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与观点

本文主要基于企业视角的理论推演和实证研究，考察市场化转型中的制度变迁过程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揭示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本文还关注了中国在转轨期具有的非正式制度和独特的政府分权体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且揭示了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变迁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是：

第一，本文利用中国市场化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度量市场化转型中制度变迁的进程需要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本文利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指数核算了制度变迁对中国GDP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从微观层面，本文论证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两个重要机制：一是制度可以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提高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研发投入、技术引进和分工深化等，从而提高企业微观生产率，二是制度可以改善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效率，使投入要素更多地配置到高生产率的企业上，减少资源误置现象。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验证了这些机制。

第二，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是资源在企业间重新优化配置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资源重置的作用。通过生产率低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和生产率高的企业不断进入市场，资源得以重新配置，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会得以提升，这也构成了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毁灭”过程。金融体制扭曲和落后会使高生产率的企业因融资约束而被迫退出市场、低生产率企业却能得到低利息的贷款而继续经营。既有文献大多强调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对企业退出的影响，但没有认识到国家或地区层面的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的企业退出会产生异质性影响，并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表明，金融体制发展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促使企业退出过程更加符合效率原则，因此减少了资源误置现象。

第三，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本文回答了在经济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处在制度转型期的国家，中国的正式法治体系仍不够健全，正规金融体制发展仍较为滞后，但是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作为非正式制度可以部分弥补正式法治和正规金融的不足，并且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验证了社会资本对民间金融，继而对民营企业创立、融资和发展的作用，从而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微观机制。这一研究也揭示了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间的互动机制，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从而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

第四，本文以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为例考察了中国式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很多研究指出，政府分权体制是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本文关注中国转轨期间一个突出而独特的制度变化——国有企业隶属权的下放。国有企业下放是高层级政府将管理国有企业这项职能下放给低层级政府，因此本质上是一种政府组织结构转变的分权化改革，这可以充分利用分权体制下低层级政府在处理信息与促进激励两方面上的优势，从而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绩效改善和进一步民营化改革。本文利用国有企业下放这样一个分权化改革的自然实验，通过对下放动因和后果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为转型时期政府分权体制的作用提供了更为微观的证据。这一研究也揭示了，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是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本文的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回答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宏观层面，本文利用中国各省区市场化进程指数核算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总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而以往的研究由于缺乏对制度变迁全面、系统的衡量指标，仅仅考察了市场化过程中某一项制度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从微观层面，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体现在制度同时对企业内资源配置和企业间资源配置产生了作用，既有研究缺乏对此的全面检验，尤其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更是稀少。本文从实证上验证了这些作用机制：（1）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制度改善提高了企业生产率，而且这对契约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作用更大。（2）制度改善促进了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更有激励投资于无形资产和研发。这表现为，随着制度改善，无形资产密集度和研发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企业生产率进步更快。（3）制度改善使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获得了更高的投入要素份额，这显示资源更多地从低生产率企业流向高生产率企业，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获得改善。

第二，本文研究了金融体制发展对企业退出和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既有文献大多强调面临金融约束的企业会有更大的退出风险，并通过构造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验证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认识到金融体制发展会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产生异质性影响，进而对企业间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作用，对此更缺乏直接的微观证据。另外一些研究考察了金融发展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考察其中一条重要的影响渠道——企业退出。本文在理论和实证上的研究表明，金融体制发展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它加速了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过程并且降低了高生产率企业的退出概率，从而优化了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置。

第三，既有文献大都研究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但是研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影响的文献则很少。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文献利用跨国宏观数据验证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Knack和Keefer，1997； Guiso等，2006；Williamson，2009；Tabellini，2010；Fernandez，2010）。本文以社会资本和民间金融为例，考察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提供了更微观层面的证据。

第四，本文所考察的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本质上一种政府组织结构从U型向M型部分转变的分权化改革。钱颖一、许成钢等（Qian和Xu，1993；Qian和Roland，1998；Maskin等，1999；Qian等，2006）的一系列研究了中国M型结构下地方分权体制在中国改革中的重要作用。Xu（2011）进一步总结到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项关键性制度安排是采取了地方分权体制。由于难以对分权进行全面的度量，既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利用宏观数据考察财政分权的影响（Zhuravskaya，2000；Fisman和Gatti，2002； Faguet，2004; Galiania等，2008；Lin和Liu，2000；Jin等2005；张晏和龚六堂，2005；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本文基于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这项制度变革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riment），研究了在转型经济中特有的政府将管理国有企业的职能进行分权的改革，为转型时期地方分权体制的作用提供了更具体、更微观的证据。

最后，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本文还揭示了中国经济转轨期间政府分权体制、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一方面，在政府分权体制和正式制度之间，本文利用国有企业隶属权下放这样一个分权化改革的案例研究表明，中国式的政府分权体制推动了企业层面的产权改革（民营化改革），政府分权体制构成了正式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分权利用了地方政府在激励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促进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和信息处理能力去进行“维护市场”（market-preserving）的正式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间，本文通过考察以社会资本为载体的民间金融，以及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创业、融资和发展的研究，揭示了在制度转型时期正式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作用，从而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这也意味着，随着正式制度的逐步完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将逐步减小。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学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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