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比其他社会学科更能主动吸收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更能对其他社会学科施加影响，故有“帝国主义”自谓。这种自大和霸道在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面前立刻显示了其偏狭性、和缺少自然科学(主要指物理学和化学、生物学)的基础。
    早在1921年，诺奖化学奖得主(英)弗雷德里克•索迪(1877-1956)在其一系列文章中深刻指出：经济学缺少物理学基础，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财富只是按复利计算的债务或虚拟财富，它与服从熵定律的自然属性的财富的自然衰减是相抗衡的；人类的法律、习俗、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学都要遵循和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一第二定律应该是经济学的起点；而经济学忽视了无限增长的荒谬性，把自己变成了科学的笑料。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虽然否定经济学的基础与热力学的关系，但他称索迪的著作是“卓越的著作，具有深刻的启发与刺激”。
   20世纪初，爱因斯坦在为寻找一个适合于关于物质、辐射和电的理论的“元基础”理论时说：“我努力得愈久，就愈加绝望，也就愈加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理，才能使我们得到可靠的结果。我所看到的我面前的一个范例就是热力学。”

《爱因斯坦全集第2卷》英文版(普林斯顿大学1989)编者在《序》中说：“爱因斯坦对热力学定律树立了极大的信心。他的关于统计物理基础的研究使他相信……对具有许多自由度的所有系统，不管它们细节的微观结构如何，热力学原理都有效，而且这热力学原理甚至能应用于热辐射。是否还有其他这样的原理，以便人们在探索‘元基础’时可以依靠它们？……在徒劳地尝试修正Maxwell-Lorentz方程或用一个光的发射说取代它们之后，他发现正确的逼近问题的方式是从原理出发，它们的作用类似于热力学定律”(同上P15)。《序》又说：“爱因斯坦在许多年以后描述热力学给他的印象时说：‘它是惟一具有普适内容的物理理论，关于它，我深信，在其基本概念可适用的框架内，它将永远不会被推翻’”；“爱因斯坦把相对论和热力学都描述为‘原理理论’，而与‘建构的理论’相对立（同上P15）。《序》还指出，1911年爱因斯坦说：“‘我们全都同意，量子论以其目前的形势可以是有用的工具，但不能真正构成通常字面意义上的理论……问题在于要知道什么是我们可以依靠并用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物理学的普遍原理。'他选出能量原理和Boltzmann原理作为这类原理；在别处，他类似地利用相对性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作为这类原理。”(同上P21)。
     193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奥)埃尔温•薛定谔于1944年发表《生命是什么》，把熵的概念引入生命分析，指出，熵“这个物理学基本定律正是事物走近混乱状态的自然倾向……是必然的……”。
    1971年，经济学家、罗马尼亚人尼古拉斯•杰奥尔杰斯库-勒根发表《熵定律与经济过程》，指出经济过程就是自然界中的熵的变化过程，财富是由低熵物质/能量消耗为起点到高熵物质/能量污染为终点的结构；熵现象是不可逆的。美国经济学家，经济学诺奖得主萨缪尔森说，“任何见多识广的经济学家在深思这篇文章后将无法继续自满”。
    在工业革命的划分中，有动力系统、制造技术、信息技术、非清洁能源与清洁能源(含核能)，及其混搭的各种标准或标志，但从熵和控制熵增速度的概念划分工业革命(木材、化石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的，只有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1981年，他发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阐述熵增定律对人类存在的意义；2011年他又出版《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再一次宣传《熵》一书中关于熵增的观点，但态度比《熵》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和实际，并于2013年亲自到中国来宣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基础、意义和途径(央视有过播放)。
    美国经济学家戴利认为，现行的马克思的和新古典的经济学的循环图都不依赖环境，都没有考虑低熵的流入和高熵的流出；他主张引入熵增的观点，大范围修订经济学教科书的标准观点。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格斯，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最早论述热力学定律的。读其读书笔记《自然辩证法》，知道恩格斯熟知笛卡尔关于宇宙能量总量不变性的原理、赫尔姆霍茨的《力的守恒》和迈尔、焦耳对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贡献和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他明确肯定克劳修斯的“热之唯动说”(克劳修斯定律著作的名字)的原理，称其具有“适合于从星云到人的一切物体的普遍的自然规律”的性质；后又于1889年在《费尔巴哈论》中说：“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存在的可能的末日和它适合居住状况的相当肯定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有下降的过程”。

大家都记得，记者柴静曾与丁仲礼院士有过关于排污与治污的一场尖刻对话。这个对话是从科学、经济学到政治都完全不对等的对话。丁院士说：“地球是拯救不了的”。什么意思？用熵的语言说，即指：人类能做的只是尽快懂得协调好各国人民的公平正义关系的重要性，尽快在地球既有的资源中变换替代能源，调节熵增速度，以便人类在余年活得更好；若有可能则使最后的子孙在逃离地球时智力不减、基因变异不大并已经懂得相互尊重与和平相处了，否则只能被太阳烧死于此球了。这也即丁院士的另一个回答：人类能拯救的只能是人类自己。

参阅：
1、(英)弗雷德里克•索迪：
《笛卡尔经济学-自然科学在国家管理工作中的意义》(1922，英文)。
《财富、虚拟财富和债务》(1926，英文)。
《货币与人》(1933，英文)。
《货币的作用》(1934，英文)。
《经济自由的大敌(1943，英文)。
2、(美)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德)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全集》第2卷,范岱年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
4、(奥)埃尔温•薛定谔《生命是什么》罗来欧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5、(美)杰里米•里夫金
《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 张体伟等译 中信出版社2012。
6、恩格斯
《自然辩证法》(1883-1886)马恩全集第20卷。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9)，同上第2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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