税率（Effective VAT rate）。原则上，增值税的税基是总的增值额。然而，在中国，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服务在内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在2001-2007年不能从增值税的支付中扣除。因此，我们将有效增值税税率计算为企业的应缴增值税与总销售额的比率。为了进行稳健性检查，我们也遵循标准的定义，将实际增值税率衡量为支付的增值税与总增加值的比率。增值税-销售比率的样本平均值为6.6%，而增值税-增值比率的样本平均值为12%，这表明与17%的法定增值税率相比，增值税的征收普遍不完善。
农业税损失。2005年在全国范围内废除农业税，给县级政府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收入损失。为了缓解县级政府的收入短缺，中央和省级政府针对受农业税废除影响的县级政府采取了基于公式的转移支付方案。然而，总的来说，这些转移是有限的，县级政府无法收回全部收入损失。按照Chen（2017）的说法，我们将每个县因废除农业税而导致的收入损失衡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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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程（1）中，𝐴𝑔𝑟.𝑇𝑎𝑥_𝑐,2000-2004是2000-2004年期间县𝑐的农业税收入的平均值。𝑇𝑟𝑎𝑛𝑠𝑓𝑒_𝑐,2000-2004和𝑇𝑟𝑎𝑛𝑠𝑓𝑒𝑟_𝑐,2005-2007是与废除农业税带来的损失有关的公式化转移支付的平均数。𝑇𝑎𝑥.𝑅𝑒𝑣_𝑐,2000-2004和𝑇𝑎𝑥.𝑅e𝑣_𝑐,2005-2007衡量各县的税收收入，包括增值税（与中央政府共享）、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其他税收收入，但它们不包括其他预算外收入，如土地销售收入。
图3是𝐴𝑔𝑟.𝑇𝑎𝑥 𝐿𝑜𝑠s_𝑐在样本中2161个县的分布情况。大多数县在改革后都出现了损失。平均损失约为20.9%。在极端情况下，该比例可高达80%。收入损失的地区差异可能源于各种原因，如农业部门的份额、公司的数量、县政府主管领导和他们的上级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其他特异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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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4可以看出，2005年以后，县域因取消农业税而造成的收入损失与增值税收入比的提高呈正相关。与财政压力的直觉相一致的是，县级政府的收入损失与较高的增值税强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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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提供了实证分析中使用的关键变量的统计摘要。
三、实证策略
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增值税征收对企业缴纳工资税的影响可能会有偏差，因为不可观察的背景因素同时影响着增值税和工资税的缴纳。为了解决对内生性的担忧，我们采用了工具变量的方法，主要利用了由于废除农业税而造成的收入损失的外生地区差异。
3.2图示了识别策略。企业在增值税之外还要支付工资税。重要的是，企业的增值税和工资税收入应归入不同的账户。增值税收入的一部分被用于资助县级政府，而工资税的支付则单独保存在社会保障基金中。在2005年废除农业税后，面临更严重的收入损失的县级行政部门被迫在增值税上付出更大的努力，而不是在社会保障支付上。反过来，增值税的征收给企业维持利润和生存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因此，企业的反应是逃避他们的工资税税款。我们的识别假设要求收入损失的地区差异不直接受工资税征收效率的影响。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因为社会保障体系是单独管理的，并受到严格的监管。转移养老金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们采用两步法进行工具变量估计。第一步是利用2005年后农业税收入损失的跨县和时间变化。具体来说，我们采用差分法来估计财政压力对有效增值税比率的影响。
（2）
在方程（2）中，𝑉𝐴𝑇𝑟𝑎𝑡𝑒_𝑖𝑐𝑡是位于县𝑐的公司在𝑡年的有效增值税率。𝐴𝑔𝑟.𝑇𝑎𝑥𝐿𝑜s𝑠_𝑐是由公式（1）定义的收入损失。𝑃𝑜𝑠𝑡_𝑡是一个虚拟变量，表示2005年以后的年份，当时全面实施了农业税的废除。𝑋_𝑖𝑡是企业特征的变量向量，包括员工数、销售额、资本密集度、利润率、投入产出比、出口销售比等对数。在所有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𝛿_𝑖）和年份固定效应（𝜆_𝑡）。我们将标准误差聚类在县一级。𝛼是第一阶段估计中感兴趣的主要参数。与方程（2）相关的平行趋势假设要求在受到不同𝐴𝑔𝑟.𝑇𝑎𝑥𝐿𝑜s𝑠_𝑐之前，增值税的征收趋势不存在系统差异。我们在第5.1节中检验了这个假设。
(3)
由式(3)所规定的第二阶段估计了有效工资税率作为增值税税率的函数。在（3）中，Payroll rate_ict是企业𝑖的有效工资税支付率。𝛽是感兴趣的主要参数。𝜂_𝑖和𝜇_𝑡代表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𝜎_𝑖𝑐𝑡是公司年度层面的随机干扰项。与方程(2)的估计一样，我们将估计的标准误差聚类在县级。
四、结果
1.财政压力
表2的第(1)栏是根据公式(2)得出的第一阶段估计值，没有公司层面的控制。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为0.552，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第（2）列中，我们加入了额外的公司层面的控制变量，如对数雇员和增值，资本强度，利润率，出口-销售比率和投入-产出比率。估计的系数是0.872且显著。考虑到样本中平均20.9%的收入损失，农业税的废除使有效的增值税率提高了0.18个百分点，或比2005年之前的水平提高了5%。这些估计值证明了由于废除农业税而产生的相当大的财政压力效应。图6显示了废除农业税的动态效应的估计值。以2004年为参考点，结果显示，在2004年之前，受到较重收入损失的县在增值税征收上没有不同的表现，而在2005年之后，与有效增值税税率的大幅上升有关。
2. 增值税的征收和对工资税的遵守
表3列出了增值税征收和工资税遵守之间关系的几个估计值。首先，第（1）栏报告了OLS估计值。有效增值税率的系数是正的，但很小（0.062），表明由于背景因素，估计值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的偏差。在第（2）列和第（3）列中，我们使用Agr.Tax Loss_c × Post_t作为解释变量，对有效工资税率进行了简化估计。与我们所提出的关于财政压力对工资税遵从性的间接影响的论点相一致，交互项的系数是负的并显著。无论有没有公司层面控制，结果是相似的。
第（4）列和第（5）列分别列出了有和没有公司层面控制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有效增值税率的系数是负的，而且显著。第一阶段估计得到的Cragg-Donald统计数字以很大的幅度拒绝了弱工具的假设。根据第（5）栏，有效增值税率增加一个百分点会导致有效工资税率减少3.251个百分点。该估计值转化为一个大约1.8的弹性，将有效工资税和增值税率固定在样本平均值上。粗略计算，增值税每增加1元，社保缴费就会减少0.15元。把表2和表3的结果放在一起，在2005-2007年，农业税的废除与增值税收入每年增加1860亿元人民币意味着工资税收入每年减少1860×0.147=273亿元人民币。
表4提供了几个稳健性检验，使用替代的规格和措施来估计有效工资税率，并考虑其他混杂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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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工资税征收的县域特定特征。首先，工资税的执行可能对当地的社会经济条件很敏感，这些条件决定了社会保险办公室的财政压力。我们通过包括两个反映社会保障资金的需求和供应方面的控制变量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一个控制变量是65岁以上个人的人口比例，它反映了对养老基金的需求。第二个控制变量是社会保障补贴在县级预算中的比例。我们还控制了人均GDP的水平，这可能与地方财政能力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丰富程度相关。表4中第（1）列的估计系数与表3中第（5）列的系数接近，并在5%的水平上显著。
特定省份的趋势。第二，我们包括一组特定省份的时间趋势，以缓解我们的估计可能由同一政治管辖区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收入征收活动的共同作用所驱动的担忧。表4第(2)栏报告的估计值具有类似的幅度（-3.264），并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核算。第三，人们可能会担心，企业的进入和流失是由不断增加的增值税征收工作所驱动的。如果遵守税法的企业发生了更大的损失并被迫退出市场，而不遵守税法的企业设法生存下来，那么估计值可能会有偏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用2001-2007年期间存在的企业来估计方程（3）。估计系数为-2.652，显著性水平保持不变（第（3）栏）。
有效增值税率的另一种衡量方法。第四，我们使用总增值额作为有效增值税率的分母。第(4)列报告了一个显著的系数。工资税率对基于增值额的增值税率的弹性是2.53，或者说，增值税税款增加1元，工资税的逃税额就增加0.19元。
其他税率。除了增值税的收入外，县级政府还从其他几种类型的税收中获得收入，如企业所得税和销售税。诱导工资税逃税的逻辑应该适用于税收收入的总量。表4的第(5)栏采用了每个公司的纳税总额（工资税除外）作为税收执法强度的衡量标准，结果类似，弹性约为2.17。
其他改革。2005年农业税的废除与其他两项影响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相重叠。第一项改革是在2003-2006年建立了新农合，它为农村人口提供了广泛的医疗保险。筹资责任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新农合的建立有可能提高了地方社会保障部门的能力，从而混淆了工资税的征收。第二项改革是引入全额资助的养老基金个人账户。这项改革可能会增加遵守社会保障缴款的意愿。然而，为了解决估计值可能被与社会保障制度有关的其他改革所混淆的问题，我们包括两个虚拟变量，即新农合和个人账户。新农合是手动从地方政府的网站上收集的，在县级层面上是变化的。个人账户是在省一级变化的，并从"个人账户"中获得。表4的第(6)列和第(7)列报告的估计值是显著的，与基线相似。
替代工具变量。在计算农业税损失时，我们将地方税收收入和补贴视为给定的。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2005年废除农业税之前，收入和补贴可能已经被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谈判所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谈判能力可能与社保局的工资税执行能力相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根据2000-2004年期间税收收入的增长轨迹，推断2005-2007年县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并使用模拟值𝑇𝑎𝑥_𝑠𝑖𝑚来代替实际值𝑇𝑎𝑥𝑅𝑒𝑣𝑒𝑛𝑢𝑒_𝑐,2005−2007，以估计方程(2)。同样，我们用𝑇𝑟𝑎𝑛𝑠𝑓𝑒𝑟_𝑠𝑖𝑚模拟转移，来代替𝑇𝑟𝑎𝑛𝑠𝑓𝑒r_𝑐，2005-2007。然后我们用𝑇𝑎𝑥_𝑠𝑖𝑚和𝑇𝑟𝑎𝑛𝑠𝑓𝑒𝑟_𝑠𝑖𝑚，以构建方程（1）中收入损失的工具变量。附录中的表A.1报告了使用替代工具变量的估计值。从表A1可以看出，与基线相比，结果相当相似。
五、机制
在本节中，我们检验了与逃税替代现象有关的潜在机制和替代解释。首先，我们调查了企业的实际反应，以确定结果是否由企业的投资和就业决策调整所影响。第二，我们测试财务约束是否包括工资税逃税的一个重要渠道。第三，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化形式的安慰剂测试，只使用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不太容易受到财务约束）以进一步研究工资税逃税的渠道。第四，我们对另一种解释提供了提示性的检验，即工资税逃税的增加源于企业与地方政府的战略勾结。
以前的文献表明，企业在应对税收执法时调整了投资决策。企业对其投资计划的调整导致有效工资税率的大幅下降是有道理的。雇主可能选择通过精简雇员数量来促进利润，或者他们可能转向购买服务来完成非必要的工作。这种调整有助于企业承担社会保障税的支付责任，并增加增值税的扣除。我们进行与方程（2）和（3）类似的两阶段估计，研究增值税的执行对一系列企业层面的管理指标的影响，包括雇员人数、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债务总额、工资总额和雇员人均工资水平。
表5中的结果表明，企业通过减少雇员人数（第1栏）、减少流动资产（第3栏）和减少借款（第4栏）来应对增值税负担的增加。相比之下，增值税的强度并不影响现有企业的固定资产规模（第（2）栏）。我们还调查了增值税征收对工资的总影响。第（5）栏显示，增加增值税负担与每个雇员的工资增加有关。第（6）栏表明，工资总额并没有随着税负的增加而改变。这些结果可能是由企业解雇低技能工人所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企业为高工资雇员支付的社会保险费率高于低工资雇员。如果企业没有进一步回避社保费用，实际工资税率应该由于解雇低技能工人而增加。然而，第（6）栏表明，企业并没有减少工资总额。综上所述，表5中的结果支持工资税逃税的成本驱动假说，目的是应对增值税执法的加强。
然后，我们对企业在财务约束和竞争力方面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一系列测试，以进一步评估工资税逃税的潜在机制。严格的增值税执法不仅给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而且还导致企业手中的现金减少。表5的第（3）栏支持这样的现金流冲击。在企业受到信贷约束的情况下，这种约束对市场生存构成了更严重的威胁。我们遵循Saez et al.（2019）以及Hadlock & Pierce（2010）的想法，采用现金流与资产的比率作为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的代理。此外，我们采用了Wang等人（2017）开发的信贷市场化指数(credit marketization index)，该指数基于不同城市中流入非国有部门的银行信贷份额。
表6中报告的结果与信贷约束作为工资税逃税动机的解释一致。
除了金融约束的异质性之外，我们还探讨了这种影响是否随企业的利润率和市场力量而变化。按照财务约束的逻辑，一个合理的猜想是，具有较高利润率和市场力量的企业受到的财务压力较小。为此，我们根据利润与资产比率和利润与附加值比率，将样本分为高利润率组和低利润率组。使用类似的方法，我们根据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特定行业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对企业进行分组。附录中表A3和A4的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利润较低且控制的市场份额较小时，企业逃避工资税的力度更大。
我们根据工资与销售比和员工与销售比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异质性和劳动强度。附录中表A5的结果表明，在劳动力成本占比较大的企业中，由于增值税的强制执行，逃避工资税的模式更强。这些结果表明，市场上较小和较边缘的企业通过逃避支付工资税而挣扎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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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仅使用私有企业的信息获得了基线结果。我们预计，与私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工资税逃税现象不那么严重。第一个原因是，国有企业面临着软预算约束，因此对利润损失不太敏感。第二个原因是，当纳税人与行政部门有政治联系时，他们的逃税率往往较低，基于美国个人所得税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往往会遵循党的路线。国有企业并不纯粹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而是分担了维持就业等各种政策负担，同时也承担了巨大的避税政治成本。基于这一逻辑，我们用国有企业的样本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表7列出了使用国有企业样本的简化形式估计。与私营企业的情况相反，Agr.Tax Loss_c × Post_t的系数是负的，而且在统计上不显著，不能支持国有企业存在类似的财政压力效应（第（1）和（2）列）。我们将这一差异归因于国有企业对增值税的高遵守率。在第（3）列和第（4）列中，有效工资税率的简化形式估计值是不显著的，与私营企业的结果相比，其幅度要小得多。关于国有企业的结果为“利润驱动下的工资税偷逃”提供了初步的支持。
六、结论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的增值税征收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工资税逃税行为。利用2005年农业税的废除作为自然实验，我们捕捉到县级行政部门不同的增值税征收力度，并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研究增值税强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在增值税征收力度加大的情况下，私营工业企业的工资税逃税行为有了明显的增加。企业通过削减低技能劳动力、流动资产和债务来应对增值税征收力度的增加。此外，这种影响在那些资金紧张、盈利能力较差以及劳动力在总成本中占比较大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这些结果表明，越来越多的逃税行为更可能来自于现金紧张的公司的成本优化动机。
这些实证结果证明了在评估税收政策的影响时，应考虑到不同税种之间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合规性溢出。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加强税收执法可能会对小型和财政拮据的公司的生存构成关键挑战，并诱使他们削减劳动力和逃避工资税的支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加强一项政策的执行可能会导致其他方面的非正式性的意外增加。当官僚系统分散且缺乏协调时，这个问题会更加严重。我们的发现为理解环境、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政策领域中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