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及其后续影响，凸显甚至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原有差距。国家商品和服务出口下降、金融市场收紧、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面临压力等问题，导致许多国家经济遭受损失。美国康奈尔大学国际贸易政策教授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维拉·桑威（Vera Songwe）认为，现在世界各国逐渐进入后疫情时期的经济恢复阶段，同时，贫富经济体之间呈现出不平等发展的态势。本报记者就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前景及中国应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等话题采访了相关学者。

从疫情后全球经济短期恢复前景来看，世界上不同地区的经济有着截然不同的增长前景。2021年10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与英国《金融时报》联合发布“全球经济复苏追踪指数”。指数虽然陈述了若干全球经济增长乐观的理由，但也表达了对全球经济广泛复苏面临阻碍的担忧。此外，一些发达经济体正处于宏观经济刺激和供应链方面的瓶颈期，致使美国和欧元区国家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基于对通胀可能不受控制的预期，已经开始考虑采取更加谨慎的措施。

世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正面临重要的决策点，例如，是否在疫情下进一步开放经济；在有可能对经济造成长期伤害的情况下，是否要增加更多宏观经济刺激措施以获取短期利益。普拉萨德表示，摇摆不定的政策也会影响到较弱经济体的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增加其经济压力。许多国家不仅面临保持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胀的两难，还要承受国内外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的影响。

目前，世界各国政策制定者首先要努力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这仍然是短期内面临的基本挑战。普拉萨德表示，从这个维度看，疫苗获取的不平等也拉大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距，并在经济复苏后期加剧了经济发展不平等和全球经济分化。

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明显的经济差距且差距在进一步扩大，凸显了完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桑威认为，这一过程非常复杂，多边机构的治理通常涉及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而当前许多多边治理机构没有与时俱进，已不再具有代表性。当各国在广泛层面上具有共同利益，而在涉及具体改革时却又不得不面对利益冲突时，多数国家会承认改革现有多边治理机构的必要性。当然，这是多边治理机构改革的基础，但在涉及特定机构的具体改革时，不同国家仍会持不同看法。因此，有必要在多边机构的治理结构中加入各利益相关方的考量，而不是仅仅对一些特定的多边机构进行零敲碎打的改革。例如，采取协商的方式协调各方利益，更好地推动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改革。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不能很好地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服务。例如，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一些发达经济体总结经验并吸取教训，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就暴露在发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下，这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制定国内政策的重要制约因素。此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也经常受到其他国家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的影响。桑威表示，疫情的发生进一步凸显了建立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必要性，如此才能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更系统的保护。其中应该包括：开发一个共同的监管和政策协调框架以应对资本流动和汇率波动；创建一个持久和值得信赖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扩大数字技术的使用，以增强普惠金融，提升跨境支付效率。

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但全球治理机制的形成往往涉及集体行动问题。普拉萨德和桑威建议，多边机制的创建要充分协调参与全球治理各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而不是仅由富裕、强大的经济体掌控并为之谋取利益。当前，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已明确认识到世界是互联互通的，但现在应将认识落实到行动中，采取具体措施重写游戏规则以及重新建构多边治理机制，切实保障世界各国的相互连通和各国经济的繁荣。

世界银行按照收入将全球各国分为四种类型：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根据普拉萨德等人的研究，1990—2020年间，高收入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从84%下降到63%，而中低收入国家的份额显著上升。从人口的角度看，中低收入国家的全球总人口份额在过去30年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上升了4个百分点。同时期，在低生育率和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比例有所下降。此外，虽然中高收入国家在世界人口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但在全球GDP中的份额正在上升，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突出的经济增长表现。

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教授阿米特兰吉特·A. 巴塔拜奥（Amitrajeet A. Batabyal）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人文交流，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发展模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并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全球市场和价值链的积极参与者。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中国的劳动力供应更加充足，因此，中国在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商品生产领域具有较大的比较优势。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逐步走向自由化，其制造业出口急剧增加。在各类经济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成功从低收入国家迅速发展为中高收入国家。

巴塔拜奥认为，中国的成功还向发展中国家表明，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经济增长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比西方民主更加可取的模式。与此同时，中国正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其国际影响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虽然疫情的发生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发布报告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8%，要高于全球经济增长水平。许多人认为，中国更有可能推动全球经济从疫情中复苏。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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