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国影子银行问题的研究现状与热点前沿，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其发展趋势，为今后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基于此，论文以2009-2021年间CNKI期刊数据库和WOS数据库核心合集为数据源，从作者、研究机构、文献共被引、关键词聚类和突变分析等方面，对中国影子银行主题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根据计量特征，我们可以将相关研究大致划分为早期（2009-2011年）、中期（2012-2016年）和近期（2017—2021年）三大阶段。近期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剖析影子银行的风险机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及资管新规的政策解读及效果评估等方面。这些研究主题方兴未艾，值得未来深入研究。敬请阅读。
关键词：影子银行；回顾；展望；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
肇始于美国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运行产生了巨大冲击。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用于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然而其负面效应在2011年之后逐渐显现，其中之一便是中国式影子银行的野蛮生长（Chen etc.， 2020）。中国银保监会2020年发布的《中国影子银行报告》披露，中国广义影子银行规模截至2019年底高达84.80万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6%，相当于同期银行业总资产的29%。中国的影子银行问题已经引起了金融管理部门、金融业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在学术研究方面，以我国影子银行为主题的相关期刊论文发表众多，成果丰富。因此，有必要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文献计量专用软件CiteSpace对2009年以来中国影子银行主题相关的国内外期刊文献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对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的归纳总结，展示该领域的概貌和研究脉络，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5.8.R3.版）作为主要分析工具，对我国影子银行研究领域的关键词（Keyword）、作者（Author）和机构（Institution）等知识网络节点(Network Node)进行分析。其中，关键词分析是文献计量的重点，根据文献计量学的基本定律之一——齐普夫定律（Zipf’s Law），分析研究文献的关键词在特定时间区间内出现的频率、关联度、中心性、聚类和突现度等特征，可以直观地得到该领域内的研究热点及演进趋势。本文分析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核心合集。
用于反映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在相关主题的发文情况。利用高级检索功能，选择主题为“影子银行”，期刊类型选择“北大核心、CSSCI、CSCD”，检索时间为“2009-2021年”，经剔除条件不符的文献（包括无作者、书评、讲话、会议报道等），确定最终样本文献共1207篇。
用于反映国外学术期刊相关主题的发文情况。利用WOS数据库高级检索功能，以TS=（“shadow banking” OR “shadow bank”）AND TS=（“China”）为检索词，数据库选取“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文献类型为“Article”，检索时间为“2009-2021年”，语言为“English”，除重后最终确定样本文献共104篇。
2.2 发文数量趋势统计
图1显示了中国影子银行相关研究在CNKI 期刊数据库核心期刊和WOS 数据库核心合集期刊的发文量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国内外期刊发文数量表现出较为不同的趋势，侧面反映出国内外学术期刊对中国问题研究重视程度上的差异。
根据发文量趋势图，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影子银行的相关研究划分为三大阶段。
CNKI发文量虽然逐年攀升，但年发文量在绝对值上还没突破50篇，而且以WOS为代表的国外期刊上还没有相关文献，因此属于早期的关注阶段。结合文献的相关内容，可以发现这段时间研究的重点在于反思欧美影子银行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
这一阶段CNKI文献发表数量呈现爆发增长态势。仅2012年的发文量就超过了前一阶段发文量的总和，且2013年继续较上一年翻了一倍多，并在2014年达到年发文量171篇的顶峰。尽管随后有所回落，年发文量于2016年跌到90篇，但绝对量仍然处于高位，研究热点不断。可以发现，这一阶段，国内相关研究一方面继续跟踪欧美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及有关的国际监管改革，并研判未来进一步改革的出路；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聚焦于“中国式”影子银行本身，分析我国影子银行独有的特征、运行机制，及其对经济和金融等方面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监管对策。与此同时，WOS也开始发表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的相关研究，表明这一问题开始受到国际关注。
相较于上一阶段，CNKI年发文量绝对数量有所下降，但WOS年发文量呈现了较为明显的攀升，并在2021年实现突破，年发文量达到38篇，接近当年CNKI核心期刊发文量的50%。这一阶段，国内外核心期刊合计发文量每年都保持在110篇以上，说明中国影子银行问题仍然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从发文所在期刊的级别来看，国内经济和金融研究领域的顶级期刊《经济研究》和《金融研究》在2017-2021的五年间发表的影子银行主题相关文献分别达到11篇和15篇，较2009-2016年期间的2篇和8篇均有显著的增长。同时，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也开始关注相关研究，其中包括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18年 1 篇）、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9 和2020年各1篇），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1年1篇）等。
核心作者是研究领域的关键要素。本文根据文献计量学界较常采用的方法——普赖斯定理（Price’s Law）来确定核心作者的范围（丁学东，1993）。而且根据普赖斯定理，只有核心作者发文量占总发文量的50%，才能表明学科高产作者群形成。经统计，在1207篇CNKI文献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累计发表相关论文13篇，根据前述定理计算可知，发文篇数在3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样本统计发现，核心作者共98位，累计发文量398篇，占CNKI相关发文量总数的33%。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影子银行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相应的高产作者群。
利用CiteSpace工具进一步分析核心作者的共现情况（见图2），发现核心作者之间的连接强度并不高，因此直观地映证了前面的结论。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核心作者之间还是形成了一个以何德旭、李锦成、郑联盛、张明等学者为主干的合作网络。表1列出了主要核心作者的具体发文量情况，限于篇幅，仅展示了累计发文量5篇及以上的作者，可以看出发文量排行榜首的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明。
核心研究机构，与核心作者一样具备较强的影响力。本文采取类似核心作者评价的方法对核心机构进行评价，将研究机构统一按照一级研究单位进行统计。经整理发现，发文数量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合计84篇。再次运用普赖斯定理公式，计算得出发文篇数在7篇及以上的机构为核心机构，共39家，累计发文量合计764篇，占CNKI中国影子银行主题发文量总数的63%。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影子银行研究领域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高产研究机构群。
表2列出了发文量排名前15位的核心机构情况，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位居前5名，合计发文285篇，占总样本的24%。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将中国银保监会及其监管下辖的商业银行机构的发文量加总，合计共51篇，紧随中国人民银行（76篇）之后，排名第三。这反映出影子银行问题不仅是学术机构的研究焦点，也是我国中央银行、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重点关注的领域。
在WOS期刊104篇文献中，发文量最高的作者累计发表量仅4篇。运用普赖斯定理，计算得出发文量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经统计，核心作者共18位，发文量合计47篇，占WOS中该主题发文量总数的45%，也低于50%。这表明中国影子银行研究在国外期刊也尚未形成相应的高产作者群。
在研究机构方面，发文量排名第一位的是复旦大学，合计发文7篇，同样计算得出发文篇数在2篇及以上的机构为核心机构。经统计，核心机构共29家，累计发文量合计90篇，占WOS核心合集发文量总数的87%，这表明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高产研究机构群。表3列出了核心机构中发文量排名前10位的情况，合计62篇，占WOS分析样本的60%。
运行CiteSpace得到机构共现关系网络（见图3），直观映证了上述结论。可以看到在国外期刊发文方面，已经形成了分别以“复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清华大学”为主干和以“中央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美国密苏里大学-南京审计大学”为主干的两组较为密切的合作网络。
文献被引用的频次是衡量研究成果在相关科研领域内被认可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CNKI和WOS的引用量统计，国内核心期刊文献中有151篇文献引用量超过50次，而国外核心期刊中仅有2篇引用量超过50次。相较而言，国外的相关文献引用量不高，这可能与发表年份相对较近有关系。按照引用量高低排序，表4列出了中国影子银行研究领域相关文献排名前5位的情况。其中，周小川（2011），李波、伍戈（2011），王义中、宋敏（2014）的相关文献被引用量排名前三。
文献的共被引（Co-citation），是指两篇或多篇文献被一篇或多篇文献共同引用。相较于被引用量指标，共被引更能反映相关文献在某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文献的共被引关系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通过文献共被引网络研究可以探究某一学科的发展和演进动态。WOS数据库，因其数据内容的开放性更高，可以被用于分析文献的共被引关系。运行CiteSpace软件，可以发现：1.在共被引作者（Cited Author）方面，WOS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中，有六位作者共被引频次超过20次，具有较强的影响力。他们分别是Franklin Allen（英国帝国理工学院）、Viral V Acharya（美国纽约大学）、Gary B Gorton（美国耶鲁大学）、Zoltan Poszar（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Douglas J Elliott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和Kaiji Chen（美国埃默里大学）。2.在共被引文献（Reference）方面，总共有5篇文献的共被引频次超过10次，说明这些文献在国外的中国影子银行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重要性。
对文献的关键词分析能体现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运行CiteSpace软件对CNKI期刊数据库相关文献关键词进行共现关系分析，在参数设置方面：1.时间切片（Time Slicing）选择“From Jan 2009 To Dec 2021”，且“Years per Slice”选择默认参数“1”，即选择以“年”作为一组时间切片进行分析；2.节点类型（Node Type）选择“Keyword”，即以关键词作为研究对象；3.遴选标准（Selection Criteria）的“Top N%”项 下 选择默认值“10%”，即提取每一组时间切片中引用频次排名前10%的关键词作为节点；4.裁剪区域（Pruning）运用寻径合并网络方法（Pathfinder-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通过剔除一些次要的链接，突出核心结构。运行软件得到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见图 4），其中网络节点（Nodes）133个，连线（Links）440条，节点和连线数量都非常多，表明关键词热点众多，而且相互之间联系非常密切。为优化视觉效果，图4仅呈现出现频次在5次及以上的关键词之间的网络连接情况。
直观来看，图谱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该节点的半径越大。除了词频，反映关键词在知识网络中重要程度的另一个核心指标是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学界一般认为，中介中心性高于0.1的关键词具备高中介中心性。从图谱直观来看，节点的外圈如果为紫色，则表明该关键词具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
基于CNKI期刊关键词共现图谱，按照词频高低排序提取具有较高中介中心性（大于等于0.1）的关键词，发现前五大热点词分别是：影子银行（727次）、货币政策（142次）、金融监管（112次）、金融风险（50次）和商业银行（44次）。这些核心关键词及其周围的其他节点，共同形成了中国影子银行研究领域的热门研究主题。
在WOS文献的关键词共现分析方面，考虑到样本数量不太多，本文在参数设置中，维持其他设置不变，将遴选标准（Selection Criteria）的“Top N%”选择“100%”，即提取每一组时间切片中全部的关键词作为节点。运行CiteSpace得到WOS核心合集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5），其中节点211个，连线810条，反映出关键词数量及其相互联系都较多。为了优化视觉效果，图5仅呈现频次为3次及以上的关键词情况。按词频排序前5名的关键词分别是Shadow Banking（影子银行，11次）、Risk（风险，11次）、Model（模型，11次）、Monetary Policy（货币政策，9次）、Market（市场，7次）和Credit（信贷，7次）。WOS关键词共现频次整体不太高，可能与国外期刊相关主题发文量还不太多有关。
为了更直观地提炼影子银行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本文进一步对CNKI和WOS的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维持前述参数设置不变，算法选择“Log-likelihood Ratio”（对数极大似然率，简称LLR）运行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得到聚类模块Q值（Modularity Q）和聚类平均轮廓S值（Mean Silhouette）。聚类模块Q值，是网络聚类模块化评价指标，代表聚类图谱的信息模块性，它描绘聚类图内部连线的密集程度，内部连线越多，Q值越大，聚类效果越好。一般认为，当Q>0.3时，便可以认为聚类模型模块性是显著的，表明聚类较好。聚类平均轮廓S值，是网络聚类同质性评价指标，表示图谱的轮廓系数，当0.7>S>0.5时，表明聚类同质性较高，聚类划分合理，当S>0.7时，表明聚类是高效且令人信服的。本文CNKI聚类分析的Q值和S值分别为0.8107和0.9485，WOS聚类分析的Q值和S值分别为0.796和0.9401，说明聚类结果十分显著且可靠的，具体聚类结果见表5。
通过表5可以发现，国内外文献的各聚类标签词中存在横向重叠和纵向交叉的现象，表明相关文献的研究内容存在差异的同时也在相同的方向探索。基于聚类结果，结合文献的具体内容，可以对中国影子银行主题相关的研究热点情况进行归纳和总结。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影子银行（Shadow Bank）及影子银行体系（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最早由Paul于2007年提出。他认为，影子银行体系是一整套杠杆化的非银行投资渠道、载体和结构所组成的大杂烩。与受监管的实体银行通过吸收经保险的存款获得资金不同，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通过发行未经保险的商业票据为自己提供资金，这些商业票据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来自实体银行的流动性额度的支持。因此，影子银行体系特别容易受到挤兑的影响——商业票据的投资者在票据到期时拒绝补充资金，就会使影子银行陷入流动性危机——从而需要从实体银行获得备用信贷额度，或以极低的价格变现资产（McCulley，2007）。此概念提出之后，学术界对如何定义影子银行展开了广泛的探讨。
目前国际上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简称FSB）提出的，FSB自2011年以来每年都公开发布其年度《全球影子银行监测报告》，分析全球范围内的影子银行发展趋势，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根据FSB的定义，影子银行体系是指 “常规银行体系以外的各种信贷中介实体和业务”（FSB，2011），其中宽口径包括所有常规银行体系以外的信用中介活动；而窄口径则按照经济功能（Economic Functions，简称EF）细分为5类，具体包括易受挤兑影响的集合投资工具（EF1）、依赖短期融资提供贷款的非银行金融实体（EF2）、依赖短期融资或客户资产抵押融资的市场活动中介机构（EF3）、为信用创造提供便利的实体（EF4）和基于证券化的信用中介或融资实体（EF5）。
鉴于FSB的定义并不包含银行所实施的信用中介活动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在梳理和总结学术界关于影子银行不同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从非核心负债（Noncore Liabilities）角度，将影子银行界定为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基于非核心负债获取资金所提供的融资活动。所谓非核心负债，它包含了金融体系中核心负债（Core Liabilities）定义之外的所有资金来源，而核心负债，则只包含存款性机构所依赖的资金来源，即来自最终贷款人的常规存款（IMF，2014）。
如果说FSB和IMF是从国际监管角度，界定了影子银行的范围，但学术界仍然持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甚至指出，影子银行对监管者来说是一回事，对学术界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它可能指代的是不同类型的机构，完全取决于我们问谁（Pozsar， 2018）。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伴随影子银行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演变，国外研究者对影子银行的定义也有所变化。
如何界定中国影子银行，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6总结了国内外期刊文献关于中国影子银行定义的代表性观点。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银保监会从监管的角度对影子银行的定义提出了较为权威的说法。该文指出，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中国影子银行具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包括：以银行为核心，影子银行的资产端和负债端都与银行密切相关，而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则多以共同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为核心；以监管套利为主要目的，违法违规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刚性兑付或具有刚性兑付预期；收取通道费用的盈利模式较为普遍，而发达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主要是交易型模式；以“类贷款”为主，信用风险突出。
从表6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我国影子银行定义的界定标准各有不同。尽管从监管的角度，扩大影子银行概念的外延有助于风险控制，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过宽地定义影子银行可能导致过度监管，扼杀金融创新。因而如何定义影子银行不单是一个纯学理问题，也是市场规律与政府干预的博弈难题（沈伟，2014）。
研究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关系，现有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研究影子银行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另一类则是探讨影子银行如何受货币政策影响。
研究普遍认为，影子银行的发展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首先，影子银行会通过影响包括信贷传导、利率传导和资产价格传导等在内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李波、伍戈，2011；裘翔、周强龙，2014；王振、曾辉，2014；温信祥、苏乃芳，2018；周安，2019）。在较为近期的研究文献中，高蓓等（2020）通过实证发现，影子银行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差异性，发展初期对贷款替代率较高，资金大部分进入了实体经济。因此，影子银行虽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也缓解了政策“一刀切”对经济的损伤；伴随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加强，部分资金转向“同业”，形成资金“脱实向虚”，导致资产价格大幅波动，金融风险快速积聚。于震（2021）则分析指出，我国的影子银行已经成为货币政策传导广义“信贷渠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却满足了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
其次，影子银行会影响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物价和就业等最终目标。研究普遍认为，影子银行通过信用创造扩大了社会总的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量调控出现偏离，影响了M2指标的有效性，从而增加了政策调控难度。而且，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存在非对称性，影子银行对紧缩政策的影响大大超过宽松政策的影响（周莉萍，2011；何平等，2017；纪敏、李宏瑾，2018）。在较为近期的研究文献中，李文喆（2020）定量分析了影子银行对“操作目标→中间目标→最终目标”两步传导的影响，实证支持了影子银行发展使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降低、调控偏离目标的结论。而且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的影响在影子银行发展的不同周期不同，在影子银行增长比较快时，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下降更多。严伟祥等（2021）对2007-2019年期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市场利率）对影子银行冲击的脉冲响应先升后降，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响应呈不断衰减之势。抑制和稳定影子银行融资规模有助于发挥货币政策效力和提升经济景气度。
最后，有的学者还探讨了影子银行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规则选择问题。刘翠（2017）通过建立DSGE模型分析发现，在影子银行影响背景下，货币政策利率规则在稳定产出、物价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明显。此外，还发现三种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福利损失，从小到大依次是利率规则、混合规则和货币供应量规则，因而提出了利率规则是我国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的最优选择的建议。类似的，马亚明、王虹珊（2018）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影子银行的DSGE模型分析了不同货币政策规则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宽松的价格规则和紧缩的数量规则都可以有效地抑制影子银行信贷规模，提高商业银行为经济运行提供流动性的能力，同时有效调控金融杠杆。若货币政策盯住金融杠杆，数量规则就会提高中国货币政策规则调控的力度，但也会增大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因而他们指出，为了兼顾增加社会福利与防范金融风险，货币政策规则应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变化不断调整并与之合理搭配。
一方面，学者们探讨了货币政策变化如何影响影子银行的规模变动和利率变动。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融资规模具有逆周期的特征，即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条件下，商业银行受到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存贷比等限制，倾向于将资金转移至表外，从而推升影子银行规模，抵消了传统银行贷款的下降，引发流动性“水床效应”（王珏、李丛文，2015；Chen et al.，2018；高然等，2018）。在影子银行利率方面，兰晓梅等（2020）研究指出，仅使用宏观审慎政策能大幅减少影子银行规模，提升影子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利率，但对影子银行发展的限制作用过大；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对影子银行的规模及其向企业贷款价格的调控较为平缓，更有利于规范其发展。
另一方面，考虑到风险承担渠道是联系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的一条重要纽带，不少学者从风险承担的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影子银行风险承担及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影子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从而加剧了影子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胡利琴等，2016；杜立、钱雪松，2021）。
研究影子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也是相关研究的重点。一方面，研究分析了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具体形式、外在环境和内在动机，相关的文献除了涉及经济学研究领域，还涉及法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注重分析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具体包括经营绩效、稳定性、流动性创造及风险溢出等方面。
研究普遍认为，商业银行通过理财业务、各种银信合作、通道、同业业务等从事影子银行活动（肖崎、阮健浓，2014）。正如裘翔、周强龙（2014）指出，如果拆分影子银行的结构，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影子银行机构和业务模式都与商业银行在资金链上存在紧密的联系。而且，追逐业绩、规避监管或监管套利被认为是商业银行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主要原因（祝继高等，2016；沈伟，2017；Chen et al.，2018；刘莉亚等，2019）。
在经营绩效方面，研究普遍表明，影子银行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经营业绩，但可能加剧其业绩的不稳定性（高蓓等，2016；胡诗阳等，2019）。
在稳定性方面，学者之间似乎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张亦春、彭江（2014）利用PVAR模型实证发现，影子银行的发展会增强商业银行的稳健性，但影响程度较小，且不具长期效应。而王家华、王瑞（2015）则指出，我国影子银行规模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稳定性指数呈显著的U型关系，而与城商行的这一关系则不显著。而且从2012年开始，影子银行规模已经超出银行稳定性拐点。王擎、白雪（2016）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影子银行规模与银行体系稳定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尤其是东部和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吴立力（2020）对2010-2018年相关季度数据做了实证分析，发现中短期内影子银行的适当扩张对于稳定银行体系能产生积极影响，但过度膨胀会形成长期持久的负向冲击。
在影响流动性方面，不少研究认为，互联网金融、银行理财的非标准化债权投资（即“非标”）与金融机构间的同业业务等影子银行业务创新对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造成冲击，导致了2013年的“钱荒”事件（任康钰、高才淇，2019）。而且，加强影子银行监管，会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趋紧（杨雪峰，2019）。
在风险溢出方面，不少研究发现，我国影子银行业务规模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的U型关系，即在影子银行发展初期，其对商业银行风险的正面影响占据主导，银行风险随影子银行规模增加而减小，在影子银行达到一定规模后，其负面影响占据主导，银行风险随影子银行规模增加而增大（戴国强、方鹏飞，2014 ；邢学艳等，2019）。整体而言，我国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较小且可控（马亚明、宋羚娜，2017）。在较为近期的研究文献中，胡利琴、陈思齐（2020）对2010-2017年期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影子银行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倾向，从侧面说明影子银行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佟孟华等（2021）基于2007-2017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影子银行业务会显著增加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其中委外投资业务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直接和主要诱因，而同业业务的影响相对较小。
从研究影子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拓展到分析其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影响是非常自然的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注重分析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系统性风险等方面的影响。
有关美国次贷危机的研究均表明，由影子银行主导的信用过度扩张，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风险，导致了金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易宪容，2009；何德旭、郑联盛，2009；刘用明等，2021）。
大部分研究认为，影子银行规模扩张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均衡配置，从而在短期内对金融稳定具有促进作用；长期来看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具有负面溢出效应，且具有时滞性，但影响程度可控（刘超、马玉洁，2014；方先明等，2017）。在较为近期的研究文献中，王晰等（2020）研究发现：在同期影响方面，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为负，2013年之后转为正向，持续向好；在跨期影响方面，提前期冲击于2016年转变为负向，且2018年的负向影响最为显著；按照不同业务来看，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趋势与影子银行总规模的影响走势相似，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业务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较为积极，正向影响持续时间最长，互联网金融业务与金融稳定则呈倒U形关系，波动较大。王劲松、任宇航（2021）的研究则发现，我国金融稳定性在2009-2018年期间呈现总体下降、局部振荡的格局。其中影子银行规模在2015年末达到顶峰，其持有高风险资产和高杠杆化的经营偏好使其在内部积累了大量风险。2018年以来，影子银行风险得到了较好的控制，金融稳定指数由谷底回升。
影子银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Systemic risk）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影子银行自身的风险源特征，另一方面是影子银行通过与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间的业务联系，造成风险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研究普遍认为，疏于监管的影子银行，通过信贷扩张推动形成了高杠杆、高度期限错配、关联关系复杂的金融系统，集聚并放大了大量金融风险，并集中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但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有效控制了影子银行的风险（林琳等，2016 ；王喆、张明，2018；廖儒凯、任啸辰，2019；方意等，2019）。在较为近期的研究文献中，刘佳丽、马庆（2021）基于2013-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表明：我国影子银行体系各组成部分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呈现差异性，其中民间借贷是影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营商环境是影响影子银行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保险业的发展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影子银行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周上尧、王胜（2021）的研究则指出，银行部门间的金融创新冲击是导致影子银行迅猛发展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的根本原因；在上述冲击驱动下，中国从2007年开始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于2011年与2013年到达峰值，分别对应了两次“钱荒”事件。随着2014年影子银行监管的不断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迅速下降，并在2017年降至较低水平。
关于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影子银行对经济增长及其波动、房地产行业发展、中小企业融资等方面。
研究普遍认为，中国影子银行规模扩张，整体上增加了社会的信贷供给，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刺激作用。不过相较于经济增长水平，学术界关注更多的是影子银行是否会加剧经济增长的波动或不稳定性。从现有研究的结论来看，学者之间在这方面似乎尚未达成共识。
胡志鹏（2016）认为，作为金融深化的过程，影子银行扩展了全社会生产边界，提高了产出、投资、消费、广义货币和信贷的稳态水平。但影子银行可能加剧资源错配和结构性失衡，从而危害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李向前、孙彤（2016）实证检验了2006-2014年期间的相关月度数据，发现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在一定时期内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但加剧了物价水平的不稳定性。庄子罐等（2018）的研究则发现，影子银行的出现会增加信贷市场的不稳定性，并会引起经济中产出与投资波动幅度的扩大。类似地，卢盛荣等（2019）的研究也发现，由民营企业融资受阻所反映出的信贷资源错配问题，使得我国信贷投放的使用效率低下，而影子银行尽管部分缓解了这一问题，但却加剧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
研究普遍认为，影子银行通过不同渠道流入了房地产行业，推升了房价的上涨，而且房价与影子银行之间存在相互推升机制， 当放松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时，地价和房价的上升幅度显著增大（王旭等，2017；赵胜民、何玉洁，2018；李仲飞等，2019）。
我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这是长期以来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与热点领域；另一类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瓶颈问题。对于前者，大部分研究肯定了影子银行对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Tsai，2016；王怀明、刘融，2017），而且影子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门槛效应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李泉等，2018）。对于后者，研究也都普遍肯定了影子银行的积极作用，作为正规金融的有力补充，中国影子银行缓解了民营企业融资，有利于效率的提高（钱雪松等，2018；张晶等，2019；Zhu，2021；赵亮等，2021）。
随着经济脱实向虚问题的不断涌现，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或影子银行化，是学术界近期以来的热点之一。一方面，研究探讨了实体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背后的原因和运行机制。韩珣等（2017）运用2009-2015年间相关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融资结构对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业务的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引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加剧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不同所有制结构、不同规模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与其融资结构的关系存在差异，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影子银行化动机强烈。韩珣、李建军（2020）利用2004-2015年期间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提高了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韩珣、黄娴静（2021）通过构建一个理论模型，从银行所有制歧视角度剖析了所有制歧视对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融资优势部门影子银行化行为的影响。他们通过实证检验还发现，银行信贷歧视行为使得国有企业能够从金融中介融入超过其生产投资需要的资金，转而充当实体中介和最终风险承担方，向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等资金需求方融出资金，而且影子信贷利率提高会加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
另一方面，现有研究还分析了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经济、社会影响。在微观层面，桂荷发等（202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子银行化行为会抑制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并降低该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韩珣、李建军（2021）通过实证还发现，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会抑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行为。张洁琼、马亚明（2021）的实证检验则发现，企业影子银行化能为高生产率企业提供有效的替代性融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获得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越大，但企业影子银行化再配置的金融资源同样存在一定的信贷歧视；融资约束较轻的企业，无论生产率高低，均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中得到显著的融资约束缓解，而融资约束较重的企业中，仅生产率较高的民营企业能从企业影子银行化发展中得到融资约束缓解，生产率较高但规模较小的企业的融资约束无法得到改善。在宏观层面，江振龙（2020）的研究指出，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活动对信贷调控产生漏出效应，削弱了信贷调控的效力。马亚明、胡春阳（2021）的研究则发现，实体行业金融化水平显著提升了实体与金融行业之间的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且在金融强监管与双向风险溢出水平之间起到了正向的调节效应。龚关等（2021）的定量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短期内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但推升了劳动力和融资成本；从长期来看，由于低效企业不会完全退出，将降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
次贷危机之后，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已经成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共识。国内不少学者对欧美影子银行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问题做了剖析和持续的跟踪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可借鉴之处（李扬，2011；郭卫东，2013；江婕等，2020；朱颖颖，2021）。然而，正如周莉萍（2012）在对比分析美国、英国、欧盟和FSB在影子银行监管方面采取的改革举措后指出，宽泛的监管范围和过于严格的监管措施都会导致影子银行体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出现，这种博弈已经持续了数百年并无限延续。
但考虑到中国国情与欧美的不同，学者们更多地聚焦在分析中国式影子银行发展背后的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问题。从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中国影子银行发展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二是研究了影子银行的创新与利率管制及利率市场化改革之间的相互影响；三是考察如何对影子银行实施有效的监管，及评价有关金融监管政策的效果。
一方面，不少学者都认为中国影子银行具有金融创新属性，它们向金融市场引入新的业务模式和各种各样的创新型产品，提高了金融体系的活力（黄益平等，2012；王曼怡、张译文，2014）。另一方面，很多学者也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兴起，与我国金融抑制环境下的监管套利或监管规避密不可分（张明，2013；裘翔、周强龙，2014；Chen et al.，2018；Hachem & Song，2021）。针对这一类行为，不少学者进一步分析了影子银行从事这些活动的动因、具体形式、运行机制及其对监管政策的影响（万晓莉等，2016；刘莉亚等，2019）。
在较为近期发表的有关文献中，侯成琪、黄彤彤（2020）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DSGE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商业银行有动力向影子银行转移资金以规避监管，这一监管套利动机弱化了仅针对商业银行监管措施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将仅针对商业银行的狭义逆周期资本监管拓展到同时针对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广义逆周期资本监管，则不仅可以限制监管套利的程度，还能弱化影子银行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莫贤锐、骆祚炎（2021）运用TVP-VAR模型对监管套利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加强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方面的监管对短期理财产品监管套利程度产生了正向的促进作用；加强流动性比例和拨备覆盖率方面的监管对短期理财产品监管套利程度产生了负向的抑制效果；近年来陆续出台的理财监管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压缩了短期理财产品的监管套利空间。
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一方面，学者普遍认为，影子银行的创新业务对利率市场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许少强、颜永嘉，2015；封思贤、张瑶，2015）。另一方面，研究也发现利率市场化对影子银行有显著影响。张嘉明等（2017）的实证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对影子银行的影响表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他们认为背后的原因是，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放开为商业银行开展表外业务创造了便利，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当商业银行表内业务的预期利差收益上升时，其影子银行业务的动力会随之下降。此外，他们的研究还发现，货币政策和利率市场化对影子银行的影响存在交互性，利率市场化程度越高，货币政策对影子银行的影响越大。胡利琴、陈思齐（2020）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利率市场化对影子银行发展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均存在非对称效应，且从长期来看，低利率市场化阶段利率市场化水平的变动对影子银行的影响要大于高利率市场化阶段。
关于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目前的期刊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监管存在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和改革方向，另一类则是评估监管政策的效果。
在监管政策建议方面，按照结论大致可以总结为下列几个方面：第一， 加强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学者们指出，鉴于影子银行体系的机构与产品跨越了银行业、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机构与市场体系，其风险具有联动性与传染性，为了限制监管套利，弥补监管真空，应该加强影子银行相关金融监管的顶层设计。而且，在制度设计时，不但要将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纳入相关监管协调机制，更需要明确协调主体和职责分工，包括要明晰央地金融监管事项的范围与分工，设置相应的外部监督问责制度（李建军、田光宁，2011；陈斌彬，2020）。第二，构建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优化宏观审慎工具的协调搭配。学者们提出，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要把影子银行的监管套利交易纳入政府的监管框架中，从宏观角度对属性相同或相似的机构和业务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从而防止影子银行通过监管标准差异进行套利；要关注系统性风险，并有效减少影子银行体系对金融体系的负外部性；要对商业银行实施全面监管，进一步完善MPA指标体系；要改进流动性风险监管指标，强化分类监管和差异化监管。不过，在协调各监管机构的责任主体上，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主张应由人民银行来承担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决策作用，有的则建议突出财政部作为“最后兜底人”的作用，明确其宏观审慎监管主体的地位（高惺惟，2017；黄志刚、刘丹阳，2019；李扬，2021）。第三， 完善规范影子银行行为的法律法规，构建微观审慎监管框架。包括建议出台资产证券化、股权投资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影子银行相关业务的管理办法，加快民间金融法律法规建设，促进和保障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体系，推动影子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强化资本约束机制，提高其风险承受和管理能力；对商业银行的同业或理财业务进行“穿透式”监管等（朱元倩，2013；张亦春、彭江，2014；李建强等，2019）。第四，建立健全有效的信息披露机制。包括建议强制影子银行体系向公众披露金融产品信息，增加对金融市场的统计调研，建立影子银行信息库，有针对性地隔离商业银行与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传染，形成风险预报机制（周莉萍，2016；吴俊霖，2019；刘莉亚等，2019）。沈敏奇、黄侃梅（2020）还建议完善吹哨人参与影子银行监督的社会机制，以弥补政府监管信息等方面的劣势。第五， 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学者们建议，要持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赋予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自主定价权，减少政府对利率的行政干预；消除利差以及商业银行体系与影子银行体系之间的利率倒挂，通过市场竞争打消影子银行机构进行监管套利的动力（毛泽盛、万亚兰，2012；张亦春、彭江，2014；张兴旺，2018）。
在政策效果评估方面，大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加强对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政策是正面有效的。加强对影子银行的金融监管政策防范了影子银行体系内风险的交叉传染，弱化其对于金融稳定性的不利冲击（方先明等，2017；黄志刚、刘丹阳，2019）。不过，也有部分研究发现有的政策具有负面效果，例如可能加剧企业融资难题等（江振龙，2020）。
利用Citespace进 行 关 键 词 突 现（Burstness）分析，可以进一步观察关键词热度的持续时间、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并预测未来的研究方向。维持前述参数设定不变，运行相关功能即可得关键词突现知识图谱（见图6）。其中，数据时间跨度为“2009-2021年”，“Year”表示关键词首次出现年份；“Strength”表示关键词突现的强度；“Begin”表示关键词突现的初始时间，即关键词从该年成为了研究热点；“End”表示关键词热度结束的时间。图中红色（深色）线段表示关键词成为研究热点并持续的时间。
根据关键词突现图谱以及聚类的情况，我们可将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研究前沿大致划分为早期、中期和近期三个阶段，并结合具体的文献内容，将不同时期的前沿研究归纳如下。
早期阶段的前沿，是指2009-2011年期间突现的关键词所反映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金融危机”“次贷危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这一阶段的研究，重点在于反思美国次贷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背后的影子银行根源。通过深入分析欧美影子银行的产生背景、基本特征、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环境，研究影子银行创新活动如何导致了金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并将风险扩散至整个金融体系，来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对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启示。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于2011年在《金融研究》第1期发表了《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一文，对金融危机之后二十国集团（G20）金融政策的各种响应进行了梳理，阐述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内在逻辑，并明确了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的内涵及意义。文章特别指出，尽管我国影子银行的构成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区别，风险尚未凸显，但应吸取危机教训，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影子银行风险的监测、评估，并逐步纳入监管框架。该文的发表标志我国中央银行开始高度重视影子银行问题，从而激发学术研究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式影子银行问题。从统计结果来看，该文是截至目前CNKI以影子银行为主题的研究中引用量最高的文献。
结合发文量的年度趋势图以及关键词突现图谱，我们将2012-2016年期间突现的关键词归纳为中期阶段的研究前沿，主要包括“风险”“银信合作”“民间借贷”“理财产品”“期限错配”“商业银行”“金融结构”和“房价”等主题词。总体上，这一阶段期刊文献发文量呈现爆发态势，热点词也较多。
根据文献的具体情况，可以把这一阶段的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入剖析欧美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状况，跟踪有关的国际监管举措，分析其可能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对策；另一类则是探究我国是否存在影子银行问题，并指出“中国式”影子银行可能的具体形态、运行特征和潜在风险隐患。研究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商业银行的“银信合作”和“理财产品”是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主要存在形式，而“民间借贷”则是另一个重点讨论的影子银行领域。与欧美影子银行以高度复杂的“证券化”为表象特征不同，我国金融市场证券化程度尚且不高，因此中国影子银行更多地具有“类信贷”特征。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影子银行的诞生，与金融抑制环境下的监管套利或监管规避有关。影子银行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压力，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的金融结构。但也有学者关注到，影子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将资金注入到房地产行业，推高了房价，具有负面作用。整体而言，由于尚不存在对我国影子银行的权威定义，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特征。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中国影子银行的定义，界定相应的范围并测算了规模，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影子银行对我国经济和金融各个方面的影响。
近期研究的前沿主要是指2017-2021年期间以突现的关键词为代表的研究热点所反映的一系列研究主题。这一阶段的研究热点，较多地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加强金融监管的主题相关。可把近期的研究前沿进一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近年来“控风险”和“去杠杆”成为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因此影子银行相关的研究围绕其“期限错配”“高杠杆率”和“刚性兑付”等特征，着重分析了影子银行的风险产生、转移和扩大机制，并评估对商业银行和金融体系的风险外溢效应。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加剧了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稳定具有负面效应，增加了信贷市场的不稳定性，扩大了经济的波动幅度。但随着跨部门强监管政策的实施，风险水平已经明显下降，目前风险可控。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脱实向虚”趋势较为明显，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的金融化与中小企业及民营企业面临普遍的融资约束共存的现象，引起了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大部分研究都肯定了影子银行发展对于缓解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学者们发现，实体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尤其是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可能会导致低效企业长期不能完全退出，从而长期来看将降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而且企业影子银行化的金融资源再配置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信贷歧视。
2017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于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简称“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并于2018年4月正式颁布实施。资管新规旨在通过统一监管标准消除监管套利空间，从源头上遏制影子银行的无序扩张。自从资管新规的征求意见稿发布以来，学术界及时地展开了相关研究。一方面对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了详细解读，剖析了政策的核心要点，并指出了政策中尚待明确的若干问题。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资管新规政策对影子银行体系的影响，从不同角度评估了资管新政实施的政策效应，并提出了相应的转型与发展策略。研究表明，资管新规对于压缩影子银行规模具有显著效果，政策效应方面，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但也具有一定的经济成本，包括推升了企业融资成本，收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减弱了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等（周月秋、藏波，2019；蒋敏等，2020；彭俞超、何山，2020；易炜豪，2021）。
本文运用CNKI 期刊数据库核心期刊中2009年—2021年的文献资料，借助CiteSpace软件进行可视化文献计量分析后发现：
1.从发文量来看，国内外研究对中国影子银行问题相关的研究经历了早期关注和热点爆发阶段之后，目前已经进入研究深化阶段。尽管发文量较2014年最高点有所回落，但近5年来国内外发文量合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表明这一主题仍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且国外期刊发文量2021年实现了数量上的突破，反映出中国影子银行问题已成为国际关注热点。
2.从发文作者和研究机构来看，尽管我国影子银行研究领域尚未形成相应的高产作者群，但从研究机构的集中度角度，国内外均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高产研究机构群。
3.热点主题与前沿演进。透过关键词聚类及突现图谱分析，可以发现影子银行研究热点众多，在2009-2021年期间的不同阶段，呈现出热点交替的特征。概括而言，早期阶段主要在于剖析欧美影子银行的产生背景、基本特征、运行机制以及其与金融创新、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关系。中期阶段，则从我国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出发，聚焦于“中国式”影子银行问题，对我国影子银行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和规模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展开量化分析，评估影子银行的经济社会影响。近期的研究的主要聚焦在影子银行风险溢出及风险化解、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和资管新规解读及政策评估等方面。
结合前文分析，尽管学术界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定义和范围尚有不同看法，但以中国银保监会为代表的金融管理机构已经比较明确地进行了较为权威的解答，从而为今后的学术讨论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监管环境方面，资管新规经过三年的过渡期后，于202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因而相应的政策效应评估，未来仍需学者加以补充研究。与此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改革的持续深化及对外开放，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影子银行的业务模式也必将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监管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因此，未来还需要学术研究持续跟踪影子银行的创新发展趋势，在理论层面更深刻地剖析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深入地研究影子银行对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发生作用的机制机理，更准确地把握背后的经济金融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为制定有效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更好地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农村金融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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