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 中国共产党领导政企关系百年建构：思想、实践与经验

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

• 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的演进与创新

公共经济与管理 

• 从中央调剂走向统收统支——全国统筹能降低养老保险财政负担吗？

• “药品零加成”政策能否缓解患者负担？——基于中部某省公立医院试点的效果评估

• “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吗？

• 市民化能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吗？——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金融研究  

•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产业经济研究

•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财务与会计研究

• 线上调研的价值——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 中小股东“在线发声”与企业会计稳健性——来自雪球论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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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政企关系百年建构：思想、实践与经验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刘凝霜（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

 

摘要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理顺政企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转变与经济体制变迁，是我国政企关系演进的主要依据，使其呈现出在革命战争局势下以保障生产为主导、在工业化战略下以行政管理为主导、在市场化改革目标下以激发各类企业活力为主导、在高质量发展主题下以服务企业创新发展为主导的阶段特征和演进趋势，并较好地实现了各阶段的发展目标。其中可以总结三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建构和完善我国政企关系的根本政治保障；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注重“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有利于优化企业外部环境，推动政企关系良性发展；三是坚持国企民企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党的建设与企业发展有效结合的实现途径，有利于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政企关系。进入“十四五”时期以来，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成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为此，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政治保障。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加强党对社会经济发展领导的重大意义，明确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积极发挥党在国企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同时积极建立发展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的有益联系，确保政企关系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改进。其次，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承担好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公平的维护者职责，为各类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大力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加大对企业的创新支持力度，同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切实帮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税费、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从而使政企关系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助力企业发展的润滑剂。最后，要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弘扬企业家精神，依法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协商制度，坚定企业家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和信心，同时鼓励企业家将企业发展同国家、民族的繁荣兴盛相结合，勇于创新，建立世界一流企业，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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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的演进与创新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程    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

严晓菲（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的发展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推进企业改革试点为核心的萌芽探索阶段、以理顺企业产权关系为核心的制度创新阶段和以实现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为核心的纵深推进阶段。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不断向前的逻辑主线。中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的动态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制度与思想的交互影响。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不断探索中实现了在改革理念、改革模式、法人治理结构和政府作用等方面的理论创新，即在所有制上突破理论束缚而走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的道路，在改革模式上坚持走“由点到面”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坚持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之路，在政府作用上坚持走“放管服”之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仍在进行，我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思想也需适应新的形势，不断加以改进和自我完善，继续推进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具体领域的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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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央调剂走向统收统支——全国统筹能降低养老保险财政负担吗？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曾   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杨   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

《“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即从中央调剂制度转向全国统收统支。如果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收统支，当中央政府不采取严格监管措施时，地方政府征收行为将发生变化，养老保险征缴率会下降，累计财政负担增加。如果进一步提高征缴率，累计财政负担比实施全国统收统支制度时有所下降。为了促进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一要建立地方政府配套奖惩机制。将养老保险征缴率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年度考核，加强对各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及收支状况的审计和督查。二要提高征缴率。税务部门应采取相关措施加大对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力度，如应用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征缴效率，将失信企业纳入黑名单，缴费基数的核定与个人所得税App汇总的工资信息进行比对，减少低报缴费基数的行为。三要合理处理各地历史结余基金问题。可考虑将统筹前各地方政府的历史结余基金留在当地财政专户，并由当地自主管理，使用时报中央政府审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全国统筹过程中的阻碍，增强地方政府征收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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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零加成”政策能否缓解患者负担？——基于中部某省公立医院试点的效果评估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李   静（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虞燕君（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彭   飞（合肥工业大学经济学院）

路   伟（海南医学院管理学院）

 

摘要

“药品零加成”政策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改革的重要措施。“药品零加成”政策能够显著降低试点公立医院的药占比，这一效应在综合医院更加显著。政府直接补助、财政投资以及信贷支持的增加和药品采购成本的下降，是“药品零加成”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原因。随着政策的实施，患者自付费用和单次诊疗费用都显著下降，试点医院的逐利动机有所遏制，但是材料费等却呈现一定的上涨趋势。为了防止改革后期患者医疗费用再度上涨，需建立完善的医院收入监管机制，严密监控公立医院的各项收入并做到公开透明，防止公立医院的逐利机制从“以药养医”向“以查养医”转变，以保证改革的长期有效性。此外，取消药品加成后，政府财政补偿成为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要想长期有效地减轻患者负担，需构建起以医保支付体系为主体、医院绩效考核与医药价格体系为两翼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逐步建立以医院预决算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财政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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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吗？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韦东明（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顾乃华（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韩永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摘要

“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推动政府层级改革、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的积极尝试，是基层政府扩权改革的重要措施。“省直管县”改革通过强化基层财政保障、提升公共偏向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确和激励性奖惩政策的设定有助于强化“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还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地级市邻近及其内部的县域。对于深化“省直管县”改革，一是要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分阶段逐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进一步优化改革目标，理清市县财政权力关系，并强化监管力度，适时对下放和取消审批权限事项开展监督检查；二是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是要建立健全区域合作与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工作对接和协调，推动良性差异化竞争，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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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化能提高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吗？——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陈   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陈海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王柏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摘要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现流动人口市民化，是近年来政府制定的重要城市发展战略。市民化进程会给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带来影响。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市民化不但能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总额，还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水平和生均教育投入水平。可见，市民化会对城市未来长期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储备产生影响，这凸显了推动市民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落户条件相对严格的大城市，应该尽快推动实现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即在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平衡发展。大城市市民化进程相对滞后是市民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大城市存在流动人口多、管理困难和交通拥堵等问题，这些都增加了实施宽松落户政策的难度。但正因为如此，大城市的地方政府教育投入可能更显不足，长期来看不利于大城市的发展，因而大城市实际上对市民化的需求会更加迫切。

 

7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胡   联（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城乡发展研究中心）

姚绍群（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杨成喻（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吉路涵（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我国已消除绝对贫困，相对贫困是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低收入家庭数字工具的缺乏，以及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而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因此，对政府部门而言，一是要进一步促进数字工具的普及和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型智能手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促进低收入人群更方便地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二是要进一步宣传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捷和益处，促进更多低收入人群有意愿成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者；三是要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水平，使得数字普惠金融能更好地惠及低收入者。对金融机构而言，一是要优化数字技术和算法，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二是要加快建设友好型的手机APP和金融产品，使低文化水平和老年人等群体“能看懂、能辨别、能使用”数字金融服务，降低“数字鸿沟”。

 

8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李小林（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徐庆美（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司登奎（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吕学梁（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

深化金融改革开放、优化资源配置并支持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推进资本市场开放的根本目的。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通过降低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缩小实体与金融收益率的差距，对企业投资结构“脱实向虚”具有“纠偏”作用，最终使企业投资结构偏向实体投资。“沪深港通”通过优化投资结构，会促进企业生产效率与价值提升。为了优化企业投资结构，在把控节奏和积极有为的前提下，我国应当适时加强资本市场开放的强度和广度。一方面，可适当扩大“沪深港通”标的股票范围，逐步放宽外资准入范围、投资额度和持股比例限制，进一步优化投资者结构；另一方面，可在当前基础上，主动对标开放程度较高的国际标准，不断探索与其他发达资本市场的合作模式，以更加深化的资本市场开放增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在扩大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要继续拓展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渠道，优化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方式，引导优质境外机构投资者为企业带来中长期资金与先进的治理方式。

 

9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潘   珊（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黄   莉（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

 

摘要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游国有企业占主导、下游民营企业为主的“垂直结构”。在垂直结构下实施上游“竞争自由化”政策，会提高上下游竞争程度，促进下游民营企业进入市场，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但是这种政策的可行性较低，难以在全部行业开展，需要循序渐进地进行引导。而实施“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政策，可以有效增加下游企业数量，提高下游民营企业对中间品的需求，进而提高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有助于形成合理的生产结构，而且兼顾了有效性和可行性，未来应当科学地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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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调研的价值——基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李   颖（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赵   澜（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摘要

投资者调研分为实地调研与线上调研两种模式。自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以来，人们出行受限，实地调研活动难以开展，而各种线上调研活动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与实地调研相比，线上调研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方面，线上调研利用互联网技术可以降低投资者的参与成本，促使管理层充分披露信息，增加知情交易者人数，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线上调研有助于投资者挖掘更多的无形信息，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此外，线上调研与实地调研相辅相成，两者具有“信息互补效应”。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和实体企业需要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减少横亘于资本市场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制度性障碍，并采取有力措施为推行线上调研方式创造条件。当然，线上调研在高效率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因此，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线上调研活动的监管，提高网络环境的性能，保证线上调研能在规范、安全的条件下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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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在线发声”与企业会计稳健性——来自雪球论坛的证据

原刊和作者：

《财经研究》2021年第12期

罗劲博（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熊   艳（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摘要

由于中小股东治理能力和手段的局限性，当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无法依靠时，中小股东只能主动“发声”，要求公司提高会计稳健性。而社交媒体将为其发声提供重要帮助。中小股东的社交媒体讨论通过提高问询监管概率、抑制大股东掏空和降低盈余管理程度，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的会计稳健性，进而提高公司业绩。可见，中小股东在社交媒体上“发声”具有积极的公司治理功能，未来应为社交媒体治理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有必要针对社交媒体的信息交流与发布行为出台更严格和精细化的管理细则，规范社交媒体的信息交流内容，降低谣言对公司管理层决策的负面影响，同时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不受侵害。同时，将非官方媒体与官方发声渠道相结合，为社交媒体监管上市公司提供互动回应的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和新媒体的发声平台，调动中小股东的积极性，集合群体智慧和力量，及时识别公司的风险因素。