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论文写作，每个人的经历不同，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我今天介绍的主要是个人的经验和体会，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1、选题的“三个要求”

（一）选题的最基本要求，一定要对某个领域的文献非常熟悉，并将变通、灵感、智慧和创造力等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对自己的领域非常熟悉，才有可能挑战本领域里的一些难题。同时，也要广泛涉猎其他领域的相关问题，并与自己的特长结合与联系。例如，我对“家庭经济学”比较熟悉，无论是做理论还是做实证，我的许多论文都是围绕着“家庭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基本上没有离开过这个领域。所以，需要再次强调，选题最基本的要求是选择自己非常熟悉的领域。

（二）论文需有一定的原始创造力，知易行难。写论文要有原始创造力。我经常看到学生在选题的时候，会选择一些现有研究已经很丰富的题目。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类情况，一定要有新的想法，哪怕新的想法还不够成熟或者比较粗糙，也好过在那个方向已经有几百篇文章，因为我们想要再在那个方向有所突破是非常难的。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去研究那个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的方向，如果一定要做必须要有比较创新的想法。其实我们做一些比较新的研究，做得即使比较简单也没有关系，但也要避免做一些概念上比较模糊或者学术味道不浓的研究。

以境外的文献为主，香港、新加坡、美国、欧洲等地区、国家的文章特点是非常具体，而内地从几十年前到如今，不少人还在追求一些比较庞大的题目，例如，通货膨胀、失业、就业等等。当然，境外也有很多人研究宏观领域，也会涉及到民生问题。但境外研究的一般特点是精、细、深入，有一些在内地学者觉得太小的话题，境外学者却很感兴趣。所以，不要担心题目小，我们只需要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并把它做出来，就是做了贡献。有时会出现一种情况：我们认为某些文章的研究内容非常简单，但在这篇文章发出来之前大家并没有想到这个内容。因此，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留意一些细节，并尝试将观察到的细节提升至理论层面，其实就是一篇文章。

（三）选题最关键的标准：“顶天立地”。我把做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则概括为“顶天立地”，这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精神是一致的。“顶天”是指文章要有理论或概念上的突破和前进，“立地”是指无论做哪一个国家的研究，都要基于事实。我们有很多老师和学生都是做中国的研究，就一定要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讲好中国故事。如果只是“立地”，而没有“顶天”，即没有理论上的前进，文章最终发表的杂志很可能是有局限性的；而只是“顶天”，却没有结合实际，文章也很难发表。因此，写文章要掌握的最根本的原则是要有“顶天立地”的精神。具体来说，无论做什么研究，都尽量在某一个维度上做到第一个（being the first in X)。我记得我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由于知道的很少，因此我选择了一个量力而行的题目。我对“家庭经济学”一直很感兴趣，当时我是第一个做中国生育率经济学分析的人。这个研究在今天看来可能很简单，但因为我是第一个做，虽然这篇文章可能发不了最好的期刊，但是发表到一些比较不错的杂志还是可以的。

另外，我一直强调，文章在概念上、理论上要有一点新意，要有一点推动，在无数点滴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有所推进，而推进不是建立在某一个国家的结果之上的。如果我们做中国的研究，完成后还需要将研究成果适当提升，即如果用中国的数据来证明某个经济学的一般观点，论文一定要有general value/interest（一般价值/有意思），而非China specific（中国特有的）。我们的研究不一定要“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仅限于发展中国家，或是与中国有相似文化历史背景的国家，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术价值。

2、选题的六种方法

在具体如何选题方面，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首先在某一个领域里对所有的结果或者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权威的见解有没有问题？不同的理论之间有没有矛盾？为什么不同的文章结果不同，问题出在哪？

例子：Zhang J, Chan W. Dowry and wife’s welfare: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4): 786-808.

这篇文章是我们对于传统观点的挑战。当时，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很多人在做，他的一个观点也写在他的著作里，即嫁妆与聘礼为什么共存？他认为嫁妆与聘礼是硬币的两面，功能一样，都是为了使婚姻市场达到均衡的价格工具。我们当时在思考，既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为什么在很多婚姻关系里这两个东西会共存呢？例如，男生长得很英俊，那么女生给男生的嫁妆就要高一点；如果新娘非常漂亮，那么新郎付的聘礼就会高一些。也就是说，只需要嫁妆或聘礼的其中之一就能使婚姻市场达到平衡，为什么是两个共存呢？

因此，我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我们认为“硬币两面”的观点可能是不对的，嫁妆与聘礼两者的功能可能是不同的，聘礼确实是为了出清婚姻的供给与需求，使市场达到均衡；而嫁妆是一种跨代的遗产式的财产支付，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嫁出去的女儿以后可能就没份分财产了。当然，这种社会风气在逐渐改善，并向男女平等的趋势发展，但在一些省份的农村地区，分遗产仍然是主要给儿子。所以，我们认为，嫁妆是充当一种遗产，即提前把遗产分给出嫁的女儿，它的主要功能是巩固女儿在新婚姻家庭里的地位。我们利用Nash-bargaining理论，把它先提升至理论和模型，再用实证来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证明嫁妆和聘礼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找的数据包括了嫁妆、聘礼和女方的家庭地位等等，这个数据的要求是很高的，中国大陆地区没有这个数据。我们找了很久，直到在台湾省找到了一个家庭调查做的比较早的研究，它的数据里有这些变量，我们就用了里面的一些数据去做研究。同时，我们采用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计量方法来验证这两个变量确实起到了不同的功能，以支撑我们的理论和观点。

这个研究的视角可能十分微小，但很多年以后碰到我的一些同行，以及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他们都认为我们的观点是一种革命性的观点。另外，当我们要去挑战传统的观点时，难度会比较大，不要用太尖锐的语言来批判，而是要比较温和地提出不同的观点。

（二）能不能拓展现有的理论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例子: Fong Y, Zhang J. The Identification of Unobservable Independent and Spousal Leis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1; 109(1): 191-202.

这个例子是对现有理论的拓展。当时Chiappori推出了很多collective family model（集体家庭模式），即Becker的模型是指家庭有一个效用函数，但Chiappori认为家庭的效用函数太简单，因为丈夫和妻子的效用偏好可能不同，所以应该分别用不同的模型去描述丈夫和妻子的效用函数，这样的模型叫collective family model，即考虑了个人的偏好度。Chiappori很厉害，他不断地在JPE和Econometrica上面发表了很多文章，他表示在他新构建的框架里只需要一样东西（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即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最优）。他不像之前那些理论需要很多的assumptions（假设）。这个分配是有效的，是帕累托最优的，可以导出很多结果，这个均衡是怎样的，哪些是可以检验的。当然他也需要一些比较强的假设，即家庭里有了assignable goods（可分配的物件），我们能观察到家庭中每个成员的消费分别是多少。我们需要这个假设，例如，妻子买衣服花了多少钱？丈夫抽烟花了多少钱？我们需要通过这些假设才能识别到家庭里资源分配的原则，即sharing rule within the family（家庭中分享规则）。

在这之前，家庭里的资源分配类似于一个黑盒，人们并不能完全弄明白家庭资源是如何分配的。其实，这个问题至今也还在被探索，这是比较难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把家庭看成一个整体。但Chiappori的研究，把家庭看成是很多成员的组合，其中每个成员的消费都不一样。我们当时的主要贡献是注意到他所解释的都是assume（假设）只有private consumption（私人消费）。我的合作者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硕士生，这篇文章也是他硕士论文的拓展。当时我们在想，既然是家庭，妻子和丈夫可以互相观察到对方的休闲时间，即individual leisure是可以观察得到的。例如，妻子逛街花费多少时间，丈夫去健身房花费多少时间，我们都能观察得到。但我们这篇文章是研究丈夫和妻子一起吃饭、一起散步的这部分时间，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独立的休闲时间，而是他们的public goods（共同的休闲时间）。在这样的现实社会中，我们的模型将会怎么样呢？是否仍然成立呢？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们把public goods引入到这个崭新的文献里，并证明了他之前的结论仍然全部成立。

许多年后，Chiappori告诉我，他很喜欢我们这篇文章，因为我们把他的结果发扬壮大，他的结果在有public goods的情况下仍然成立。因此，这就是选题的另一条路径。如果能在新的背景下推进前人的结论，并证明它的结论仍然成立，这种情况一般是比较好的。但如果推翻了原本的结论，可能不一定会受到审稿人的喜欢。当然，也不一定要强调原来的作者结论是对的，我前面举的第一个例子就说明了原来作者的看法是片面的。

（三）能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或者模型来解释一个现实当中的现象？或者将现实当中的某一个现象看成是经济学里边的一个优化的结果？

例子：Zhang J. Bequest as a Public Good within Marriage: A No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4: 102(1): 187-193.

选题的第三种方法是能否用现有的理论或者模型来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现象，或者说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是不是可以rationalize as an efficient outcome（作为经济学的一种优化的结果）。现实生活中一个没引起太多人注意的现象或习以为常的现象，可能是一个经济学优化的结果，这两个方向都是可以的。我们用理论来解释一个现象，或是这个现象的存在就是一个经济学优化的结果。我们这篇文章，是我刚刚读完博士时做的，这篇文章一共有8页，我当时觉得不怎么样，但是当我去密歇根大学做seminar时，有几个学者认为这篇文章还不错，我听取建议后就想尝试往JPE投稿。那时贝克尔是编辑，他让我把这篇文章内容再做得丰富一些。我那时刚毕业很着急，想让JPE快点发出去，因此就只写了8页，没有再做丰富了。如果当时再耐心一点，写上几十页也是可以的，但当时我认为8页也足够长了。

我这篇文章讲的是与bequest as a Public Good within family（将遗产作为家庭中的公有物件）相类似的内容。我先从理论角度看，如果男女双方父母都只考虑自家儿子或者女儿的幸福，那么在提供聘礼、嫁妆或是分遗产方面，都只会顾及其中一方，而不会顾及金钱的转移有externality（外部效应）。如果只看Nash equilibrium（纳什均衡）的话，这个结果一定是非有效的，所以我在很多方面都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我这篇文章表达的意思是指“门当户对”可以克服经济学中的非有效，因为“门当户对”是指我们这方给钱多，对方也会给钱多，刚好可以克服Nash equilibrium所带来的无效的、效率低的结果。概括来说，“门当户对”是optim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问题的最优解）。像贝克尔这样的学者，尤其是那时候的芝加哥学派，他们喜欢讲市场里的很多现象是最优解的，所以我们这个研究是比较合他们味口的。基于对社会现象的观察，证明现象对于解决经济学中某个问题有所帮助，这种选题方法也是可以的。

（四）选题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学会发挥，整合不同领域的研究（how to integrate research in different sub-fields）。

例子：Nishimura K, Zhang J. Pay-as-you-go public pensions with endogenous fertilit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2; 48: 239-258.

第四个选题方法是要学会发挥和整合不同领域研究的敏锐观察力和洞察力。我是做家庭经济学的，所以我走路、吃饭和洗澡时，都在想家庭经济学的事。我习惯思考的内容是一个家庭为什么要生两个孩子，而不是三个孩子？为什么有父母更喜欢男孩？为什么男女要结婚？我脑海里总是充满着这些想法。当我在看其他领域的文章时，我也同样会有这些想法，为什么这个领域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如果想了的话又会怎么样？因此，我当时翻阅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公共经济学顶刊）时，发现有很多文章都在谈论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 as optimal solution（将社会保障作为最优解）。Overlapping generation model（世代交替宏观经济学模型）讲了很多社会保障问题，并解释了为什么pay as you go（即期即付的），工作阶段我们付钱给社保，退休阶段由下一代工作阶段的人给我们付钱。如果能按这个规则执行，就是一个最优解。但我注意到模型里都有家庭规模N，例如，一个家庭生多少个孩子。我发现这些变量都是外生的，所以我马上想到如果把N都内生化，做这样一个小的改变。虽然是小的改变，但也对整体有大的改变。在其他文献中，一个家庭是不选择孩子数量的，两个或者三个孩子是外生化的，而我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会选择孩子数量的话会怎么样呢？他们的结论能不能成立？我始终都是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如果我改变了其他文章中的某个问题，他的结论还能否成立？

当时我在澳大利亚遇到Kazuo Nishimura，他非常擅长数理经济学。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很有趣，他们有morning tea，afternoon tea，属于leisure style社区。大家都会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上午10:30大家都会一起去 tea break和coffee break聊天。于是我们也加入聊天，我和他讨论到文献中孩子这个因素是外生化的，于是他就开始进行数学推导。第二天，他就把一大堆结果都推导出来了，于是我们又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发在JDE上，另一篇发在Oxford Economic Papers上。所以当我们跨领域去看问题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做金融的，还是做劳动力市场的，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当我们用我们的特长去衡量别人的局限时，如果我能把自身特长发挥到别人不擅长的地方去克服他人的局限，那又是个不错的进步，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成果。

（五）从数据特征、计量结果来判断现有理论能否解释？有无令人困惑的结果？若有或不能解释的话，能否提出（发展）一个新理论？

例子：Li H, Rosenzweig M, Zhang J. Altruism, Favoritism, and Guilt in the Allocation of Family Resources: Sophie’s Choice in Mao’s Mass Send-Down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18: 1-38.

第五个选题方法是从数据特征、计量结果来判断现有的理论能不能解释数据里的一些特征或者结果？有没有令人困惑的结果？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我们在数据里看到的一些特征或者计量的结果，那我们能不能提出或发展一个新的理论？我们这篇文章发表在JPE，而且是lead article，页数是1到38页，是那一期的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得出杂志编辑部是看好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投稿过程是比较顺利的，两个审稿人都认为非常好，编辑也很负责任地在文章的语言方面提了很多建议。

我们当时发现的puzzle是什么呢？文章题目讲的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前后时期上山下乡的故事（我后面还会讲到我们的双胞胎调查数据）。当时我在做问卷时，最后一刻才把“你有没有上山下乡过，如果有的话，你是哪一年下乡的？”这个问题加上去。我们也没想到加了这个问题后，还多发表了一篇JPE。我们当时在分析这个数据时，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上山下乡越久的孩子在结婚的时候，他的父母会给越大的marriage transfer，这是比较奇怪的现象。而且我们发现这些上山下乡的人的收入也并没有比没有上山下乡的人低，也就是说他们的平均收入差不多。但上山下乡越久的人，他们父母在他们结婚时确实给了更高的marriage transfer。我们当时没有想清楚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认为这也许是创新性最强的一篇文章。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基于现实的数据，用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愧疚”的经济学分析。

在我们这篇文章之前，很少有文章研究guilty，而且都是在lab里面进行的。有些做实验的人在实验室里研究了 guilt这个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中是没有经济学理论的。我们对其中几个因素进行了分析：利他；favoritism（偏宠）——你是不是偏爱某个孩子，是更喜欢上山下乡的孩子，还是更喜欢留在身边的孩子；guilt——你把孩子送去上山下乡会不会愧疚。所以我们提出了“愧疚”这一概念，算是一个崭新的理论模型。我们认为父母把孩子送去上山下乡时，心里是愧疚的，在孩子长大结婚时，父母希望弥补过去做得不好的事情，便会增加给子女的 marriage transfer。这篇文章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有理论，有实证，有崭新的的实证方法。我们用了双胞胎的自然实验，也用了相关政策。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一个家庭必须有至少一个孩子去上山下乡（也可能有两个孩子上山下乡）。这是第五个选题的方法，当我们在观察数据时，数据的回归结果能不能给我们灵感，能不能给我们新的模型、新的理论或者一个新的思路。

（六）如何从最近几年的Top5文章中寻找灵感：浏览最近几年Top5发表的文章，有哪几篇文章深深吸引了我们，跟我们的兴趣高度相关？我们能否做出新的贡献？

第六个选题方法，我认为尤其对学生或者年轻教师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就是看Top 5 期刊上的文章，看他们都做了什么。无论我在什么课上，都希望我的学生去看Top 5期刊上的文章，哪怕是这些文章的Abstract、Introduction都好。像Economatrica期刊里的文章内容可以不看，因为比较难，也比较耗时。我们可以通过浏览摘要和引言来掌握作者是如何提出问题的。我年轻的时候认为这个方法很有效，我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我当时的心理历程是怎么样的。

例子1：1993年、1994年AER连续发了两篇关于如何利用双胞胎数据来估计教育的经济回报率。双胞胎数据的好处是可以控制基因方面的影响。一个人有高的收入，可能是他高教育带来的，也可能是他有非常好的基因带来的。所以利用双胞胎数据可以有效控制基因方面的影响，对教育的经济回报率有更准确的计量估计。我从这两篇AER文章受到启发，并且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感兴趣，于是立刻着手申请经费，想在中国首次做双胞胎调查。最终，我们十分辛苦地做了在中国甚至亚洲的首次双胞胎调查，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以及十多篇博士论文。

灵感来源：两篇AER papers

Ashenfelter O, Krueger AB. 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from a New Sample of Twi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84(5): 1157-1173.

Miller P, Mulvey C. What Do Twins Studies Reveal About the Economic Returns to Education? A Comparison of Australian and U.S. Finding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3): 586-600.

这两篇AER都是用双胞胎数据来分析教育的经济回报。“为什么上大学？”在劳动经济学领域中一直有争论，是教育本身真的会提升我们的价值吗？还是教育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我们的成功是因为上了大学，还是因为本身就很聪明？所以，在经济学领域中始终都有两派在争论。例如，我们进入清华、北大或浙大学习之后变得很厉害，一派认为高校给了我们自我增值的知识，因为高校传播了为人处世的道理，以及科技方面、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另外一派认为高校本身没有创造什么价值，我们之所以进入清华、北大或浙大学习之后会更成功，是因为我们能考进这些学校，说明我们本身就很优秀，是否考入大学只是一个筛选机制。我们之所以利用双胞胎数据，是因为双胞胎数据可以控制基因，并且能观察到在控制基因后，能否再出现和原来一样大的教育经济回报。当时在不使用双胞胎数据研究时，做出来的经济回报表现为：我们多读一年的本科或者高中，未来的收入可能会增加10%-15%。其中争论的焦点是如果我们控制基因，这个10%-15%会下降多少？当我们使用双胞胎数据来做研究时，果真发现在控制基因后，真正属于教育的经济回报部分就降到了约3%。文章结论是：教育还是有用的，但跟原来我们想象的有用程度相比会大打折扣。含义是能考入清华、北大或浙大的这一批学生，确实是因为他们在聪明才智等各方面比较厉害。无论他们考不考上高校，未来他们在各行各业都会比较成功。因为我是做劳动经济学的，我觉得这个研究很有趣。

当时亚洲没人做过双胞胎，我本来想看看他们用的双胞胎数是怎么来的，我也想用中国的数据做一做研究，但当时没有中国的数据，也没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双胞胎数据。澳大利亚有一篇文章是医学方面的学者做的，他们有一个双胞胎数据库，但它的变量非常有限。美国的双胞胎数据又是怎么来的呢？是通过举办双胞胎节，邀请了几百人聚集一起进行活动庆祝。他们在征得双胞胎节组织者的同意后进行了现场调查，但他们的样本很小，大概只有几百个。澳大利亚和美国围绕双胞胎的两篇前沿文章，一篇是非经济学的学科研究（有双胞胎的注册数据），另一篇是利用双胞胎节收集数据，但样本量很小且具有选择性。哪些人会来参加双胞胎节？得出的双胞胎数据是具有代表性的吗？这些来参加活动的家庭，可能很有钱，或者空闲时间很多，所以这个样本肯定是有问题的。因此，我就想到世界上双胞胎数据如此贫乏，既然AER连续发了两篇，我可以赶快追上进度。

做调查是要花费经费和精力的。我后来才发现原来做调查这么辛苦，是日日夜夜熬出来的。当时我立马申请了经费，第一年没有申请成功，他们认为我们的申请中有一些问题。但我没有放弃，第二年申请成功了，大概批了70-80万，当时这在香港是很大的一笔经费。但光有经费、有斗志、有信心还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其他的配合，包括做调查、做实验，以及一定的组织能力。第一个双胞胎的调查是关于成年人的，是在成都、重庆、哈尔滨、合肥、武汉这5个城市进行的。过程非常辛苦，同时要取得国家统计局的支持，因为光我们自己做是不行的。当时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工作人员，他对学术方面比较感兴趣。我们经过他的牵线取得了国家统计局的支持，那段时间我时常要奔波于这5个城市，在调查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有的人可能会闭门造车，而我为了保证调查的质量，很多事情都需要亲力亲为。当时我们的调查对象比较多，在这5个城市我们找到了1500对双胞胎，相比之前只有几百人的AER文章，这个数据量算是很大的。我们不仅调查了双胞胎，还调查了这个城市里相应的非双胞胎居民作为对照组。期间我们采取了许多种方式，有几个城市我们是通过统计局寻求了公安局的帮助，在公安局调查双胞胎数据是最可靠最全面的。此外，我们还打了广告，发动了居委会等等。

我们还做了儿童的双胞胎数据（数据来源于昆明市），是由国家统计局大力支持得到的数据。如果能得到公安局的支持也是可以的，但当时我们采用了另一种方法，我们拿到普查数据，并观察数据。因为同一个家庭里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很有可能是双胞胎，之后我们再入户去确认这些儿童是不是双胞胎，如果是双胞胎，我们再进行接下来的采访。在得到这两份数据之后，我们又发了不少文章。

研究成果（将利用双胞胎数据拓展到好多维度）:

1. Li H, Liu PW, Zhang J, Ma N. Economic returns to Communist Party membership: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ese twins. Economic Journal. 2007; 117(523): 1504-1520.

第一篇文章，是在我们指导下完成的一篇硕士论文，作者马宁（Ma N.）后来去了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后来发表在EJ上的文章和作者的硕士论文已有很大的差异，文章的题目是共产党员的经济回报。我们通过数据比对可以得出，教育程度高的人收入也高，党员的收入比非党员更高。所以我们提出问题，党员的收入高是因为党员有什么特权吗？还是因为党员本身就很优秀？双胞胎数据在这个问题上就起了作用——我们可以控制基因来观察一般人观察不到的因素。结果在我们控制原本观察不到的因素之后，我们发现党员的溢价就消失了。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员收入更高的原因在于他们更优秀。中国共产党员的选择机制是比较严谨的，不像在美国，如果想要成为党员随时都可以，中国对共产党员是有一定要求的，党员发展是要经历考察等一系列流程的，这在大部分文献中都有记载。我们把双胞胎的研究发挥到了很多维度，多到原来我做调查的时候也不敢想象的维度。在维度的丰富程度方面，我认为目前没有其他文献可以超越它。

2. Huang C, Li H, Liu PW, Zhang J. Why Does Spousal Education Matter for Earnings? Assortative Mating and Cross-Productivit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09; 27(4): 633-652.

第二篇文章，我们发表在了英国比较好的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杂志上。这篇文章是关于夫妻间的 Cross-spousal productivity effect（交叉效应），即配偶双方分别对对方的影响。我们也是利用双胞胎来做相关的调查实验。

3. Li H, Liu PW, Zhang J.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twi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 494-504.

第三篇文章，Estimating return to education view springs in urban China是原来申请这个课题的本意，发表在JDE杂志上。

4. Yi J, Heckman JJ, Zhang J, Conti G. Early Health Shocks, Intra-household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hild Outcomes. Economic Journal. 2015; 125(588): F347-F371.

第四篇文章，发表在Economics Journal，我们通过调查双胞胎来研究婴儿是否受到早期健康方面的冲击，以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对孩子的影响结果等等。此外，我们还在管理学最好的杂志之一Management Science，Top 5杂志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以及社会科学与医学等杂志上发表了许多运用双胞胎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的文章。

例子2：Zhang J, Quan J, Van Meerbergen P. The Effect of Tax-Transfer Policies on Fertility in Canada,1921-88.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94; 29(1): 181-201.

这篇文章发表在1990年代，研究主题与我们当今社会有一定联系，是关于生育率与免税额之间的关系。其中提到implicit promise政策——当一个家庭决定要孩子，政府可以在免税额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这实际上是隐含式的、不明显的鼓励生孩子的政策。作者针对美国，分析免税额对生育率是否真的有影响。当时我正好在给本科生上一门课，本科生在这门课中需要完成一篇文章的写作。我就鼓励两个本科生一起来利用加拿大的数据做一篇AER，因为加拿大的情况比美国的还要丰富。加拿大有各种各样的生育率、免税额、政府津贴、母亲带薪休假等政策，也有更多明显的/不明显的、直接的/间接的鼓励公民生孩子的措施。因此之后我们就开始收集加拿大的数据，最后我们合作的这篇文章也发表在了劳动经济学领域最好的杂志之一。目前，我国政府也在鼓励公民生育二胎或三胎，因此这篇文章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围绕选题体会，我主要分享以上六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文章来源：管理学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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